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寶山集聚政要與名流，一墓難求，2人卻被逐出八寶山釘在恥辱柱

1978年12月的一個清晨，北京西郊薄霧未散，兩只木質骨灰盒被悄悄抬出八寶山骨灰堂。現場寂靜，只有工作人員低聲交談：“名單下來了，必須今日完成。”這幕極少被公開，卻在當年引起不少老干部側目——被移出的正是康生與謝富治。

回溯二十八年前，1950年7月，八寶山革命公墓剛剛破土。新政權百廢待舉，可周恩來偏在此時催促“先給先烈找個體面安頓處”。理由簡單：戰爭年代犧牲者太多，不能讓他們久等，更要讓還在崗位上的同志心里踏實。

任務落到北京市副市長吳晗頭上。幾天勘察，他與同事立在三王墳高坡，向北遠眺，見一列蒼松掩映的灰瓦殿宇，門匾寫著“褒忠護國祠”。山叫八寶山，因盛產八種石材得名。地勢高，背山向陽，交通也算便利，吳晗當場拍板：“就在這兒。”

選址確定并不意味著一帆風順。護國祠里還住著幾十位年邁太監，他們擔心被攆走，暗中放出風聲說政府要把他們“發配鄉下”。市政府只好擬安置方案，把人分散到城區廟宇，每月發生活費，這才平息波瀾。公墓工程隨后展開，一期、二期連軸施工，水泥、青磚、漢白玉日夜運抵。

1950年10月27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任弼時突發腦溢血病逝。八寶山主體尚未封頂，工人們臨時在東北坡砌出磚室，八個月后才將墓穴擴建成占地三百余平方米的第一墓。任弼時成為八寶山第一位中央領導人，也奠定了“級別決定方位”的早期規則。

隨后十四年內，張瀾、瞿秋白遺骨相繼落座，一墓區雛形出現：坡頂政治局常委，兩側副國級，再往下是副部與高級將領。工作人員常說一句半打趣的行話：“臺階多高，級別多高。”雖略夸張，卻把格局勾勒得八九不離十。

20世紀60年代后期，隨著老一輩革命家相繼謝世，原先150畝地迅速吃緊。墓穴越建越小，骨灰堂里墻面加到第五層，仍舊不夠。不得不說，“一墓難求”并非坊間傳聞，而是冷冰冰的現實。2005年，公墓北側新征260畝山地，可按照當時的安葬速度，業內估算也只能撐二十余年。

空間逼仄之外，還有“落葉歸根”的自愿搬遷。彭德懷1999年回到湘潭，賀龍2009年安放張家界，陳賡、林伯渠也先后遷往湖南鄉土。干部子女透露，內地不少市縣愿出資修紀念園，只求讓先賢回鄉守望，同意與否看家屬意愿與當地財政實力。

然而，并非所有遷出都帶著儀仗與鮮花。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中共中央決定對“文化大革命”中問題突出的康生、謝富治進行審查。翌年10月，中央通知撤銷悼詞、開除黨籍。八寶山接到文件，當晚便將二人骨灰移入普通瓷罐，貼封條，連夜送往城外。處理過程冷硬無情，卻是政治生態的直觀注腳。

康生曾任中央常委，謝富治位居副總理，生前風光無限，卻因陷害忠良、濫用權力積怨甚深。史料顯示，兩人在“清查”運動中屢下死手，僅北京地區就有數萬群眾受牽連。評價定性以后，“與烈士共眠”成為奢望，移出八寶山也成了必須執行的政治動作。

有人感慨，八寶山是一把特殊的標尺：進者未必千古留芳，出者必然名聲掃地。守墓老兵講過一句意味深長的話：“這地方不缺鮮花，也不缺雜草，看的是碑上的字值不值得后人讀。”短短十余字，道盡勝敗榮辱。

從1950年到今天，八寶山已走過七十余年。圍墻里安靜排列著近兩萬枚骨灰盒，碑文長短不一，卻共同拼出一部共和國編年史。土地有限，故事無窮；有的人留下姓名，有的人被鐫下警示。或許，這正是革命公墓存在的另一重價值：讓功與過、德與罪都有歸宿，且永遠擺在公眾目光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