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博老院長家里，寶貝不少啊！

文 | 難得君

南京博物院的事，我寫了“南京博物院的事沒完，又爆出驚天大瓜”。

這事沒完，繼續有大瓜爆出。這一次，是一段言辭懇切、手持證件的舉報視頻。

視頻里，南博典藏部的退休老職工郭禮典，面色凝重地面對鏡頭，實名舉報南博前院長徐湖平，指控其在任期間，犯下了一系列令人難以置信的罪行。

郭老陳述的經過，像一幕沉重的歷史劇。核心圍繞著抗戰時期那場驚心動魄的“故宮文物南遷”。

當時，為了躲避戰火，超過一萬六千箱、近百萬件故宮文物精華輾轉萬里，其中相當一部分，最終存放于南京朝天宮的庫房。

這些箱子，很多貼著當年的封條，封存著一段民族的集體記憶與劫難。郭老指控，徐湖平利用院長職權，私自撕毀了這些具有歷史意義的封條，從庫房中取出大量文物。

然后，他指定所謂的專家，將這些真品鑒定為“贗品”或“參考品”。一旦被貼上“贗品”的標簽，這些文物便脫離了嚴格的國有文物監管體系，可以被“合法”地調撥、處理。

它們以極低的價格，流向了與徐湖平關系密切的江蘇省文物總店（其曾兼任總經理），繼而，更順暢地流入其子徐湘江經營的拍賣公司，最終漂洋過海，成為私人藏家的架上之物，或不知所蹤。

郭老特別指出，為了掩蓋罪行，徐湖平甚至長期阻撓故宮博物院清點、索回這批南遷文物的正當要求。

面對指控，82歲的徐湖平迅速通過視頻“澄清”。

他坐在家中，身后博古架與墻上琳瑯滿目，盡是各色瓷器和書畫卷軸。

他語氣輕松地表示，《江南春》畫卷一事“沒有經我手”，自己“不是書畫鑒定家”，一切“以調查結果為準”。

然而，互聯網是有記憶的。

網友很快翻出1997年南京博物院“撥交省文物商店剔除品書畫”的文件，在“院長”簽字欄那里，正是“徐湖平”三個字。

這與他“不經手”的說法形成了刺眼的矛盾。

更讓公眾嘩然的是他視頻中的背景，那個被他稱為“家”的空間里，觸目所及，疑似文物古董數量之多、品質之精，與他多年前對媒體宣稱的“底線”，“不收藏，不鑒定，不介入藏品交易”，形成了極具諷刺意味的對比。

那些落款清晰的字畫、器型規整的瓷器，即便隔著屏幕，也散發著不尋常的氣息。

人們不禁要問：一個宣稱“不收藏”的退休文博院長，家中何來這般景象？

這些物件，是贗品，是暫存，還是別的什么？

徐湖平并非第一次被舉報。早在2008年，南博就有42名職工聯名舉報他，黑紙白字，按下手印。

2014年，再有內部人員發聲。然而，這些舉報如石沉大海，徐湖平始終“屹立不倒”。

看來他背后的老同志們勢力不小。

直到這次，借著《江南春》畫卷真偽爭議的輿論東風，老職工郭禮典的實名舉報，才終于掀開了冰山之角。

隨著關注深入，更多相關人物和線索浮出水面，勾勒出一張可能更為龐大的網絡。

徐湖平之子徐湘江，其拍賣公司被指是文物變現的關鍵一環。一位名叫徐鶯的女子，則被曝出曾冒充近代著名收藏家龐萊臣的后人，她本碩攻讀生物專業，卻能用短短三年時間以“委培生”身份拿下中國美院美術史博士學位，隨后以“龐氏收藏研究者”身份活躍。

她與徐家關系疑似密切，其“變身”的順利與目的的蹊蹺，引人遐想。

已故的前期鑒定者徐沄秋，也與徐湖平在文物鑒定環節存在交集。盡管他們之間的具體關系尚待核實，但這種姓氏與職務上的關聯，已然讓公眾感到陣陣寒意。

人們回想起，南博歷史上曾有一位保管員因監守自盜價值18萬元的文物而被執行死刑。（奇怪就對了！）

那么，如果郭老舉報的、涉及數量與價值可能遠超想象的行為屬實，又該如何論處？

沒有幾個像樣級別的老同志庇護，一個小小的館長就有膽吞下價值連城的國寶？

此事之所以引發如此劇烈的震蕩，絕不僅僅關乎一個院長或幾個人的操守。它像一把鋒利的手術刀，劃開了文博系統看似光潔的皮膚，暴露出其下潰爛已久的制度肌體。

從制度層面看，文物管理中存在巨大且危險的“灰色地帶”。

文物的鑒定、定級、處置權力，高度集中在少數專家和行政領導手中，缺乏透明、制衡、可追溯的剛性監督機制。

一旦“鑒定”這個環節失守，真品可以被“合法”地貶值為贗品，國有資產便能以“處理殘次品”的名義悄然流失。

徐湖平被指控的操作，正是精準地擊中了這個命門。

更值得深思的是，這個“漏洞”顯然不是個別現象，而是一種潛規則。為何多次舉報未能啟動有效調查？文物調撥的文件流程，何以在院長一簽之后便暢通無阻？內部的監督制衡機制為何完全失靈？

當守護國寶的防線，本身可以被守護者輕易拆除時，我們不得不審視，是制度的柵欄太過稀疏，還是看守柵欄的人早已同流合污？

從人性層面看，這是一場深刻的異化與背叛。

徐湖平們（如果指控屬實）并非普通的竊賊，他們是這個國家最頂級的文化守護者中的一員。

他們本應是國寶的“保姆”，民族記憶的“守夜人”。然而，在巨大的利益誘惑和或許長期未被察覺的監管真空中，守護的職責畸變為占有的貪欲，專業的眼光墮落為作弊的工具。

他們利用公眾的信任和專業的信息壁壘，將本屬于全體國民的文化遺產，偷換成小團伙牟取暴利的私產。

這種背叛，是對其職業倫理的徹底踐踏，更是對民族文化根基的冷酷戕害。

從“不收藏”的公開承諾，到滿屋疑似文物的現實，這種反差極致地展現了人性在權力與貪婪面前的脆弱與虛偽。

而前兩任南博院長在壓力下的非正常死亡，暗示著這張利益網絡可能帶來的兇險，讓人不寒而栗。

此案也照見了文博光環下的權力尋租。

博物館看起來是“清水衙門”，但其實是個巨大的肥缺，因為權力必定會通過這個渠道，產生驚人的“變現”能力。

從違規鑒定、虛假調撥，到拍賣洗白、海外輸送，早就形成了一條隱秘而完整的產業鏈。

徐鶯那樣突兀的“身份轉型”與“學術速成”，也在提醒人們，在這個領域，某些“資格”與“光環”本身，也是可以交易和偽造的“文物”，用以換取信任、地位和更方便的行事通道。

目前，國家文物局已宣布介入調查。公眾在等待，等待一個清晰、權威、經得起歷史檢驗的結論。

這不僅僅是對一個老人過往行為的審判，更是對我們文物保護制度的一次嚴峻考核，是對社會能否守護文化良知底線的一次集體叩問。

調查還在繼續，真相未必水落石出，但一定有人背鍋。

正義必定缺席，期待所有的“徐湖平們”都能得到應有的裁決，就是一個夢想。

根據冰山理論，南博只是露出水面的一角。據2023年數據，全國有127家國家一級博物館，國家一、二、三級博物館數量達1209家。其中極少數為私營的之外，絕大多數都是國營的。

千萬別告訴我們，監守自盜的只有南博一家。

這篇文章，試圖梳理事件的脈絡，追問背后的根源。寫作的目的，是為了銘記，更是為了揭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