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藏天下——龐萊臣虛齋名畫合璧展”在南京博物院開幕。聚光燈下,一位名叫徐鶯的女士被介紹給媒體:“龐萊臣收藏研究者、龐家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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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病毒研究到書畫鑒定,從實驗室到博物院,徐鶯完成了一次令人瞠目的跨界。而將她推向前臺的介紹人,正是南博研究員龐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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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鶯的學術軌跡,本身就構成了一道謎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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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6年9月之前,她的世界里充斥著病毒序列、分子生物學和免疫學研究。直到那個秋天,她突然出現在了美術史的殿堂里,研究課題恰好是“20世紀書畫收藏——以龐萊臣為例”。
三個月能學會什么?三個月連中國繪畫史的脈絡都理不清。然而就在這三個月后,徐鶯已經能以“龐萊臣收藏研究者”的身份,站在國家一級博物館的展覽現場,接受媒體采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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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得不讓人追問:她的導師是誰?哪位美術史專家愿意接收這樣背景的學生?又是誰在背后推動這次不可思議的身份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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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微妙的是,她姓徐。南京博物院前院長名叫徐湖平。當記者詢問二人關系時,得到的只有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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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一審法院明確否定了“龐贊臣是徐鶯曾外祖父”的說法。事情本該就此結束。但三個月后,徐鶯父親徐安華向杭州市國立公證處提交申請,以查詢龐贊臣在美國的大學檔案為由,取得了一份公證書——證明自己是龐贊臣的外孫。
憑借這份公證書,二審法院在2016年12月改判,認可了徐鶯的“龐家后人”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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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魔幻的一幕發生了:2017年4月,那份關鍵的公證被撤銷了。公證處收回了自己的印章。按理說,徐鶯的身份認定應該回到原點,但龐叔令據此提起的再審申請,在2018年11月被駁回。法院認為,徐鶯是不是龐家后人,“與名譽權糾紛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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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令人費解的是,2018年7月,就在再審裁定下達前,徐鶯又通過杭州市之江公證處,拿到了第二份身份公證書。這份新證據,在再審裁定中只字未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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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龐叔令將徐鶯告上法庭,這位“龐家后人”在社交媒體的回應,堪稱公關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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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篇情緒宣泄,不見任何實質辯駁。那種高高在上的嘲諷語氣,不像一位學者,更像掌握了某種特權的人在炫耀。
她特別提到“一百三十萬元的資金投入”,卻未說明這筆錢的去向。她憤怒于“換來的就是一紙訴狀”,卻回避了自己冒充他人后代的基本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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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回應最諷刺之處在于,它本意是反擊,卻成了最有力的證據——證明徐鶯與南博某些人之間,確實存在著不尋常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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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博為何要大費周章,推出一個徐鶯?
如果這時候,公眾認知中龐家后人已經“敗落到賣畫為生”,那么未來任何龐家舊藏出現在市場,都會被認為是“后代變賣家產”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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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是猜測,而是有前科。早在1963年,南博就以借展名義從龐家拿走兩幅畫,再未歸還。當龐家索要時,對方稱借據遺失,最后竟將畫作登記在他人名下。法院只能按“出售”處理,判南博支付幾萬元了事。
當年,南博可能以為龐家連借據都找不到,捐贈清冊更不可能保存。但他們沒想到,龐增和當年親筆寫下的137件捐贈清單,字跡工整如印刷品,每一頁都有見證人簽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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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鶯的登場,是這個邏輯的延續。制造一個“龐家后人”的輿論形象——落魄、賣畫、不知感恩。這樣,未來從南博流失的龐家舊藏出現在市場,就有了完美的解釋:看,龐家后代果然在賣祖宗的東西。
徐鶯事件最可怕之處,在于它揭示了一個系統性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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龐家因為保存了完整的捐贈清單,因為兩代人46年的堅持,才勉強揭開了黑箱的一角。那些沒有完整憑證的捐贈者呢?那些已經離世、后人不知情的捐贈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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