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將傅傳作喜歡抽黑煙，部隊送來4條后，傅生氣：不花錢的我不抽

1950年初春，北京東郊軍械庫里傳來火車汽笛聲，站臺上彌漫著濃重的煙草味。一名勤務兵蹲在車廂旁，正小心翼翼拆開木箱，箱里是剛從成都空運來的川產黑煙。消息很快傳到傅傳作辦公室，他抬頭望了望窗外，灰白的天空像一張鋪開的宣紙，風里裹著濕冷。勤務兵推門進來，低聲匯報：這是西南方面“專門孝敬首長”的心意，不收錢。傅傳作眉頭一皺，“不花錢的煙我不抽！”一句話，硬生生把門口的熱情堵了回去。

黑煙在川西民間被稱作“土雪茄”，粗獷、辛辣，抽一口滿嘴生津。長途轉運后，它仍舊帶著泥土味。傅傳作對這種煙情有獨鐘，原因要追溯到三年前他在成都軍區擔任副軍事代表時的夜巡。那晚，他隨巡邏隊蹲守嘉陵江畔，一位老船夫遞來自家卷的黑煙驅寒。火光映著江面，潮濕空氣讓煙霧更嗆，可那股原始的辛辣味像刀子，割開長期奔波帶來的倦意。從此他記住了這種味道，但只認“明碼標價”，絕不占便宜。

這份剛硬的脾氣，可以追到1914年仲夏。彼時湖北石首，調弦鎮一戶貧寒農家添了男嬰，鄉親們用竹篾織成的小搖籃系在梁上，嬰兒就是傅傳作。母親因難產留下病根，幾年后撒手，瘦弱的父親白日勞作，夜里守著孩子。米缸常空，屋頂常漏，家里唯一能拿出手的是祖輩留下的兩把鋤頭。貧苦往往催生出早熟，他七八歲就跟著父親下地，腳底常年被稻茬劃得血痕斑斑，這些苦痛在他心里發酵成一種倔強：任何東西都必須靠自己掙。

1927年石首的集市忽然熱鬧，土地革命把舊的等級打得稀碎。13歲的傅傳作加入少年兒童團，他跟著隊伍貼標語、封煙館，仿佛第一次領略到“窮人能說話”的滋味。兩年后蘇維埃政權在當地確立，他又被編入少年先鋒隊，開始背上小米袋給游擊隊送糧。冷不丁冒出一句“想徹底翻身，就得真正上戰場”，這是他對同伴的喊話，更是對自己命運的宣戰。

1930年春末，他踏進紅軍營地，年僅16歲。教練場塵土飛揚，他赤腳跑完整整十圈也沒喊停。連隊調到湘鄂西山區，惡戰不斷。1935年黔龍山阻擊戰，敵機低空掃射，他腹部中彈，腸子險些外翻。部隊要抬他，他卻咬牙拒絕，硬在雪線地帶走了三公里，終因失血暈倒。后來八個人輪替抬擔架翻雪山，他醒來時，臉頰已被淚水和風霜糊成硬殼。有人勸他休養，他只說一句：“少我一個，也得前進。”

勝利后，他戴上少將軍銜，調西南參與剿匪、整編、建政，一樁樁事務像潮水壓來。1949年年底，他終于收到家書：父親年邁，叔父因舊傷殘疾，老屋只剩一間。傅傳作暗自掏工資寄回，卻絕口不提向組織伸手。有人替他打抱不平，他擺擺手，“自己家事，自己扛。”

軍中也有人想借關系走后門。炊事員跟他搭檔近三十年，請求把兒子送進部隊。傅傳作聽完，只答“部隊有編制，有標準”，話雖平淡，卻直接斷了念想。炊事員羞愧離開，背影蕭瑟，卻沒人敢說傅傳作不公平。

再說那四條黑煙。成都方面本意討好，卻不料撞上鋼板。木箱被原封退回，一路顛簸又送回起點。負責傳遞的干部后悔地嘟囔：“首長脾氣太硬。”此事傳開，部隊里難免議論，有人暗暗稱贊，也有人覺得過于較真。但很快，類似“投其所好”的風氣在他負責的系統里絕跡，有意行賄者先掂量一下，值不值得再碰釘子。

傅傳作對身邊人也毫不含糊。某次回家見飯桌上冒出兩只燒雞，他先是愣神，隨后怒火直沖：“我是買不起燒雞？”家里人解釋不清，他立刻追查來源。最后發現是夫人朋友順手帶的土特產，他趕去道歉，順帶把兩只雞折價奉還。朋友哭笑不得，但也服了這份認死理的倔勁。

長期勞累加舊傷，傅傳作患上肝炎。疼痛時，他靠止痛片硬撐，常說“工作還有一車皮沒卸完”。拖到1982年，病變成肝癌，醫囑已晚。他躺在病床上，臉色蠟黃，仍叮囑護士把藥費細賬寫清：“別給組織添亂。”盛夏的夜風滾燙，窗外蟬聲密集，68歲的他在這種喧囂中閉眼，再無言語。

未留下回憶錄，未留下財產，除了那句“自家的活自己扛”。士兵們至今談起他，總在末了補一句：“少將喜歡黑煙，但沒抽過一口白來的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