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通籍院長用命守的底線！南博6800元→8800萬謎案，藏著多少未解之謎？

南博事件

深度復盤

博物館信任危機如何解？

2025年5月，北京一場拍賣會的預展現場，一幅估價8800萬元的明代仇英《江南春》圖卷引發軒然大波——這幅畫作竟源自1959年龐萊臣后人捐贈給南京博物院的 "虛齋舊藏"。隨著龐家后人的舉報與訴訟，一樁跨越六十余年的文物捐贈糾紛浮出水面，從鑒定爭議到處置疑點，從程序漏洞到信任危機，南京博物院這起事件早已超越單一文物歸屬之爭，成為牽動文博界的行業鏡鑒。作為南通本地自媒體，我們無意給出專業解決方案，只想順著事件脈絡，提出那些讓公眾耿耿于懷的疑問與看法。

龐萊臣后人捐給南京博物院的明代仇英《江南春》圖卷（局部），2025年出現在北京一拍賣公司預展中。

01

事件脈絡

這起事件的時間線，藏著多重待解的疑問：

?1959年，收藏大家龐萊臣之孫龐增和向南京博物院無償捐贈137件 "虛齋舊藏" 古畫，其中便包含爭議核心的仇英《江南春》圖卷，南博出具了捐贈收據與藏品清冊。

?1961年至1964年，經張珩、謝稚柳等權威專家及南博內部專家兩次鑒定，《江南春》等5件作品被認定為"偽作"，這一結論成為后續處置的核心依據。

?1997年，南博以"不夠館藏標準"為由，經江蘇省文化廳批準，將5件作品劃撥至江蘇省文物總店

?2001年，《江南春》以6800元的價格被"顧客"購走，銷售清單標注為《仿仇英山水卷》。

?2025年5月，這幅畫作現身北京拍賣會，估價飆升至8800萬元，經龐家后人舉報后撤拍。隨后龐家后人查驗藏品時發現5件作品 "失蹤"，多次追問無果后提起訴訟，要求南博說明流向并返還畫作。

?截至2025年12月，江蘇省文旅廳已牽頭成立聯合工作專班，國家文物局介入調查，南博原經手人及相關負責人被行政記過，案件仍在司法審理中。

02

鑒定之疑：“偽作” 標簽背后，

是專業判斷還是權力背書？

南博堅持兩次專家鑒定結論合規，1961年的鑒定組包含張珩、謝稚柳等業內泰斗，符合當時行業標準。但公眾的疑問從未停止：

1961年11月，張珩、韓慎先、謝稚柳三位專家鑒定后意見：“江南春圖卷，偽，一般，陳鎏題引首真，后面題跋完全不對，偽做得很好，原龐家是當真的藏的”。

●半個多世紀前的鑒定僅依賴肉眼觀察，缺乏現代科技檢測支撐，時代局限性明顯，為何不借助如今的高光譜成像、材質分析等技術進行復檢？

●第二次鑒定的專家資質遠低于首次，其中還包含缺乏專業鑒定資質的文物征集員，這樣的鑒定團隊是否具備足夠公信力？

●鑒定原始報告的關鍵信息被馬賽克遮擋，專家論證依據、表決流程、分歧意見等均未公開，這份 “不透明” 的鑒定結論，如何讓捐贈人及公眾信服？

●即便真是 “偽作”，作為龐萊臣 “虛齋舊藏”，帶有12枚收藏印、流傳有序的高仿品，本身就具備極高的歷史研究價值，為何被簡單歸為 “無保存價值” 的處置品？

03

程序之惑：“合規” 外衣下，

捐贈人的知情權被誰漠視？

南博稱處置流程符合當時規定，從內部審核到省級審批均有書面記錄，但細節中的漏洞卻無法回避：

?從鑒定 “偽作” 到劃撥、售賣，跨越近四十年，為何全程未告知捐贈人及后人？即便法律無強制返還義務，難道捐贈人的知情權就不值得尊重？

?文物調撥單上有前院長徐湖平的清晰簽名，他卻在采訪中聲稱 “沒有經我手”，簽名與說辭直接沖突，到底哪一個才是真相？

1997年5月8日，被認定為贗品的《江南春》圖卷退出南京博物院館藏記錄

?2001年的銷售記錄僅標注買家為 “顧客”，關鍵流轉環節模糊，所謂 “合規” 是否只是掩蓋暗箱操作的遮羞布？南博公布的底單顯示，2001年4月16日，一位名為“顧客”的人買走了這幅畫。然而，多方息指向了另一位關鍵人物——南京藝蘭齋美術館的創辦人、著名收藏家陸挺。

?龐家后人從1979年就開始追索相關文物，直到2025年借助法院強制令才得以查驗庫房，為何博物館的管理信息對捐贈人如此封閉？

04

堅守與迷失：

制度漏洞誰來填補？

南博的這段歷史，因兩位院長的鮮明對比更顯沉重，其中一位便是南通如皋籍的前院長姚遷。

姚遷：為守文物底線，遭誣陷含冤自縊

《我的學術小傳--胡明福自傳》（胡明福時任江蘇省委宣傳部部長，為當年姚遷事件親歷者），內容出自書中：南京博物院院長姚遷自殺事件章節，148P~149P

新華社北京8月3日電：

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調查組在江蘇省調查組的配合下，最近就南京博物院院長姚遷自縊身死問題作了調查，向中央寫出了調查報告。調查報告認為，原來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對姚遷同志的結論性意見和《光明日報》對姚遷的點名批評不是實事求是的，定性是錯誤的。

中紀委的調查報告說，姚遷是入黨四十年的老同志，六十年代初任南京博物院院長。他學習刻苦，事業心強，是懂行的領導干部，對江蘇省博物、考古事業和南京博物院的建設作出了顯著貢獻。他主持編寫的有關院藏珍貴歷史文物的資料和有關文章，對國內外學術交流活動，起了積極作用。姚遷同志在國內外博物館界是有影響的。

調查報告說，早在1982年冬，有人揭發姚遷同志在文章署名中有侵占他人學術成果問題。1983年3月和7月，《光明日報》進行了兩次片面的調查，并提出對姚遷要登報批評。當時江蘇省文化局黨組沒有同意《光明日報》的意見，認為姚遷是屬于工作中的缺點，姚遷同志1983年7月在黨的生活會上也作了自我批評。可是，時隔不久，1983年11月，《光明日報》又在它的一個刊物上發表了姚遷剽竊、侵占科研人員學術成果的文章。省委宣傳部便組織調查組，再次調查了姚遷同志的問題。

報告說，省委宣傳部根據調查組的調查，認定姚遷不但在署名文章上侵占他人學術成果，而且在執行知識分子政策上也存在不少問題。這個結論性意見是在沒有向本人認真核對事實和聽取意見的情況下作出的。省委宣傳部同時又同意《光明日報》于1984年8月26、27日發表了《南博院長姚遷以權謀私侵占科研人員學術成果》、《對姚遷同志所犯錯誤問題江蘇省委宣傳部作出有關決定》和《姚遷在執行知識分子政策方面存在嚴重問題》三篇報道。《光明日報》還配有《知識分子的智力成果不容侵占》的評論員文章。報道中說姚最近幾年侵占他人學術成果二十余篇（本），并說姚個人主義惡性膨脹，憑借權勢，不擇手段，把科研人員作為獲取名利的搖錢樹，還批評姚邊查邊犯。

調查報告說，姚遷同志看到《光明日報》的報道后，連喊冤枉。南京博物院一副院長說，這是對姚遷同志搞傾盆大雨，不教而誅。這些報道使姚精神壓力很大，情緒反常，于1984年11月8日凌晨在家中自縊身死。

中紀委調查組對姚遷在署名問題上受到指責的二十五篇文章、圖錄作了具體調查和分析，認為省委宣傳部對姚遷在文章署名問題上侵占他人學術成果、有的文章還帶有剽竊性質的認定，不是實事求是的，“侵占”、“剽竊”的結論是不能成立的。

調查報告說，姚遷同志近幾年來在平反冤假錯案，選拔知識分子到領導崗位以及解除知識分子后顧之憂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關于“姚遷在執行知識分子政策方面存在嚴重問題”的報道，所舉事例有的完全失實，有的將工作作風上的缺點上綱為執行政策問題。

調查報告說，省委宣傳部主要負責同志等在查處姚遷同志問題過程中，違背了黨的實事求是和治病救人的方針，違反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違反了黨章和《關于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的有關規定，采取了一系列的錯誤做法，造成了錯案，再加上《光明日報》錯誤的點名批評，導致了嚴重后果。

調查報告說，《光明日報》在姚遷事件中，犯有嚴重錯誤：

報道時既不核實情況，又不聽取本人意見，嚴重失實就連續報道，公開批評，并且在評論中任意上綱。對姚遷這樣一個在國內外博物館界有一定影響的黨內知識分子，輕率地橫加罪名，無限上綱，致使姚遷同志含冤去世，嚴重違反了黨的干部政策和知識分子政策，造成了嚴重后果。中央紀委責成《光明日報》編委會對此作出認真檢查，對有關人員作出處理。江蘇省委對在查處姚遷問題過程中犯有錯誤的人員也作出了處分決定，這些處分決定已經中央批準。

《原南京博物院院長姚遷錯案得糾正 中紀委調查組就姚遷自縊身死問題提出調查報告》《人民日報》1985年8月4日 第三版 專欄

姚遷，江蘇如皋雙甸（今屬如東）人，1964年出任南京博物院院長。作為文博專家，他主持編纂《南朝陵墓石刻》等權威文獻，更因堅守制度、催還領導逾期未還的珍貴字畫，得罪了既得利益者。隨后他遭惡意誣陷，生活作風、經濟問題查無實據后，又被捏造 “剽竊學術成果” 罪名。1984年《光明日報》未核實便連續批判，讓他百口莫辯，最終于當年11月含冤自縊。直至中央介入查清真相，1985年姚遷獲平反，相關責任人被追責，這位南通籍院長用生命守住了文博人的底線。

徐湖平：權力交叉下的爭議處置

姚遷平反后，徐湖平接過了南京博物院院長的擔子。與姚遷的堅守底線不同，他任職期間，權力邊界變得模糊不清 —— 一人身兼南博院長與江蘇省文物總店法人代表，既是公益機構管理者，又是市場主體經營者，這種雙重身份，為后來的文物處置爭議埋下了隱患。

在《江南春》的處置中，正是徐湖平簽字批準，將被認定為 “偽作” 的畫作劃撥至自己掌舵的文物總店。而畫作后續流入他的摯友陸挺手中，無論是流轉時間線還是售賣價格，都藏著不少說不清的疑點。更耐人尋味的是，1988年龐增和就借畫未還起訴南博時，徐湖平在庭審中稱 “是姚遷關照，才將龐家藏品登記在他人名下”，這番說辭，更讓外界對當時南博的館藏管理生出諸多困惑。

南京博物館前員工郭禮典本月12月21日實名舉報南京博物館前院長徐湖平大規模盜竊，走私故宮南遷文物。

同樣身處南博，姚遷因堅守底線付出生命代價，徐湖平卻在權力交叉中留下爭議，制度環境對個人操守的影響如此之大，該如何避免 “好人難做事” 的困境？

05

信任之痛：失去公信力后，

誰還敢無償捐贈？

公眾對南博事件的憤怒，本質上是對 “文明信托” 的失望。龐家當年懷揣對國家的信任，無償捐贈家族珍藏，換來的卻是文物被悄然處置、去向成謎。

●當捐贈人的善意被漠視，知情權被剝奪，甚至先輩聲譽被 “偽作” 標簽損害，未來還有多少家庭愿意將傳家之寶交給博物館？

●南博作為國內頂尖的國立博物館，管理水平尚且如此，那些各級中小博物館的館藏文物，是否也存在類似的 “灰色狀態”？

●事件中，監管鏈條集體失語，文物行政部門的審批是否流于形式？拍賣公司是否履行了拍品來源審核義務？這些監管缺位為何能持續數十年？

●博物館的核心價值是守護文明、傳遞信任，當庫房里的文物變成少數人牟利的工具，這份信任崩塌后，還能輕易重建嗎？

類似爭議并非孤例：上海博物館曾發生捐贈金幣處置糾紛，湖北浠水文化館150件捐贈畫作僅存63件……均折射出一系列文物管理的粗放與混亂。管理粗放可以理解，利用粗放刻意輸送利益卻不可容忍；程序存在漏洞需要完善，而人為鉆營漏洞、損害公共利益，則必須被追責。

南博事件的發酵，恰逢南通博物苑建苑120周年，其聯合南博等簽署共建協議、發布高質量發展倡議，此刻更顯沉甸甸的時代意義。從南通籍院長姚遷以生命守護文物底線，到南博事件暴露的制度裂縫，答案早已清晰：文博行業的根基，從來是透明的規則、制衡的權力，而非模糊的潛規則。

文物是文明的載體，信任才是文博的靈魂。南通博物苑 “設為庠序學校以教” 的初心，不該只是一句口號 —— 當程序正義失守、捐贈善意被漠視，再珍稀的國寶也會失去溫度。所有文博機構都該警醒：守護文物，本質是守護公眾的信任。若連這份底線都守不住，所謂 “行業發展” 又何從談起？

法律顧問：江蘇知到律師事務所

聯系方式:400-090-6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