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巴的弟弟死在了南非

駐外之家 | 溫暖駐外人

數十萬駐外人都在關注

駐外之家人才網

www.zhuwaizhijia.com

他一句“Boss”，立刻將我拉回現實……

“Boss, I have a sad news to tell you.”

清晨，我站在廚房里，剛沖好第一杯咖啡。辛巴從廚房后門走進來，對我說這句話。

“咋啦？”我轉過身看向他。那一刻，我注意到他滿臉喪容。

“我的弟弟死了。”

我幾乎是條件反射地回了一句：“I am so sorry, what happened?”

“他在南非被入室搶劫了。劫匪殺害了他。”他的聲音有些顫抖，“尸體現在還在南非，我們要把他運回來。他的老婆也在南非，正在處理一些文件。孩子還要上學，一切都亂了。”

我一時不知道還能說什么，只是重復著那句話：“I am so sorry.”

“Thank you, boss.”辛巴說道，臉上的表情似乎松動了一點點。

我站在原地，依然不知道該說什么、也不知道該做什么。說實話，我對他的家庭情況、他和弟弟的關系幾乎一無所知。在那一刻，我幾乎是本能地判斷：他告訴我這個消息，是為了尋求幫助，而我所能提供的幫助也只有錢了。我等著他開口。

但出乎我意料的是，他似乎覺得話已經說完了，轉身又從廚房后門退了出去，只留下我一個人站在原地。有些羞愧，有些感傷。

有眼力見的辛巴

辛巴是我老板雇傭的花工。因為我寄宿在老板家里，除了周末，我們幾乎每天清晨和傍晚都會見面。關系說不上親近，但也算熟絡。不論是誰先看見誰，都會主動打招呼，問一句昨晚睡得如何，今天的工作順不順。

從關系上講，我們是同事，但他始終叫我 boss。這讓我頗為苦惱。在我的理解里，boss 是對我的侮辱和污蔑，仿佛我經常對他居高臨下，頤指氣使。為此，我還特意糾正過他。我告訴他：我并沒有雇傭你，也從未在任何時候把自己當成“老板”。不要叫我 boss，叫我的名字就好。可他還是習慣性地叫我 boss，仿佛把中國人稱作 boss，早已成為他以及其他津巴布韋人一種不假思索的日常。

拋開他總是叫我 boss 這件事不談，其他方面我對辛巴其實都很滿意。他工作認真、負責，也很有眼力見。

作為花工，辛巴負責收拾和打理院子，照看幾只小狗，此外還有一項頗為繁重的工作——洗車。老板的車多，他每天清晨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一輛一輛地洗，一直洗到老板開車去上班為止。天氣暖和的時候還好，可到了哈拉雷的冬季，早晚還是會冷。很多次，我看見他一邊哈著白氣，一邊洗車。看著他那么辛苦，我也勸過他：這些車昨天才洗過，其實并不臟，用不著這么勤快。可他從來不聽。幾個月來，幾乎天天如此。

久而久之，我才明白，他并不是沒聽見我的勸，而是根本不允許自己停下來。一方面，這種“勤快”未必全是性格使然，更像是一種早已內化的自我要求。不被提醒、不被質疑，也不輕易停下來。雖然有些近乎病態，但在中國人的眼里，這樣的品質往往被視為可貴，很多雇主甚至希望自己的員工都能這樣。另一方面，他需要這種“勤快”，或者至少表現得勤快，來保住工作，同時換取更多的“好處”。

辛巴很有眼力。他似乎掌握了一套熟練的“可見性游戲”：什么時候該出現，就出現在你面前；什么時候該隱身，又能悄無聲息地消失。當你的注意力落在他身上時，他總會恰好在附近。這種無需言語的默契，讓雇主心里暗暗滿意。在日常相處中，他總能恰到好處地表現自己。院子里的西紅柿熟了，他會提醒老婆（住家保姆）及時采摘送進廚房。有時候看見我做飯，他還會主動問：“要不要把院子里長得好的香菜摘來？”小小的舉動里，充滿了體貼與分寸感。

我不知道辛巴以前經歷過什么，他的察言觀色能力和把握人物關系的能力總讓我震驚。老板家里住著不少中國員工，但他似乎只盯上了我。有一次，他的膠鞋壞了，竟主動找我說。我后來才知道，他其實跟老板提過幾次，但老板忙忘了，他又不好意思反復開口，于是找我，就是希望我幫他“遞話”。 我幫了一次，他就更加認準了我。其實老板人很善良，他自己工作也很盡責，本不需要繞這么多彎子，但辛巴還是會“利用”我所能提供的便利，把事情安排得更順。

這次他向我透露弟弟去世的消息，我一方面相信他是在分享自己的遭遇，另一方面后來意識到，這或許也是為之后請假與求助做鋪墊。他最先告訴了我，我在與老板閑聊時才提起。沒過多久，上班時，他又把消息直接告訴了老板。于是，這段關系開始變得微妙——老板知道我已經知情，也知道我會留意他如何對待自己的花工。

接下來的幾天，辛巴還會向我更新弟弟的情況：趕上周末，運輸尸體需要一些文件，因此被耽擱。直到前天，他弟弟的遺體終于運回，他需要參加葬禮，而這正值工作日。這一次，他沒有私下找老板，也沒通過我“遞話”或說情，而是在我們中國員工一起吃晚飯時，走到餐桌前，直接向老板說明要參加葬禮。平日里，這個時間段他很少出現。老板二話不說，準許了假期，還借給他錢，并提供了一定資助。

如果換作我是老板，心里大概會有些不舒服——難道我在他眼里真的這么不近人情嗎？為什么他非得“玩這么多小心思”才告訴我這件事？我也在思考他這么做的原因。可能是他剛接替上一個花工的工作不久，自覺與老板的感情基礎還不牢靠；或者，他已經看透了人性，不愿輕易冒險，而選擇用一些技巧應對。當然，也可能是我的視差之見。在我看來的不需要動腦子的“小事”，對于辛巴來說已經是足夠重大且需要花費腦筋去運籌帷幄的”大事”了。總之，我相信，辛巴未必是在“算計”，更像是在一套他早已熟練的生存邏輯中行動。

葬禮及之后

再次見到辛巴時，他剛從弟弟的葬禮回來。眼睛紅腫、布滿血絲，但他竟然只用了一天時間，這在常理上有些說不通。在津巴布韋，紹納人的葬禮通常不止一天，而是分階段，涉及到家族和社區的參與，即便是家族內部，至親與遠房親戚也會有所不同。

在津巴布韋，人去世后的第一階段是守靈，通常從去世當天或第二天開始，持續一到兩天。親屬、鄰里和同事會陸續來到逝者家中集合。至親有時整夜不睡，輪流唱哀歌、祈禱。與此同時，家屬還會安排專門的人負責接待來客，并記錄捐款情況。我在津巴布韋只參加過一次這樣的場合，是跟隨同事去參加另一位同事祖母的葬禮。現場并沒有花圈和白布——否則看起來會與中國的葬禮過于相似；我也沒有看到遺體，只是在院門口看到一排排黑色、帶靠背的塑料椅整齊擺放。

我跟著同事走進去，與逝者家屬一一握手致意。屋里的人，有些是至親，有些和我一樣，是前來吊唁的客人。我需要逐個握手問候，然后坐下。按禮節，我也要與家屬說上幾句話，盡管當時只用自己掌握的、為數不多的紹納語簡單問候。坐了一會兒，我便和同事一起走了出來。不久，逝者家屬端來一盤炒雞蛋和罐裝豆子，還有飲料，招待我們這些來客。整體而言，現場的氛圍莊重，讓我想起了小時候老家那些熟悉的葬禮場景。

第二階段是正式的葬禮與下葬，儀式通常在清晨或上午開始。若是基督教家庭，葬禮一般由牧師主持，家族長者發言。隨后便是下葬，多將逝者安葬在家族墓地或公共墓地。下葬時的氣氛往往最為壓抑，哭聲也最為集中，是情緒釋放的高峰。

下葬結束后，據說還會有葬后的聚餐。我也參加過一次這樣的場合。那是我剛到津巴布韋不久，在一家文具公司做田野調研。有一天，一名員工拿著本子和筆走到我面前，告訴我公司某位員工的母親去世了，問我是否愿意參與。我把錢交給他，他認真地做了登記。那次我們沒有趕上守靈，也沒有參加上午的正式儀式，而是直接參與了下葬環節。隨后因為工作安排，也沒有留下來參加葬后的聚餐。這是我第一次近距離見證津巴布韋的本土葬禮，它與我小時候在老家參加過的葬禮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

下葬結束后，葬禮實際上還沒有完全結束。當地還有一種類似 “迎魂”的儀式，通常在去世一年左右舉行，目的是將逝者的靈魂正式迎回家族。直系親屬必須參與這一儀式。條件較好的家庭，會殺牛、準備傳統啤酒招待再次到來的親朋；條件一般的家庭，尤其是在津巴布韋的農村地區，可能只會準備一些 Sadza 或其他谷物食品。可以說，只有完成迎魂，葬禮才真正算完成。

辛巴也告訴我，他其實此刻本應仍在老家參加弟弟的葬禮，但因工作不得不提前返回。之所以這么快回來，一方面是弟弟客死他鄉，許多環節不得不做出調整；另一方面，他的弟媳仍在老家，還有親戚和長輩可以負責張羅事務。本來正值周末，他本可回老家祭奠，但因路途遙遠，只能遠隔千里，寄托哀思。一年之后，他再去張羅弟弟的“迎魂”的儀式，把弟弟“接回家”。

津巴布韋人的“九個媽媽，十個爸爸”

對于中國人來說，津巴布韋人的葬禮并不陌生。在他們公司，員工請假的最常見理由往往是“我某某親戚去世了”。對這種情況，大多數中國人還是能理解的，但久而久之，也難免生出疑惑：有些員工總是請假，而理由竟然都是母親或父親去世——一個人不是只有一個爸爸和一個媽媽嗎？怎么可能總是去參加葬禮？于是，一些中國人開玩笑說，難道津巴布韋人真有“九個媽媽，十個爸爸”？

辛巴告訴我，這其實是中國人的誤解。在津巴布韋的文化里，父親的兄弟都稱作爸爸，父親的姐妹稱作姨母；母親的姐妹稱作媽媽，母親的兄弟則稱作叔舅。在當下的津巴布韋，家庭觀念和傳統文化依然根深蒂固，這些親戚在生活中都非常重要，因此他們的葬禮也都必須參加。辛巴說，雖然有些津巴布韋人請假的理由可能并不真實，但多次參加父母或至親葬禮的理由是真實的，而且至關重要。如果不懂得尊重這一點，津巴布韋人是不會原諒你的。

辛巴是紹納人，“辛巴”是他圖騰 Shumba 的中文譯名，意思是獅子，象征力量、勇敢與領導力。他的父母健在，兄弟姐妹共有五人，這次在南非意外去世的，是最小的弟弟。在辛巴身上，我看到了父輩——特別是爺爺輩口中那種對責任與擔當的理解。在津巴布韋，也有“長兄如父，長姐如母”的說法。弟弟去世后，父母以及其他兄弟姐妹需要承擔起照顧弟弟子女的責任。父母年事已高，而作為長兄的辛巴，更需要肩負起更多責任。

辛巴的弟弟有兩個孩子，一個九歲的女孩上三年級，一個五歲的男孩才上幼兒園。弟弟突然離世后，辛巴最擔心的便是這兩個孩子的教育問題——他不希望他們因此失學。在津巴布韋，尤其是辛巴的農村老家，公立學校一個學期的學費大約 50 美元，一年三個學期約 150 美元，加上校服、文具及孩子們日常的最基本生活開支，一年大約需要 500 美元。

雖然父母健在，其他兄弟姐妹也已成家立業，但家家有本難念的經，經濟條件并不寬裕。考慮到自己微薄的薪水和已經背負的家庭負擔，作為弟弟孩子的“父親”的辛巴甚至不敢去想明年的“迎魂”儀式的錢從哪來，只能深深嘆息。

我只能安慰他：“你的圖騰是獅子，你天生有力量、勇敢并具備領導力，你一定能度過這個難關。”我遞給他 50 美元，但心里清楚，這不過是杯水車薪。他雙手合十，輕輕擊掌接過錢，表示感謝，然后說道：“Boss，我得繼續去擦窗子了？”

他一句“Boss”，立刻將我拉回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