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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藝術史學者、芝加哥大學教授巫鴻編著的《中國材質藝術》六卷本出版(上海書畫出版社,2025)。為何關注材質?藝術品的物質性暗中訴說著哪些信息?本報記者采訪了巫鴻,從這位八十歲學者也是策展人的童心未泯的“個人收藏”談起。
巫鴻說,常規的美術史教育和研究主要關注藝術品的內容和形式,即圖像和風格,然而我們也要看到,藝術品的材料不是中性的物體原料,它其實一直在文化、審美和意識形態等多個層次上發揮著主動作用:“如果我們對藝術、物質創造以及文化生成的關系有了更多認識,就能更深刻地理解中國藝術的文化基因和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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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鴻編著《中國材質藝術》(上海書畫出版社,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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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鴻。攝影:張春渝
文匯報:聽說您喜歡收集機器人、木馬和可樂瓶?可以給我們談談嗎?
巫鴻:其實這些都是個人和家庭項目。最早應該是木馬。我一直喜歡玩具,但不是小孩兒的那種興趣,也不是收藏家的興趣,就覺得它們挺有意思。
上世紀80年代末我有一次去紐約,在街邊看到一個古玩店外頭扔著一個美國的老木馬,可以像蹺蹺板搖動的那種。那木馬應該有上百年了吧,一只眼睛沒了,有的地方的毛兒也磨禿了。但我覺得它特別可愛,孤零零地被扔在馬路邊上。我就把它給抱回去了。這成了我的第一只木馬。
我還有一只特別粗糙、笨重的木馬。在古玩店里看到它的時候我就想:這只馬看上去像是個老爺爺做的,做得不太靈光,可能是給他疼愛的孫子做的吧?這個老爺爺不像是一個特別有木工技術的人,或者特別有設計感的人。但這只馬有種特殊的表情,和我說話。
那時我剛剛開始在哈佛大學教書,我的夫人蔡九迪在康奈爾大學教書,我們經常在紐約北部和麻省漫游,逛鄉村里的古玩店。我喜歡那些不實用但有歲月感的東西,一是玩具馬,還有就是美國民間的一種像百納被一樣的被子,拼接的幾何花紋做得非常漂亮。有些磨蹭破了,顏色都掉了,但是有溫度。
至于機器人,我最喜歡的是那種鐵皮的,比較老式和原始的。這類玩具大概是從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開始出現的,后來有了登月等大事件,更促進了人們對太空和機器人的興趣。有些早期機器人長得像前蘇聯的第一個宇航員加加林,戴著頭盔,鐵皮糙糙的,擰起來嘎嘎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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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鴻位于芝加哥的家中,劉建華陶瓷作品《白紙》下,是各色各樣的鐵皮機器人。圖源:《集錦》 攝影:Nolis Anderson
這些東西其實都不是為了收藏,我也從來沒去考慮過它們的價值,也沒有查書看每件是什么年代和風格。收集它們就是在日常生活中有個興趣,好玩兒。
這就是我所謂的“收藏”的主要模式,包括家里的當代藝術品,也都是行動留下來的痕跡。比如說策劃個展覽總會留下些東西,我對藝術家一般都做很長的訪談,據此寫文章,他們有時也會送給我他們的作品作為紀念。這些都是“以文會友”的記錄,是生活和工作留下的痕跡——留下的小小的有形的東西。
這些年我轉來轉去,好多原來的身邊東西都流逝了。我不太在意這些。在故宮里生活七年一張照片兒都沒留下,當我意識到這個缺失時嚇了一跳。
文匯報:您一直在和藝術品打交道,最近又強調“物質性”這個概念,但是您對具體的身邊的這些東西都不在意?
巫鴻:其實我現在提的物質性或者材質性,指的并非具體的物件,而是用來制作物件的材料或材質。“材質性”的基本含義是不同材料本身就富有意義,而這些意義與特定的文化、時代、審美傳統有著深刻的關系。
學界曾流行過有關“物之生命”的研究,延循的是人類學的方向,意思是一個物件有自己的經歷,會不斷旅行、不斷轉化。這當然是正確的,但作為一個學理來說,容易很快說到頭。
相比起來,大家對材質的研究還遠遠不夠。這個問題說深了其實很復雜。“材質”同時指涉“材”和“質”,包含了物質和精神兩個維度。
就像我編這套書的時候,曾經請不止一位學者寫為什么中國建筑一直喜歡用木頭,但沒有人接。看來這個貌似簡單的問題并不好寫,以往也很少有學者認真討論這個問題,因為它太基本了,人們反而不談了。
要說起來,或許古代中國人對于這種有機的、具有生命性的物質有一種偏好。石頭建筑是后來才出現的——石頭非常結實,帶有永恒性,在升仙的信仰流行起來以后,才被用來建造與喪葬相關的建筑。木頭不結實但有不結實的特殊含義。日本神道教的木構神社每20年拆一次重造。沒壞就拆了,不斷拆不斷蓋。為此它都進入不了世界遺產保護名錄,因為被人說是新的。但我覺得其實它在更基礎的意義上十分古老——它保存的不是原來的那個材料,而是原來的建造技術。20年基本上正好是一代人的時間。通過不斷地重建,這種建筑的“內在知識”——內化的手藝和審美——就傳下去了。要是過了100年以上再修,這手藝就已經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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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滕州前毛堌村漢墓。圖源:枉言
物質、材質的問題不光是美術和建筑的問題,其實文學也描寫不同的材料和材質。那么,作家們真的懂這些材料和材質嗎?真的對它們有感覺嗎?怎樣才能抓住這種內化的知識或感覺?
文匯報:您是什么時候開始重新發現材質這個視角的?
巫鴻:起因是我策劃的一個關于當代中國藝術的展覽。常聽到一種說法,認為中國當代藝術都是學西方的,完全是模仿,沒有自己的東西。對此我是不同意的,但它獨特在哪里呢?通過多年的研究和策展,我逐漸意識到中國當代藝術與西方當代藝術的一個不一樣的地方,就是從80年代那一代藝術家開始,中國實驗藝術家就對材質顯示出極大的興趣。這樣的例子多得數都數不完,其他國家的當代藝術家當然也用特殊材料,但顯示出的興趣和表現深度遠遠不及中國當代藝術。
材質會說話,材料有意義——這一點并不局限于當代藝術。我原來研究禮儀美術,比如討論青銅器如何體現中國人的紀念碑性,就和材料很有關系。中國古人沒有建造龐大的金字塔,而是制作了大量的青銅和玉器,在這些特殊材料里注入了大量的勞力和當時最高的技術,本質上跟造金字塔是一回事。中國古人在幾千年的時間里都在造青銅器和玉器,這種材質感太強烈了。當我如此開始關注材質的時候,對當代藝術和古代藝術的研究就連起來了。
西方學者中也有人談這個話題,比如有位學者說,現在許多理論家都在大談“材料性”“物性”等抽象概念,但很少認真對待真實的“材料”以及有關的技術、審美、社會學等方面。我對此深有共鳴。
之前我們沒有把“材質”當作一個重要研究方向提出來,現在這套書的目的,就是把它作為討論藝術史的一個主軸,因此推出“中國材質藝術”這個概念。它的意思就是引發我們對很多種藝術品和藝術傳統——首先是材料說話——產生特殊的感知和感悟,然后才是圖像和其他方面。就好比你現在看到一件玉器,首先看的并非花紋,而是“這是件玉器”,潛意識中你已經體會到它的價值,然后才是其他方面。
而且,技術和材質是分不開的。比如青銅器有不同的鑄造技術。古代中國采用的“合范法”是一種相當浪費材料的技術,但對貴重材料的浪費本身也是有意義的,是權力的象征。
這套書是一個集體項目。六輯里每本包括五六位作者,每位都做了很有意思的專題研究。像有一篇寫“鐵”的文章,就補上了美術史研究中的一個空白。鐵在美術中很重要,但從來沒有被認真地討論,大概是因為從戰國開始,鐵就被叫成“惡金”,被認為是粗俗的。這些文章中還有寫瓷的,講它只能經過轉化而來,自然界無法尋獲,但來源卻是最原始的泥土。還有寫玻璃、石頭、墨、紙、漆器、發繡、癭木、鳥羽等許多材質的,且每一本都包含一篇講當代藝術的文章。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題目,對材質的意識可以幫助我們拓寬看待藝術的視野,對美術史研究有著多層面的意義。為什么會在當下提出這個題目?也可能因為我們現在接觸電子、數碼、人工智能這些虛擬的東西太多了,促使我們看到它們所取代的真實世界,因此把一些原來不曾關注的基本問題帶了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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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素面水晶八曲長杯 西安何家村窖藏出土。陜西歷史博物館藏
文匯報:您曾談到一些知識分子“視盲”(visual illiteracy)的問題,今天國內主流人文學科的建制里,藝術史似乎還是有些邊緣?
巫鴻:我曾見過一些做文本的學者,好像覺得不懂藝術是值得驕傲的——至少是沒有感到不好意思,而是覺得不懂藝術挺合理的。
我覺得這很奇怪。其實歷史上很多關于視覺的重要理論和作品,并不是藝術史家寫的。福柯的《詞與物》上來就對委拉斯凱茲的畫作《宮娥》進行了細致的分析,不單為這本書打下基礎,而且影響了整個西方學界。誰也沒說福柯不是美術史家,為什么寫這個?蘇珊·桑塔格也不是職業美術史家,但她寫的《論攝影》是所有研究攝影和現代文化的人都要讀的。
按照文藝復興的概念,人的才能和創造力應該是多向的,大學問家更是如此。如果總是局限在自己的領域,甚至以此沾沾自喜,拒絕別人插嘴,那就等而下之了。
也許可以組織人編一本書,收集非美術史家的重要學者和知識分子寫的關于藝術的文章,可能會幫助糾正這種偏見。
想起一句話叫作“我是人,我認為對人的一切,我都不陌生”。以此和閱讀此訪談的讀者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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