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V確診20年的阿勇說：誰不難？但日子還得過！

誰不難？但日子還得過！

　　每天清晨七點，天津的老小區里還飄著早點攤的熱氣，阿勇會準時從藥盒里倒出一粒抗艾滋病病毒藥物，就著溫水咽下。

藥片劃過喉嚨的輕響，像一句持續了20年的開場白——既是他作為艾滋病感染者的日常，也是他作為“艾馨家園”創始人的序章。

第五個服藥的感染者

　　“我是天津第五個服藥的感染者。”說這話時，阿勇指尖摩挲著泛舊的藥盒。

2005年的夏天，40歲的他還站在事業的高點：從國企行政到下海創業，直到一張HIV陽性報告遞到面前，CD4（人體重要免疫細胞，正常成人CD4為500—1600/μL）計數只有20/μL，報告上的每個字都像一把剪刀，瞬間剪斷了他設想的所有未來。

　　“那時候，宣傳冊上的病人都是骨瘦如柴、渾身潰爛的樣子。” 阿勇記得，確診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給自己料理“后事”——哪筆錢給父母養老，哪批貨要盡快交付。當時的他不怕死，怕的是走得不體面。

　　那時人們對艾滋病認知甚少，連醫生都只敢寬慰 “再活五年八年沒問題”，專業知識的匱乏像一層濃霧，把他和希望隔得遠遠的。

　　轉機出現在2006年的一個周末。阿勇偶然聽說有場艾滋病知識講座，抱著 “反正沒什么可失去”的念頭去了。

教室里坐滿了和他一樣的人，這是他第一次系統地了解艾滋病，漸漸明白了艾滋病并非不治之癥。那天回家的路上，阿勇第一次沒走平時的捷徑，而是沿著海河走了一大段。夕陽把河面染成金色，他忽然覺得“原來生命還能這樣繼續”。

　　2011年，阿勇與四名志同道合的感染者一起創辦了一個艾滋病民間互助組織，最初的設想只是簡單地相互幫助、相互依靠，為更多的感染者建立一個可以傾訴的空間。他們為此租下了一間小屋子，門口掛上牌匾：“艾馨家園”。

“那一刻，我更不能放棄這個孩子”

　　2012年冬天的醫院走廊，阿勇第一次見到那個大二學生。男孩攥著確診報告，手指關節發白。一段時間后又聽說，男孩因為藥物副作用，全身皮膚開始潰爛，膿水順著下巴往下滴。

　　“他是外地人，這副樣子不能回學校，在天津又舉目無親。”阿勇把男孩接回自己家，每天早上幫他涂藥膏，晚上陪他在小區里散步——因為皮膚敏感，男孩出門必須戴面罩，兩人常常在路燈下一圈又一圈地走，不怎么說話，卻比任何安慰都管用。

　　男孩病情最嚴重時，男孩父親只在病房待了片刻，留下錢便離開了。

　　“那一刻，我更不能放棄這個孩子。”目睹這一切的阿勇對自己說。

　　病情不斷出現反復，最難熬的時候，男孩說他 “不想活了”，阿勇拉著他站在窗前，指著樓下的早點攤：“你看那賣豆漿的阿姨，每天四點就起來磨豆子，誰不難？但日子還得過！”

后來男孩通過不斷地正規治療，病情好轉，重新回到學校繼續讀書，又順利出國讀研，他過去叫阿勇“大哥”，現在橫跨網絡，微信里會親切稱呼阿勇“干爹”。

　　阿勇的手機里，還存著很多這樣的故事——最小患者是一個9歲的男孩，確診時連“艾滋病”三個字都認不全，只知道自己病了，每三個月要來醫院開藥、抽血。

有一位志愿者與孩子結對，給予“一幫一”幫扶。令人欣慰的是，這個孩子后來考上了重點中學，并順利進入大學。

直面恐懼，才能跨過那道坎

　　“這些年，感染者的心態變太多了。” 阿勇說，早年的感染者大多帶著恐懼，有人甚至會把藥藏在床底下，不敢讓家人看見；現在有些年輕感染者確診時會繼續無所謂地談笑。

　　這種轉變背后是復雜的現實：抗病毒藥物的進步讓疾病變得可控，而確診也成了某些患者生活不檢點與拒絕承擔社會責任的借口。

　　但這種轉變也藏著隱憂——一些年輕人從醫院取藥后，轉身就去酒吧，覺得“吃了藥就沒事”，反而不注意保護自己。

　　阿勇的勸導方式很直接。他會指著取藥處一瘸一拐的人對年輕患者說：“那是打梅毒針的反應，每次都疼得直咧嘴，你想遭這罪？”

遇到情緒崩潰鬧自殺的人，他有時會說：“要是真想跳樓，我陪你去20樓！沒那勇氣，就好好活著。”——不是狠心，是他知道，只有直面恐懼，才能跨過那道坎。

　　如今，阿勇計劃退休，想找個清靜的地方旅游，享受久違的安靜生活。

　　“生命這東西，脆弱得像根草，風一吹就彎；但只要扎了根，就能扛過不少事兒。”

每天晚上，阿勇還是會把第二天要吃的藥放在床頭，藥粒在臺燈下泛著微光。

20年的時光里，這粒藥是他的鎧甲，而“艾馨家園”里的那些故事，是他穿過鎧甲，留給這個世界的溫柔。

來源：天津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