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朱兆一：內塔尼亞胡怕了？

內塔尼亞胡作為中東最具影響力的政治人物之一，其政治技巧毋庸置疑，但以色列未來的穩定必須建立在制度本身的合法性上。表面上看，這場特赦風波凸顯出制度矛盾，但真正的考驗是以色列能否在動蕩不安的地區環境和“內塔尼亞胡獨大”的政治慣性中，轉向制度化與法治化的治理路徑。

本文作者系盤古智庫中東研究院執行院長朱兆一，文章來源于《中國新聞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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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的最后一天，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向總統赫爾佐格遞交了一份111頁的赦免申請。更引人注目的是，內塔尼亞胡一周后明確拒絕以退出政壇作為特赦前提。這一舉動將一場本應屬于司法范疇的個案，迅速轉化為關乎國家制度根基的政治危機。

內塔尼亞胡提交的這份赦免申請試圖在受賄、欺詐與背信三項刑事指控尚未定罪的情況下，通過總統特赦中斷司法程序。在以色列歷史上，從未有現任總理在任期間接受如此高密度、長周期的刑事審判。法院要求他每周三次出庭接受交叉質詢，總理的日程被司法程序牢牢占據，任何重大決策都籠罩著司法陰影。內塔尼亞胡將自身困境包裝為“國家危機”，聲稱審判將削弱以色列在戰后談判中的穩定領導力。這種敘事在政治上精巧，卻在制度上極其危險，因為它將個人權力生存與國家利益捆綁，將司法正常程序塑造為“政治迫害”。

當地的一項民調顯示，54％的以色列民眾反對這項特赦。內塔尼亞胡提交赦免申請當天，就有近2000人走上街頭抗議。在一個長期處于戰爭陰影和安全壓力中的國家，民眾仍愿意堅守法律底線還是體現了以色列的制度韌性。如今，問題的核心是，以色列能否在強人政治的慣性與法治底線間找到平衡點。

赫爾佐格明確拒絕

從法律角度看，內塔尼亞胡的特赦申請存在明顯的程序爭議。《以色列基本法》規定，總統的赦免權原則上適用于“已定罪之人”，而非尚未判決的現任領導人。如果總統赫爾佐格接受這一申請，以色列將首次允許“未定罪赦免”，并且發生在民主制度最核心的制衡節點上。這不是純粹的程序問題，而是兩項制度底線的直接碰撞：總統能否在憲法模糊地帶擴張權力？司法系統能否獨立抵抗政治壓力？

以色列歷史上確有特赦先例。在1984年“300路公交車事件”發生兩年后，時任總統哈伊姆·赫爾佐格（現任總統之父）赦免了涉案的辛貝特官員，但那是在被告認罪、配合調查的前提下進行的。本次案例本質不同：內塔尼亞胡拒絕認罪，拒絕悔改，也拒絕退出政壇，要求的是一份“無條件豁免”，這在以色列司法史上沒有先例。更重要的是，1986年的赦免發生在安全機構內部的灰色地帶，而本次赦免涉及的是國家最高領導人在任期間的貪腐指控。兩者的制度意義完全不同。

此外，美國總統特朗普近來多次公開聲援內塔尼亞胡，指稱司法訴訟是政治迫害，甚至暗示赫爾佐格“應以國家利益為重”批準赦免。特朗普與內塔尼亞胡的關系早已超越普通盟友，雙方共同推動了“亞伯拉罕協議”，塑造了中東的“反伊朗共同體”，也在國內政治中面臨相似的司法困境。特朗普對內塔尼亞胡的支持具有多重意涵，既是情感上的盟友支持，也是為自身可能面臨的未來司法風險試探國際輿論，甚至是在為“元首赦免”這一政治工具尋求國際先例。

面對內塔尼亞胡的赦免申請與美國總統特朗普的外部施壓，赫爾佐格已在“民主制度完整”與“政治穩定”的兩難中做出關鍵抉擇，明確將憲法權威置于短期政治考量之上。在12月6日接受美國《政治報》采訪時，赫爾佐格雖禮貌回應，但堅定拒絕特朗普替內塔尼亞胡求情，強調“以色列是主權國家，其法律體系必須得到充分尊重”。

赫爾佐格的表態明確否定了“未定罪赦免”的可能性，捍衛了總統赦免權的憲法邊界，拒絕讓其淪為政治交易工具。盡管執政聯盟內極右翼勢力以聯盟穩定為籌碼施壓，赫爾佐格仍堅持赦免程序必須基于案件本身的是非曲直和以色列人民的整體利益進行評估，而非外部壓力或政治妥協。他的決定表明，總統辦公室的核心職責在于守護制度中立性，即便可能引發政治波動。

這一事件也揭示了盟友關系的復雜性。即便是美以這樣的傳統盟友，當一方試圖干涉另一方的司法獨立時，也會觸發主權敏感神經。更深層的問題在于：如果領導人可以通過國際網絡規避本國司法審查，國內政治的制衡機制將面臨根本性瓦解。以色列對特朗普干涉的拒絕，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在為抵御外部干涉設立一道良性的防線。

而在以色列國內，赫爾佐格的明確回應獲得民眾的廣泛支持，因為它觸及國家安全文化中的核心信條，即面對外部壓力時保持制度獨立性。從現實情況看，特朗普的介入不僅沒有幫到內塔尼亞胡，反而激化了以色列社會內部對外部干預的反感情緒。

但另一方面，雖然赫爾佐格態度堅定，以色列司法體系的獨立性卻在政治壓力下正經歷嚴峻考驗，且拖延空間已大幅縮減。隨著加沙停火協議的達成以及可能到來的戰事告一段落，內塔尼亞胡此前賴以推遲審判的“戰時狀態”理由不再成立，法院強制要求的每周三次出庭安排即將被嚴格執行。內塔尼亞胡雖試圖以“政治迫害”來對抗司法程序，并明確拒絕以退出政壇換取赦免，但審判進程似乎已難以阻擋。

內塔尼亞胡“依賴癥”

在三十余年的政壇生涯里，內塔尼亞胡以戰略敏銳、政治韌性和擅長危機敘事著稱。然而，正是這種長期的權力集中，使得以色列政壇對他的依賴程度遠超正常水平。內塔尼亞胡的退出可能造成利庫德集團重新洗牌，也可能導致極右翼勢力的政治膨脹。

執政聯盟內部的緊張態勢早已顯現。極右翼領袖本-格維爾明確表示，如果內塔尼亞胡因司法壓力被迫妥協，他們將退出聯盟引發政治崩盤。反對派領袖拉皮德則提出三項條件，即內塔尼亞胡認罪、悔改、退出政壇，否則不支持任何赦免。這種有條件支持幾乎等同于拒絕。

內塔尼亞胡本人則拒絕妥協，堅持認為審判是“政治迫害”，國家需要他繼續領導。這種堅持并非簡單的個人意志，而是權力結構對“強人”長期依賴的結果。以色列在過去幾十年面對大量安全威脅，政治文化在“安全焦慮”下產生強烈的集中化傾向，使民眾往往將政治領導人與生存保障綁定在一起。但這也是以色列的風險所在：當內塔尼亞胡因司法問題陷入政治危機時，整個國家必須重建對制度本身的信任，而不是繼續押注于他個人。

以色列軍方的表態頗具象征意義。國防軍總參謀長哈萊維公開強調軍隊應保持政治中立，避免介入司法爭議。在一個軍隊高度政治化的地區，以色列國防軍的中立立場顯示出制度理性的存在。這種表態實際上是在為“后內塔尼亞胡時代”預留空間：無論最終誰執政，軍事體系都不會成為政治危機的放大器。

如何在震蕩中重建共識？

這場特赦風波將本已脆弱的以色列經濟推向更危險的境地。戰爭已讓以色列付出沉重代價，2024年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速暴跌至1％，財政赤字率飆升至9％，政府債務占GDP比重突破70％。三大國際評級機構穆迪、標普、惠譽在2024年集體下調以色列主權信用評級，全部給予負面展望。這種情況下，大規模政治危機一旦爆發，等于在經濟傷口上撒鹽。以色列經濟高度依賴外資和政治穩定，如果內塔尼亞胡特赦案引發長期政治動蕩，投資者可能用腳投票，而這對一個外向型經濟體而言，可能是致命打擊。

社會撕裂同樣在加劇。抗議者高舉“法律面前無特權”的口號，支持者則認為“戰時領導人應免于分心”。這種價值觀對立具有代際特征。年輕人傾向法治優先，老一代更重視國家安全，反映了以色列社會內部對“國家認同”的不同理解。某種意義上，這場風波已超越法律案件，成為社會結構的橫截面掃描：法治與國家安全之間的矛盾如何平衡？個人領導力與制度韌性哪個更重要？國家如何在危機中重建內部共識？

內塔尼亞胡作為中東最具影響力的政治人物之一，其政治技巧毋庸置疑，但以色列未來的穩定必須建立在制度本身的合法性上。表面上看，這場特赦風波凸顯出制度矛盾，但真正的考驗是以色列能否在動蕩不安的地區環境和“內塔尼亞胡獨大”的政治慣性中，轉向制度化與法治化的治理路徑。在這一意義上，這場危機既是以色列的危險時刻，也是以色列的校準契機。■

文章來源于《中國新聞周刊》

圖文編輯：張洵

責任編輯：劉菁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