老伙計僅被授大校軍銜，許世友忿忿不平地對他說：我想給你爭一爭

1955年9月27日清晨，北京西郊的空氣還有些涼。授銜典禮將在八點開始，候銜軍官們排隊走進禮堂，肩章和領(lǐng)花在燈下閃光。輪到于得水時，主持人報出的銜級是“大校”。臺下有人疑惑地交換眼神：這位在膠東聲名赫赫的硬骨頭，僅得此銜？隊伍末端的許世友聽到報號，臉色瞬間陰沉。他退兩步，壓低嗓子：“我想給你爭一爭。”禮堂里閃過一絲尷尬的沉默，于得水擺擺手，“軍銜只是符號，不礙事。”聲音不大，卻透著篤定。

外人或許不知道，那一刻站在臺上的老人身上有十三處戰(zhàn)傷，舊傷遇雨就疼，但他依舊站得筆直。從昆崳山到天福山，從膠東游擊隊到浙江軍區(qū)，于得水闖過的關(guān)口不計其數(shù)。1930年代，膠東還是白色恐怖的漩渦，他領(lǐng)著二十幾條槍、幾條破棉被，硬是在深山密林中與日偽周旋；到1938年，他部下已擴充到七千多人，隊伍換了好幾個番號，卻始終保留“魚得水”的口號。

1935年11月29日深夜，昆崳山無染寺的油燈只剩豆粒大。三百余名赤衛(wèi)隊員圍坐在石階上，聽指揮所下達起義命令。槍少、人少，硬是要對抗韓復(fù)渠的正規(guī)師團。結(jié)果可想而知，主力被打散，張連珠、程倫當場犧牲。于得水帶著殘部突圍，回頭只見寺門火光沖天。此役之后，他成了文登、海陽一帶的“千元懸賞犯”。正是這股子亡命敢斗的狠勁，讓他在膠東百姓中威望日增。

1936年夏，腹部中彈的于得水在帷幄洞里做了一次“山野手術(shù)”。沒有麻藥，沒有手術(shù)刀，一把剃頭刀解決問題，子彈頭被挖出時，他咬破了兩塊毛巾。陪護的戰(zhàn)士至今回憶，洞外蟬聲震天，洞內(nèi)血滴不停。簡陋，卻救回了一個團長的命。

抗戰(zhàn)全面爆發(fā)后，山東抗日救國軍第三軍成立。于得水改名字，也改了隊伍規(guī)則——“自己是魚，群眾是水”。魚水觀念不是口號。平度、即墨、文登幾縣的老鄉(xiāng)，見到這支隊伍過村，從不躲糧避物；有人家連口鍋都端出來給傷員熬粥。日偽軍封鎖嚴酷，老百姓依舊敢半夜摸黑送情報。戰(zhàn)后說起這些往事，許世友常用一句話形容：“老于欠賬多，欠的是老百姓的情。”

1942年膠東軍區(qū)組建，許世友任司令，于得水任副司令。一文一武，相互補位。海陽阻擊戰(zhàn)中，于得水再度負傷，腿骨裂縫，連夜被抬進趙家莊。三日后日偽搜索逼近，許世友親自前來探視，剛喝完一碗棒子面粥，崗哨急報敵情。兩人扔下碗，一路跌到海邊漁船。狂風(fēng)大浪里，木船如同葫蘆，被卷得東倒西歪。許世友后來打趣：“大河里練過拳，沒想到還得跟你漂海。”于得水笑而不答，只盯著北岸的微弱燈火，那是根據(jù)地的方向。

抗戰(zhàn)勝利后，野戰(zhàn)軍陸續(xù)抽調(diào)北上、南下，許多膠東干部改編進東野、華野。組織考慮到傷病和地方熟悉度，讓于得水留守后方，擔(dān)任東海軍分區(qū)副司令兼煙臺警備區(qū)司令。國民黨渡海企圖三次試探登陸，均被他嚴詞拒絕。美第七艦隊艦橋上也打過電報，要“保證安全登岸”，回答只有一句冷冰冰的“此港口不接待”。

1949年春，浙江六分區(qū)形勢吃緊，于得水隨大軍南下。從膠東黑松林到浙東茶山水田，他帶隊剿匪一年，基本肅清沿海頑匪。有人說“大校”授銜或因職務(wù)序列，也有人認定是因多年偏居后方、缺少大兵團作戰(zhàn)紀錄。無論外界怎樣猜測，他從未辯解。

1960年代初，安徽民政廳里來了一位身材瘦削、步伐緩慢的副廳長。辦公桌旁是一張舊藤椅，椅腳用鐵絲纏了三道。工資三百元，他只留一百元家用，其余寫在小本上，逐戶寄給烈士家屬。有人勸他置辦些保健藥，他擺擺手：“那點錢，夠娃娃們讀書。”

1970年，他的親屬將遺物和三枚二級勛章捐給了天福山起義紀念館。展柜里那件灰色棉軍裝袖口磨破，胸前卻仍能看見“八一”臂章的印痕。參觀的人常問：“這軍裝主人是什么將軍？”解說員回答是“大校”時，不少人輕輕皺眉。可轉(zhuǎn)身看看墻上一行介紹文字——“指揮大小戰(zhàn)斗一百三十六次，身負重傷十一處”，疑惑又被震住。

1982年9月18日，仲曦東、馮德英等幾位老同志回到昆崳山。山風(fēng)吹動松濤，昭示歲月流逝。看著帷幄洞入口新立的石碑，仲曦東輕聲說：“老于這個人，生前低調(diào)得很，可他那股子血性，山里水里全知道。”一行人沒有多停留，敬完酒就下山。碑文只有八個字——“昆崳山英雄于得水”。

授銜不高，功勛卻重。許世友沒能如愿“爭一爭”，可兩位老伙計終究用另一種方式站在了一起：一個名字刻在膠東軍史，一個傳奇印在戰(zhàn)友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