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 | 王學斌《晚清困局：同治中興的權力博弈與秩序重建》（馬勇序）

開本：32開（145*210）

頁碼：328

裝幀：精裝雙封

出版時間：2025年10月

書號：ISBN 978-7-5455-8902-3

分類：中國古代史

定價：78.00元

馬勇作序，解璽璋推薦

解構晚清宮廷權斗、朝堂黨爭、革新與守舊的交鋒，理清晚清人事與權力重組困局

所謂同治中興，不過是一場權力重組下的改革殘局

一段驚心動魄的叔嫂政爭

一場革新與守舊的激烈博弈

一個王朝在困局中的艱難突圍

內容簡介

本書聚焦清朝咸豐末年至同治末年的風云激蕩，以“辛酉政變”為起點，生動再現晚清權力核心的劇烈重構：奕?與慈禧聯手扳倒肅順集團，卻很快陷入叔嫂之間的猜忌與博弈；湘淮地方勢力崛起，挑戰清廷中央權威；“洋務運動”在爭議中艱難推進，而“天津教案”“刺馬案”等事件又反映了中西碰撞與社會矛盾交織的復雜局面。

透過關鍵事件與人物命運，作品揭示了晚清宮廷權斗、朝堂黨爭、中央與地方拉鋸、革新與守舊交鋒的多重矛盾，描繪了一個充滿危機與掙扎的晚清困局。而理解這一困局，正是理解晚清命運起伏的關鍵之一。

作者簡介

王學斌，文史學者，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教授，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長期關注晚近學術思想史、中西政治文化比較研究。已出版《向生與求死：晚清政壇的另類觀察》《顏李學的近代境遇》《清季民初的北學研究》《從文明古國邁向文化強國》等多部著作。

學者推薦

《晚清困局》主要討論同治年間的中國歷史。書中大量利用檔案、日記、文集、筆記，建構了同治年間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的驚異故事。本書史料充分，結構講究，敘述清晰明了，講出了許多先前研究者不太注意的細節。

——馬勇（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晚清困局》講述咸同年間的歷史，另辟蹊徑，從人事入手，發掘此時宮廷內外錯綜復雜的人事關系，探幽尋秘，多有新發現。文字生動活潑，讀來頗有興味。

——解璽璋（文藝評論家）

目錄

楔 子 “夷人之變，為曠古所未有”

——晚清五十年的慘烈開局 / 1

“庚申國變”中清廷官紳的無力之嘆 / 3

不得要領的清廷士大夫 / 5

第一章 “肅順式悖論”

——另類“權臣”的結局 / 9

“鷹派”的發跡史 / 10

變味的“整肅” / 13

尷尬的恭親王 / 17

敏感的西太后 / 18

曬曬“老虎皮” / 20

第二章 成敗“師爺幫”

——肅順的幕僚們 / 23

“師爺政治” / 24

“肅門六子” / 25

“風險投資” / 30

曹師爺反水 / 33

晚景迥異 / 35

第三章 叔嫂如何“坐天下”

——政變后的權力蛋糕分配 / 37

倒了靠山變了天 / 38

恭親王嫡系“嘉年華” / 40

改革才是硬道理 / 42

西太后悄然布局 / 46

第四章 改革理論家之殤

——馮桂芬與他的改革方案 / 49

傲骨崚嶒馮桂芬 / 50

設計改革總方案 / 53

書稿似泥牛入海 / 57

遲來的廟堂討論 / 60

第五章 “功狗”末路

——倒在“舉報門”的勝保 / 63

翩翩辣手“探花郎” / 64

勝翰林“詭異轉身” / 65

賭上了一把大的 / 68

不作死便不會死 / 71

“舉報門”后的博弈 / 73

第六章 從反腐先鋒到嗜權典型

——陳孚恩的宦海浮沉 / 77

“穆黨”紅人 / 78

幾度沉浮 / 81

肅門骨干 / 83

人去事未了 / 86

第七章 “假整肅”與“真收權”

——蹊蹺的彈劾恭親王事件 / 89

模糊的權限 / 90

理論家出場 / 93

恭親王歸來 / 97

“占坑”與“卡位” / 99

第八章 命硬的“湖南幫”

——朝廷與地方博弈之序曲 / 103

“風聞奏事” / 104

僧王之死 / 108

“臥龍”發飆 / 112

不諧之音 / 114

第九章 彈劾案中案

——不斷發酵的湖北督撫之爭 / 117

二把手叫板一把手 / 118

曾國藩幫老九擦屁股 / 121

攪了恭親王一盤好棋 / 124

斗法“奪情案” / 126

當成見累積為宿怨 / 129

第十章 豈能拱手讓人

——同治四年兩江總督易位風波 / 131

淮海名吏吳棠 / 132

兩度試探未果 / 135

爭奪之戰升級 / 138

江北終歸湘淮 / 142

第十一章 政變之后

——盤點洋務新政的第一個五年光景 / 145

“錯位”：最高層權力結構不穩固 / 146

“遠憂”：改革缺乏頂層設計 / 151

“暗戰”：思想意識領域的“左右互搏” / 152

第十二章 老臣的魅影

——晚清官場的老人進退與政局消長 / 155

早早規劃的人生 / 156

步步驚心的危局 / 157

緊緊攥住的地盤 / 161

陣陣不絕的濤聲 / 165

第十三章 從美國公使到“中國使臣”

——近代中美關系中的蒲安臣 / 167

“處事和平，洞悉中外大體” / 168

“即如中國派伊為使相同” / 171

“蒲安臣一席，似乎蛇足” / 173

投入一池死水中的石子 / 177

第十四章 局內人的“旁觀”

——“洋大人”的改革中國計劃 / 179

“咱們的赫德” / 179

曾經不“騎馬” / 183

督撫之回應 / 187

恭親王“借東風” / 191

第十五章 風起同文館

——政見之爭背后的派系斗法 / 193

沒有頂層設計的新政 / 194

改革“新狀態”：督撫洋務模式 / 196

恭親王“等風來” / 198

兩宮表態與倭仁“落馬” / 201

究竟誰是贏家？ / 204

第十六章 “除閹”背后

——叔嫂暗戰升級 / 207

祖制上的缺口 / 208

官場中的兩極 / 211

屠刀下的家法 / 215

暗戰后的升級 / 217

第十七章 大佬的黃昏

——天津教案中的曾國藩 / 221

恭親王心腹 / 221

風中之燭 / 225

同床異夢 / 227

一波三折 / 229

不解之疑 / 232

第十八章 貴胄相斗

——醇郡王奕與恭王奕爭權 / 235

權力的渴望 / 236

鷹派漸成型 / 239

政見與私見 / 242

余波仍未了 / 245

第十九章 “和睦幻象”

——崇厚使法謝罪記 / 247

不被看好的“破天荒”之行 / 248

同巴黎公社不期而遇 / 251

于一波三折中完成使命 / 255

人走進世界心卻留在國內 / 257

第二十章 李鴻章崛起

——湘淮派系的權力更替 / 261

微妙關系 / 262

控扼湘淮 / 266

師徒斗智 / 269

李鴻章的時代 / 272

第二十一章 兩江總督之死

——“刺馬案”揭開的“中興”真相 / 275

各有各的“甚奇” / 276

焦慮而微妙的審判 / 281

從“為國剿賊”到“自陷于賊” / 283

曾國藩的“心病” / 287

這樣的“中興”靠譜嗎？ / 288

第二十二章 中興光暈背后的三重色調

——盤點洋務新政的第二個五年 / 291

何謂“中興” / 292

缺乏大才 / 294

內爭不已 / 296

吏治敗壞 / 300

參考文獻 / 303

學斌囑我為他的新作《晚清困局》作序，我欣然接受。

學斌是學有所成的新一代學者，有學術史功底，讀書甚多，功夫扎實，也很能寫，出版了好幾種很有價值，甚至具有學術史意義的作品。這本新書《晚清困局》主要討論同治年間的中國歷史。書中大量利用檔案、日記、文集、筆記，甚至野史，建構了同治年間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的驚異故事。本書史料充分，結構講究，敘述清晰明了，講出了許多先前研究者不太注意的細節，一定會引起學界的重視。

同治年間肯定是中國歷史的一個重要節點，向來受到研究者的重視，也有一批極具深度的著作面世。但總體而言，在細節、深度，甚至大歷史視角觀察方面，似乎都還有繼續探討的空間。本書在這幾個方面都有相當的推動。

就細節而言，這本書引用大量日記、筆記、檔案，以二十二章的篇幅詳細描述了同治十三年間的重大事件，討論其“政治得失”。諸如肅順集團的興起、覆滅，兩宮太后尤其是慈禧太后的弄權，慈禧太后與兩個皇叔特別是恭親王奕既聯合又斗爭的故事。本書也寫了一批“功狗”的人生末路，如勝保，如陳孚恩；還有這一時期影響甚大的政壇斗爭、八卦故事，像曾國荃與官文鬧翻，吳棠、曾國藩、李鴻章與江督易人。至于江督馬新貽閱兵場被刺案，更是這段歷史上的狗血劇，諸多解釋，至今依然很難圓滿。《晚清困局》這本書對這些歷史細節有自己的還原與解釋，對書中的許多討論，讀者可以不完全同意，可以繼續探究，但必須要承認其解釋占有詳盡的史料，往前推進了許多，值得后來者作為起點參考。換言之，就是后續研究者無法繞開這本書的討論，不能無視之。

我所關注的點，也是這部書的一個主題，即如何重估同治十三年在中國歷史中的意義。從傳統轉向現代，這是中國歷史過往幾千年從來沒有的事情，深刻影響著后來一百多年中國的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作為研究者，通過還原歷史的本來面目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可以重新看清那一代人的爭論，也就是本書所說的“權力博弈與秩序重建”。

十七至十九世紀，世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幾個大國引領著世界的潮流，以排山倒海之勢沖擊著舊制度。在世界劇烈變動沖擊之下，中國最終也不得不變，這其實也是中國政治人物認知的必然結果。英倫三島出現的那臺蒸汽機深刻改變了歐洲，改變了世界，當然也會改變中國。

但是，中國在那時正沉醉在康乾盛世的迷幻中，對外部世界的變化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盡管廣州口岸車水馬龍，外國商船絡繹不絕，但十八世紀的中國知識人對域外事務并不關心，甚至經過馬戛爾尼、阿美士德兩次訪華沖擊，中國對西方的變化依然無感。直至1840年訴諸戰爭，中國方才打開半開半閉的大門，用五個通商口岸接納西方。

五口之中，廣州因五口通商而自身利益受損，它沒有利用自身優勢擴大已有的貿易基礎，而是不接納新條約的約定，不準許外國人入城貿易居住。廣州因此陷入巨大困境，廣東乃至兩廣地區的經濟因此受到極大打擊。后來的金田起義，其實可以從這里找到爆發的蛛絲馬跡。另外幾個新開放的通商口岸特別是上海乘勢而起，迅速成為經濟增長的新引擎。中國的經濟中心逐步轉移，華南、兩廣幾百年的優勢逐步讓位給了長江流域。

五口通商帶給中國與世界的變化并不僅僅是貿易的擴大，還有中西各界對世界尤其是對對方的認識。西方從五口通商中看到了中國市場的巨大潛力，希望中國政府能夠沿著先前的思路繼續擴大開放，讓西方更充分介入這個龐大的市場。

中國也從五口通商中獲得了些收益，還有一些有益的啟示。在這個過程中，五口之外的中國人也不能不思考一個問題：他們為什么不能像五口那樣分享通商帶來的好處？于是我們看到的歷史事實是，五口通商十余年之后，中西各方都期待借助約定的修約機會重新討論一些各自關切的問題。于是有了1858年的《天津條約》。

《天津條約》是清政府與英法美俄四大國分別簽訂的一個系列條約，這個系列條約的主旨是清政府認同外國公使常駐北京，增開通商口岸，外國商船可以進入長江各口岸，外國人可以到中國內地游歷，傳教士可以到內地傳教，議定關稅。按照這個條約，中國對外開放的范圍、力度，都較1842年《南京條約》有很大調整，大致接近于日本1854年與美國達成的通商條約的水平。咸豐皇帝在條約簽字后立即后悔了，他無法接受與外國公使同城居住，認為這個條約是被要挾的盟約。于是中外之間重啟戰端，有了我們稱之為第二次鴉片戰爭的重大事件。這也是《晚清困局》這本書的開篇。

咸豐皇帝不能接受東西方更加緊密的接觸，也就意味著無法指望他引領中國走向世界，開始一個新時代。歷史研究者當然不會假設歷史走向，但忍不住會推演，假如咸豐皇帝不是死在承德避暑山莊，中國會不會在他的領導下發生洋務新政這樣的大變革？復盤咸豐皇帝當政十余年，一方面我們同情他的不幸，內亂外患交織，十幾年似乎沒有多少舒心的日子；另一方面我們也必須承認不論內亂還是外患，咸豐皇帝的處置依然有可檢討的空間。像蔣廷黻先生所說，朝野各界對外部世界的無知讓中國錯失《南京條約》之后二十年的光陰。而這二十年又是那么重要那么關鍵。中國如果在《南京條約》后沉痛反省，走上改革之路，或許后來東亞大局依然會由中國來主導，日本依然是配角。

1850年，咸豐皇帝親政，翌年就爆發了太平天國起義，這是清帝國固有矛盾日積月累的結果。這固然是咸豐皇帝的不幸，但也是他大展身手施展本事的機會。然而歷史沒有如此發展，咸豐的一生就在內外煎熬中度過了。

咸豐皇帝臨死前安排了一個接班團隊，由八大臣輔佐小皇帝和兩宮太后執政。如果不是后來發生驚心動魄的政變，八大臣被除掉，清帝國的政治大約還要在咸豐既定的路線上前行。一次非法政變給清帝國迎來了空前機會。政變獲益者不能不做出有意義的進步以掩飾不太光彩的過去。

歷史總是在尋找突破的機會。從后來的觀點看，咸豐皇帝的安排是自私的，也是他失敗的根源，八大顧命大臣竟然沒有留守京城與英法交涉，而派了恭親王奕，即便從私天下的立場而言，這也是說不過去的。奕與兩宮太后聯手除掉八大臣，似乎也就得到了解釋。正是這樣一種歷史背景，讓本書的描述得以展開，“庚申國變”固然為“晚清五十年”之“慘烈開局”，但中國歷史由此掀開新的一頁似乎也是事實。中國不得不打開國門接納西方，也不得不派遣使臣出洋，派遣留學生出國，甚至借重美國使臣蒲安臣為“中國使臣”出使西洋，如果這一系列亙古未有的巨變沒有些微反對，舉國一致認同和贊美，那么歷史似乎也太容易，太沒有曲折了。

幸運的是，這部書濃墨重彩地書寫了中國歷史上這一重要轉折點，這短短的十幾年被寫得跌宕起伏，峰回路轉，極具可讀性，極具畫面感。相信這部書對于重構近代中國歷史敘事，一定會起到積極作用。

是為序。

馬 勇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2025年8月18日

楔子

“夷人之變，為曠古所未有”

——晚清五十年的慘烈開局

1860年10月9日，在京供職的常熟士人翁同龢于日記里寫道：“清晨城上紫云垂垂，微雨竟日，夜見星斗。”此不尋常的天象恰與人事相合。這天凌晨，被英法聯軍擊潰的數千名清廷逃兵擁擠在北京城西的彰義門（即廣安門）外，至早上辰時，這批潰逃的清兵從西便門魚貫涌入北京外城，“人馬車馱共爭門入，聲如沸濤”。更為酷烈的事情還在后面。次日，翁氏聽聞“海淀、老虎洞、掛甲潭等處房屋被焚，夷兵向大宮門開兩炮，后湖中有浮尸四具”。10月18日的午后，身居北京城內的翁同龢遠望“西北方煙氣徹天”，直到第二天“煙焰未熄，乃三山宮殿及高明寺被焚也”。

無獨有偶，避難房山的翁同龢之父、前體仁閣大學士翁心存于10月9日在屋中悶坐，聽聞“圓明園被毀，或云炮打，或云火燒，或云僅焚宮門，或云已被占據……恭邸、桂相不知何往，人情惶惑”。10月18日，翁心存于下午未刻舉目“東北方黑煙騰空”，到了傍晚，他在“城上望見火光燭天，不知何處，兀坐端憂，夜不能寐”。待到翌日午后，“東北方尚見煙焰”，經房山練局偵探得來消息，原來昨日“萬壽、玉泉、香山皆被焚毀”，想必往昔入園領略美景的記憶涌上心頭，翁禁不住喟嘆：“大車載薪，積若山阜，此次再焚，不獨三山蕩盡，而圓明園正殿、正大光明、勤政殿皆靡有孑遺，即澄懷之近光樓亦為灰燼矣，時事如斯，真堪一慟。”

翁氏父子于京內、京郊共同見證的大事件即晚清史上創痛深巨的“庚申國變”。較翁氏父子，賦閑湘中的郭嵩燾對此事變省思更深。甫聞此難，郭嵩燾的反應亦是震驚：“時局艱危，重遭大喪，國事奈何！天下奈何！”然而半個月后，郭氏便專注檢討清廷的致敗緣由。首先，他看出國事這般不可收拾，“朝廷為議論所持，旁皇迷亂，莫知所措”。其次，他認定“夷人之變，為曠古所未有”，更甚者，“夷人者，中國百年之患”。這兩點，確屬卓見。奈何中國走向近代化的首次嘗試“洋務新政”正是經歷此等慘烈局面后的“不得不為”與“痛定思痛”，人們容易健忘，在一百六十五年之后，對于這場曠古未有的“夷人之變”因何而驚天動地、晚清五十年的改革因何失敗以及清廷的政爭又為何紛亂不已，個中緣由，仍值得我們探討與反思。

“庚申國變”中清廷官紳的無力之嘆

政治巨變，緣何來得如此迅烈？

就在英法聯軍進入北京不久，遠在蘇州木瀆的士人趙烈文看到友人信函，其中就咸豐帝北狩一事評價曰：“嗚呼，二百年宗社，危于俄頃，初不意其如是之速！”一個“速”字，道盡了舉國上下人們的驚愕與無措。正在江南平叛的曾國藩得知咸豐帝逃往熱河，“夷氛逼近京城僅二十里”，如此噩耗，讓經歷過數次生死考驗的文正公頓時崩潰，“為之悲泣，不知所以為計”。二十天后，曾國藩讀完胡林翼寄來的函件，“知京城業被逆夷闌入，淀園亦被焚，傷痛之至，無可與語”。仔細品味，曾氏的這種“傷痛”似乎莫可名狀，且至深至切。

畢竟趙、曾二人尚在千里之外，身處險境者之體驗則會更為真切。如時任禮部主事的劉毓楠寫道：“初八日（9月22日）卯刻，圣駕攜后妃、諸王、大臣、侍衛等官，倉皇赴木蘭而去。聞駐駕熱河，人心大恐。初九日，官眷商民人等，紛紛出城逃避，聞自彰儀門至保定，一路車馬行人，擁擠不斷。”皇帝北逃，京城的官民失去了主心骨，頓時亂作一團。彼時全權負責夷務的恭親王奕“登高瞭望”，雙眼無助甚至絕望地瞅著“西北一帶，煙焰忽熾”到煙焰彌天，其奏報中更自稱“痛哭無地自容”。咸豐帝用朱批著意表示“覽奏曷勝憤怒”，然“憤怒”愈加放大了清廷的無力感。這種無力感又真真切切地在京師蔓延，延燒累日的圓明園內外俱是“煙焰迷天，紅光半壁”，而“數百載之精華，億萬金之積貯，以及宗器、裳衣、書畫、珍寶、玩好等物，有用者載入夷營，不要者變為瓦礫，更被土匪搜劫一空。萬間宮殿蕩為墟矣”；“海淀之焚也，京師震動，駐守內外城之王大臣等相顧愕眙”。士大夫們要么痛惜“至歷代圣容，皆為碎裂，尤不忍聞矣”；要么“國事至此，唯相對一哭”，甚或一夜間“須發皆白”。貴族高官亦難于亂局中幸免。離亂燒掠間后宮“常嬪因驚溘逝”。而總管內務府大臣文豐投入福海殉難。

侵華英軍司令霍普·格蘭特記錄：“10月10日，恒祺（留京從事和談的大臣之一）懇求讓他在巴夏禮的陪同下看看圓明園。我答應了，并派了一個護衛隊一同前往。巴夏禮說看到這個可憐蟲真是難受得很。他坐在一個小湖邊，雙手托著腦袋，突然大聲哭了起來，說萬事皆休，他也該死。但是他此次來的主要目的是尋找他的好友，圓明園總管，傳聞他投湖自盡了，后來果真在一個湖里找到了他的尸體，隨后恒祺就回去了。”從失聲痛哭到“萬事皆休”，細揣恒祺所見所思，仿佛沉尸于偌大福海里的，是包括他自己在內的一個個心如死灰般的清官，這活脫脫折射出以他為代表的清廷高官因無力回天而生無可戀的心境。

不得要領的清廷士大夫

發生在京師的一幕幕慘狀，正反映了清廷的無能。究其緣由，與清廷不了解或不愿了解西方有很大關系。

早在1860年6月，在致曾國藩的信函中，曾協助僧格林沁辦理洋務的郭嵩燾便對當時的形勢給出己見：“中國與西夷交接二十余年，至今懵然莫知其指要，猶為國有人乎！”一言以蔽之，當時困局的樞紐在于“戰法”與“和法”皆無。具體而言，“何謂無戰法？彼不求戰，我何苦而戰；何謂無和法？彼不受和，我何為而求和”。正所謂外交事務法無定法，端在相機施策，倘“國家與夷人相接，始終出一轍，所謂舍康莊而由荊棘者也”。

當英法聯軍在津門步步緊逼時，郭嵩燾與友人縱論漢朝擊潰匈奴的成敗得失，忍不住借題發揮，“論控制夷狄之大，常一以守為本，計戰與和二者，因時度勢，存乎當國者之運量而已。未有不問國勢之強弱，不察事理之是非，惟瞋目疾呼，責武士之一戰，以圖快愚人之心，如明以來持論之乖戾者也”。

孰料形勢演變迅速，郭氏的預言竟在一個月內成為現實。此后他的行文不再是“項莊舞劍”，而是直指京師士人與僧格林沁。對于士大夫之眾口囂囂，郭氏指出“自漢唐以來，所以控馭夷狄者，皆頗能知其節要。而覺南宋以后，議論事局，與古一變。學士大夫習為虛驕之論，不務考求實際，迄今六七百年，無能省悟者”，終致“朝無大臣則群論囂然，相與旁皇迷亂，趨于禍敗而后已”。南宋以來這等虛浮習氣之遺毒至今仍重，“士大夫之無識為之也”，一方面“京師士大夫不考古、不知今，徒以議論相持”，另一面“眾人之論事也，但睹成敗；今并成敗不論，而一意歸過朝廷”，士大夫間徒逞口舌之快的風氣，如同一種“惡性循環”，不僅容易導致清廷的研判偏差，更會造成難以估量的決策失誤。對于僧格林沁，郭氏之評斷可謂直言不諱：“僧邸乃遂以無道行之，以速成其禍”，“僧邸之罪，殺之不足蔽辜矣”。

郭嵩燾以上的文字絕非空論，的確與北方發生的事件軌跡相印合。庚申國變緣起于換約風波，經大沽炮戰而激化。當英國首相巴麥尊發誓要與清廷決戰時，咸豐帝卻仍依違于戰和之間：“速就撫局，原屬正辦。”在咸豐帝心中，剿滅太平軍方是最要之務。

直到英法聯軍在1860年7月封鎖渤海灣之際，咸豐帝仍堅持認定西人遠來“實則以兵脅和”，一再諭令僧格林沁等人“總須以撫局為要”。待到8月中旬津門敗局已定，咸豐帝似乎才緩過神來，命令僧格林沁“如果無可支撐，惟當設法酌撤”，畢竟“惟在下根本，不在海口，實在京師，若稍有挫失，總須帶兵退守津郡，設法迎頭自北而南截剿，萬不可寄身命于炮臺。切要，切要！以國家依賴之身，與丑夷拼命，太不值矣！”且戰且退，欲打又守，如此矛盾復雜實懦弱自保的心態，恰說明清廷在此次戰爭中的應對毫無章法可言。

8月底，大沽失守，列強提出帶兵進京要求，咸豐帝愈發惴惴不安，“大患切膚，一決即內潰于心”。然而和談未果，英法聯軍推進到通州，前幾日在朱諭里聲稱將“親統六師，直抵通州”的咸豐帝心緒再次為之改變。不知經過了多少次反復密議，9月22日，咸豐帝攜眾人由圓明園倉皇奔往熱河。在時人筆下，該“倉皇”歷歷可見：“七、八兩王爺尚在上書房習國畫，內使忽傳上諭，令收拾啟行，諳達及哈哈珠色等皆不知所為，此時車駕未齊，所雇民車亦一時未集，倉猝起身，宮人等尚多未梳洗，皆挽髻披衣登車而去。隨駕者諸王：端華、肅順及宗室大臣、眾侍衛、內監而已，余臣因無車騎，望塵而嘆而已。”

收拾危局的恭親王奕，與其說他是“善后”者，不如說他是“彌縫”者。在接手談判后，奕始終表示撫局難于上青天，而急于回鑾的咸豐帝卻認定撫局可成。在抵達熱河幾日后，咸豐帝便諭令直隸總督恒福馳赴古北口準備接駕。四天后，咸豐帝又在奕等人的折子上朱批道：“照常情形，無決裂之事。”這等諭旨，在奕看來，簡直無法完成。

假如將恭親王奕同英法列強的交涉比作綿羊與惡狼的博弈，那么，奕與咸豐帝的關系則酷似老鼠與病貓的游戲。咸豐帝的返京切盼之于奕，不啻是至大難題。我們以后見之明，考量彼時清廷想要達成撫局的情境，咸豐帝與奕之間實際處于信息不對稱的態勢。咸豐帝最大的心病是英法公使親遞的國書，但當他從奏折中得知英法不會因此事動兵，遂斷定撫局不日可成。然而，奕諸人未能妥善處理與英法聯軍的交涉問題。

英法聯軍見訴求遲遲無法滿足，便進軍北京，大火燃遍了淀園。遠在熱河的咸豐帝驚駭道：“不料夷務決裂敗壞至此。”恐怕他至死也不會料到，恭親王奕等人在處理撫局時，竟然欺上瞞下、顢頇遲延。這正應了郭嵩燾的一句話：“蓋夷務曲折，舉京師無人能知其要領。”

自此，浩蕩復雜且更具歷史意義的晚清五十年的政治斗爭與新政改革驟然開啟。回首望去，這一時期的歷史趨勢與面向至為復雜，宏大敘事不能窺其貌，微觀敘述更不能見其大。故本書嘗試以中觀視角來呈現這一段充滿“復調”韻味的歷史。首先要探討的議題，即經歷庚申國變與秩序重建后的清廷，以及其所建構的“同治中興”敘事的實相與成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