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博物院又揭大瓜，前文物局局長曾問：賣幾個兵馬俑行不行？

一尊俑能頂一個系統的年經費，幾十萬幾十萬的賬本，一下被一個數字吞沒，秦俑博物館要續命，這錢能把燈點亮，館里的人急，可館長袁仲一起身，手掌落桌，“一個也不能賣，兵馬俑是一個整體，少一個就不是世界奇跡。”，他懂錢難，他更盯著那個口子，一旦開了，九千尊的秩序散了，今天一尊，明天十尊，后面連地宮的門檻也頂不住。

那場爭執沒走到臺面上的結論，兵馬俑一個沒賣，經費困局也沒立刻解掉，秦俑二期拖到1995年才拉起紅綢，辦法是擠別的預算把缺口一點點填上，蔡子民的提案壓檔，往后沒再說類似的話，2000年在臺北走完一生，臨近告別，他問身邊的人，“我當年，是不是錯了？”。

鏡頭切回南京，事態有個翻轉的影子，龐萊臣后人捐進館的仇英《江南春》，被做了“偽作”的結論，流程里出現了“6800元調撥”，走到市場，估了8800萬，邏輯成了奇怪的三段，捐贈走進公共收藏，鑒定落“偽”，價值走向拍場，這一串動作，像把“賣”的提案折疊成另一種路徑，設想如果當年真把那1億美元裝進賬本，專款專用，秦俑的修繕或許能更順，庫房的管理或許更緊，這些都只是設想。

鄭斯林那句“重復較多可以考慮”的說法，被2025年的場景打了燈，《江南春》不重復，影響不小，走的還是考慮那條線，考慮的結果寫成了數字對比，6800對8800萬，賬面好像平靜，公眾看見的是反差。

張德勤多年后在一次談話里提到一個推斷，假如當年真賣，民間交易的規則也許會更規整，這話在行當里引起質疑，標簽貼得快，可他講的是管理邏輯的假設，1992年的市場很亂，真要放行，風險大，時間往前推到2025，法治在路上，流失沒有停，明面沒賣，暗里走渠道，從“兵馬俑”變成“江南春”，形式不同，指向相似。

特殊津貼的條目放在表格里，每月數千，和當年的工資對比是倍數，曾昭燔55歲離場，沒領到，姚遷58歲離場，也沒領到，徐湖平82歲在領，他的履歷有戰場上的記錄，有簽字的檔案，有現在的回應，三段人生拼在一起，公眾讀的是責任。

標簽在時間里貼了不少，當年提“賣俑”的人被扣帽子，當年高聲“護”的人被稱贊，這些稱呼在當時有土壤，今天看南京這樁事，捐贈品被“合法程序”處理出去，大家強調程序有瑕疵，畫已經離開，問責環節走得慢，程序的邊界需要重畫。

故事里常被提起“祖先”的意象，秦始皇的俑一尊沒離隊，一整片陣列成了世界的名片，仇英的《江南春》一路從館庫走到拍場，成了另一個畫面，鏡頭在人物身上停格，不在秦始皇，在后來者的簽字上，活著的人在鏡頭里，擺手，解釋，不愿多談，鏡頭外是公眾的追問。

要緊的事，是把東西帶回家，回的不止是一幅《江南春》，還是南京這家館的信譽，捐贈人的信任，公共收藏的秩序，秩序靠日常，靠庫房的賬，靠每一次調撥的影像記錄，靠公開的進展通報，靠能追溯的編號，守得住門，東西就留得住，留不住，就飛，飛出去的，回來的難度成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