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人文教育的大學，只是知識的販賣所”

編者說

清華大學文科資深教授汪暉曾在一次演講中說：“一個大學如果沒有人文教育、沒有人文精神就不成為真正的大學，只是一個在20世紀20年代爭論當中所說的‘知識的販賣所’。大學是有靈魂的，所以要培養人，要能夠觀乎人文，化成天下的，是這樣一個獨特的場域。”

而當高校人才培養的天平持續向專業技能、就業競爭力傾斜，人文教育的價值定位與現實意義也隨之引發討論?！蹲粉檶W生成長：高校人才培養質量監測的探索與實踐》一書，從真實案例出發，探討了人文素養教育的育人價值。我們對書中相關內容進行了節選，小標題為編輯自擬。

謙卑教育在醫學教育中的重要性

2002年伯格（Allan S. Berger）醫生在《學術醫學》雜志上發表了一篇文章1，回憶自己20世紀50年代在紐約布魯克林一家醫院當實習生的經歷。當時心血管外科手術剛剛開始進入臨床，而喬治敦大學醫學院的外科教授、開胸手術的先驅者查爾斯·胡夫納格爾（Charles A. Hufnagel）醫生恰好來到他所在的醫院訪問。醫院著名的心臟病學家威廉·多克醫生在伯格的病房查房時檢查了病人岡薩雷斯女士。這個27歲的新移民是四個孩子的母親，說一口蹩腳的英語。她早年就患上了二尖瓣狹窄，導致充血性心力衰竭。

多克醫生稱她為“岡薩雷斯夫人”，并耐心地解釋說，她需要接受一種新設計的開胸手術。他從口袋里掏出手帕，解釋她心臟的問題，告訴她如果不做手術，前景會很嚴峻。新手術能否成功還有不確定性，但他請求岡薩雷斯同意，讓一位來訪的專家做這個挽救生命的手術。

岡薩雷斯說，在決定之前她想和“她的私人醫生”討論一下這個問題。這是一個很可笑的回答，因為像她這樣貧窮的病人是不可能有私人醫生的。但多克醫生毫不在意，問道：“你的私人醫生叫什么名字？”她答道：“就站在你身后。”作為一個身份低微的醫科學生，伯格醫生此時站在查房圈的最外圍。多克醫生眼都不眨地回答說：“當然，和伯格醫生討論一下……也許他會同意我的建議。”

兩天后，胡夫納格爾醫生成功地進行了手術。三周后，岡薩雷斯出院了。伯格在文章中說：“將近50年過去了，多克醫生謙遜、禮貌和尊重病人的榜樣依然留在我的心中。”

2010年科勒汗（J. Coulehan）醫生發表在《內科醫學年鑒》的文章則記述了一個反例。2一名病人急需手術，但不懂英文。主刀醫生到場后將西班牙語翻譯推到一邊。“我沒有時間和你聊天，”他咆哮道，“我現在就要做這個手術。”病人本來已經簽了同意書，但被醫生的態度嚇得渾身發抖，因為他不知道發生了什么。

伯格和科勒汗討論的是謙卑教育在醫學教育中的重要性，而我們關心的是這樣的討論對于高校人才培養是否具有普遍意義。在高等教育領域，關于素質教育、人文素養、人文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等話題的討論熱度持續不減。伯格和科勒汗醫生讓我們看到，在醫學這樣一個高度職業性的行業里，謙卑教育這個極其“人文”的話題居然如此重要——它對醫療的質量和醫院的績效產生直接影響。

事實上，除了醫學以外，商科、師范、法律、心理學、社會工作以及工程等許多其他行業也都對職業倫理有相當高的要求。這些領域的職業倫理教育可以幫助從業人員更好地應對復雜的道德和倫理決策，提升專業素養，保障社會的整體福祉。

人文素養能教嗎？

問題是，謙卑能教嗎？進而言之，人文素養能教嗎？假如能教，在當代高校專業至上的人才培養方案中，謙卑教育或人文教育位在何處、如何實施？加州一所文理學院——米爾斯學院（Mills College）的教務長格里爾（Sandra Greer）教授提出一個有趣的觀點。

格里爾指出，人們經常談論“什么是人文教育？”“人文教育的結果是什么？”，對此最通常的回答是，人文教育拓展學生的背景知識，培養他們有效溝通、分析判斷和邏輯思維的能力，等等。換言之，人文教育應該為學生追求更加實用的職業生涯——如法律、醫學或商業——提供知識準備。

但人文教育還有另一個結果，那就是幫助我們認識到自己不知道什么。正是這種對于自己的無知的意識，造就了那些接受過人文教育的人所特有的謙卑態度。養成這樣的態度對于年輕學子來說有多重要？格里爾寫道：

我們知道得越多，我們就必須面對更多我們不知道的東西，我們就越因我們所有人的無知和我們每個人的無知而感到謙卑。這種謙卑的結果實際上是一種可取的狀態。這是一種理想的狀態，因為這種心態讓我們愿意問更多的問題，找到更多的答案。正是對未知事物的高度和廣度的認識，引導我們提出最好的問題，并找到通向新知識的最佳途徑。3

作為高校管理者，格里爾關于人文教育的看法為我們打開一條思路。當代社會對于人文教育的質疑不絕于耳，高校雖未因此將人文教育拒之門外，卻也不得不在巨大的就業壓力面前，將課程設置的鐘擺向應用課程傾斜。格里爾沒有在人文還是職業這兩個極端之間糾結，而是將重點放在如何培養學生認識世界的正確態度上。在她看來，只要學生能夠放下身段，平視世界，聆聽它的聲音，他們就能看到自己的無知，就會激發好奇心，就能致力于獲取知識。這就是謙卑教育必不可少的原因所在。求知需要謙卑，成為一名好的職業人更需要謙卑——伯格和科勒汗的案例就是佐證。

體現在課程設置上，西方大學的學生往往被要求讀著作，動輒一周幾百頁的閱讀，讓他們有時變得只見樹木，不見森林。下筆寫作時，他們往往小處著手，小中見大，看似胸無點墨，卻又悲天憫人。反觀國內高校，我們的課表上，特別是文科或通識課表中最常見的是“XX概論”“XX史”這樣概述性質的文學史、哲學史之類的課程，其內容動輒橫跨五大洲、縱深幾千年。學生寫作一下筆就是宏大敘事，與他們在課堂上獲取宏觀知識的方式完美匹配。假如說謙卑是一種態度，一種看待世界的方式，那么寫作就是記錄個人對于世界稍縱即逝的看法。這樣看來，落筆時傾向于小中見大還是高瞻遠矚，反映的可能是寫作者看待世界的視角。如果小中見大是作者對世界的平視，那么高瞻遠矚則更多是作者對世界的俯視。從閱讀到寫作到行事，中西方大學培養人才方法之差別可見一斑。

參考文獻：

[1]Berger, Allan S. (2002). Arrogance among Physicians. Academic Medicine, 77(2): 145-147.

[2]Coulehan, J. (2010). On Humility. Annals of Internal Medicine, 153(3): 200-201.

[3]Greer, S. Education for Humility[EB/OL].(2012-12-17)[2024-10-11]. https://www.hu?post.com/entry/education-for-humility_b_2316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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