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富家子弟淪落敗家子，溺愛成災的父親臨終前，究竟夢見了什么？

龍門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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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魚躍龍門

龍門是黃河咽喉，兩岸懸崖斷壁，河水噴涌而出，雖然近在百尺，唯有神龍可越，故名“龍門”。人們用魚躍龍門的故事寄托著改變命運的美好愿望。龍門西岸的韓城縣號稱“文史之鄉(xiāng)”，流傳著“上了司馬坡，秀才比驢多”的說法。溝北村就秉承著“耕讀傳家”的理念，歷代不乏有登科入仕，據(jù)高家祠堂碑文記載：“始祖韋興，自遷韓以來，居南鄉(xiāng)，進而移居溝北，迄今子孫繁庶，凡二十余世，登科會者有人，入膠庠者亦夥。”

溝北村城高壕深，呈“豐”字型，南北兩個城門，主道兩側有三條街巷，分別稱南巷、中街、北巷。中街多是富戶，住有前清秀才高會亭、杏林妙手高先登等大戶人家，他們的房子都是四合院，大門上掛著諸如有“耕讀第”、“狀元宅”、“外翰第”之類的牌匾。高達柱在中街有三處聯(lián)排院子，分別住著長子高瑞卿、次子高梅卿，三子高煥卿。高老爺非常喜歡老三，達到毫無原則的溺愛，這反而害了他。高煥卿成年染上毒癮，成了一個敗家子。反觀高梅卿為人善良，平庸無為，但卻多災多難。民國初年，婆姨去世。高梅卿續(xù)弦娶了郭家砦的解蘭芳。解氏處境尷尬，長伯持家，三叔得寵，更不幸的是她連續(xù)生了兩兒一女都不幸先后夭折。1926年，清明節(jié)前一天，第四個孩子降生。因為高達柱前夜做了一個好夢，故給孩子取名夢吉。

給滿月的嬰兒認干爸是非常普遍的事，這樣可以沾上干親的人氣、福氣。高梅卿就讓襁褓中的兒子拜郭家砦的解朝貴為干爸。解朝貴是郭家砦的大戶，符合人財兩旺、兒女雙全、福壽周成的標準。郭家砦因唐代名將郭子儀在此駐軍而得名。砦中有解、陳、衛(wèi)三大家族，關系猶如村中“三圣廟”中的劉關張一樣親。另外，母親還將兒子許給韓城紫荊山上的普照寺文珠菩薩坐下，以求保佑孩子健康成長。

沾上人氣、福氣和神氣后，高夢吉健康成長，天資聰穎，睿智好學，在爺爺?shù)膰栏褚笙拢臍q就會背《百家姓》，六歲入高會亭的私塾學習《三字經(jīng)》《千字文》《論語》《大學》，八歲入西莊鎮(zhèn)小學。高梅卿日子好轉之際，父母先后去世，兄弟分家。他得到了一些田畝和一座四合院。由于他性格敦樸，不善耕種，不會生意，家道又逐漸衰落。高夢吉十二歲生日時，母親只能以紙牛紙羊上山還愿。也許是再次得到神仙保佑，高夢吉又沾上官氣。

1938年12月24日，蔣介石召集一、二戰(zhàn)區(qū)師以上軍官在武功縣國立農(nóng)林專科學校開會。日軍抓住機會隔河炮擊芝川鎮(zhèn)，在此擺出強渡姿勢，其真實目的是攻占龍門山，強渡禹門口，從而進攻陜西。日軍第7、8聯(lián)隊，附以皇協(xié)軍4千多人，于25日凌晨突然向龍門山發(fā)起進攻。新8師龍門山云中寺主陣地一度失守，副師長朱振民急令第23團從師家灘渡河，從梯子崖攀上龍門山，從側面向日軍反攻，經(jīng)過七天激戰(zhàn)收復全部陣地。此役斃傷日軍200多人，取得“龍門保衛(wèi)戰(zhàn)”的勝利。

第二年初，國軍61師換防新8師進駐韓城，該師參謀處長廖自新借住高煥卿家，成了高夢吉的貴人，帶來了官氣。廖自新是湖北京山人，黃埔三期，曾參加過中原大戰(zhàn)、淞滬會戰(zhàn)、蘭封會戰(zhàn)、武漢會戰(zhàn)，因功升任參謀處長。夏忙前的一天，廖自新與高梅卿閑聊，談起孩子的學習，高梅卿自豪地說：“孩子的作文常被老師評為范文，也寫得一手好字，經(jīng)常在學校編寫墻報。”說著拿出孩子的作業(yè)本讓廖自新看，接著嘆息了一聲，“高小快畢業(yè)了，家里實在供不起娃讀書了。”

高夢吉文如錦繡，字如桃花，作業(yè)非常工整。廖自新覺得這么好學的孩子如果輟學非常可惜，就說：“在河東有一所中學，免費招收抗屬子女，可以讓孩子以部隊家屬的名義去。”。秋季開學時，高夢吉就以61師子弟的名義進入山西鄉(xiāng)寧縣聯(lián)合中學。中條山戰(zhàn)役之前，已升任61師參謀長的廖自新派人將高夢吉送回插班到韓城中學學習。一學期后，第1軍在韓城招收干部學員，高夢吉和同學薛浩然、廉性毅、張永才等經(jīng)考試被編入童子軍，半年后進入西安戰(zhàn)時干部訓練第四團。

此時的陜西是第34集團軍總司令胡宗南的天下。胡宗南是蔣介石真正的“親生弟子”，“親”是浙江鄉(xiāng)親，“生”是黃埔學生。傳說，胡宗南任17軍團長期間，在洛陽掘出一方刻有“一輪古月照中華，百畝雨田養(yǎng)農(nóng)家”的石碑，正好鑲嵌了胡宗南和戴雨農(nóng)的姓和名。從此，胡宗南自命不凡，在組建中央軍官學校第七分校時，特意將校址選在了終南山下王曲鎮(zhèn)的青龍嶺，終南與宗南諧音，王曲與青龍相應，幻想著自己和蔣介石一樣，通過軍校練兵實現(xiàn)自己的野心。按照慣例七分校校長是蔣介石，胡宗南以校務部主任的名義代行校長之職。1940年秋，胡宗南巧立名目，以“學生隊”、“童子軍”、“入伍生”、“戰(zhàn)干團”的名義大規(guī)模招收學員。高夢吉等人就是在這種背景下進入中央軍官學校第七分校通訊軍官訓練班第二期。

胡宗南深知指揮通訊的重要性，為了確保通訊軍官絕對忠誠自己，特意將訓練班設在西安北校場。34集團軍機要室主任王微兼任班主任。王微和胡宗南是浙江孝豐的同鄉(xiāng)、吳興中學的同學、孝豐小學的同事、國民革命的同志，二人關系非同一般。在西安說聲“我是王微的學生”就相當于特別通行證。

默默無名的王曲，一時間遍地軍人，學員多達萬人，這引起了軍事委員會軍訓部長白崇禧的不滿。1941年初，白崇禧突然親臨西安對七分校的學員進行考核甄別，下令淘汰了2000多名不合格學員，并諷刺說了一句：“亂七八糟，糊里糊涂。”“七”指七分校，“八”指八戰(zhàn)區(qū)，“糊”當然指胡宗南了。

命令一宣布，就炸了鍋，被淘汰學員一起沖擊校本部，搗毀大禮堂，準備前往在西安游行。胡宗南急令七分校入伍團團長張新進行勸阻。張新也是黃埔三期，參加過北伐戰(zhàn)爭、淞滬會戰(zhàn)和武漢會戰(zhàn)。特別是在徐州會戰(zhàn)中，他率領552團在臺兒莊與日軍板垣師團血戰(zhàn)十晝夜，全團僅剩200余人，自己也身負重傷，是學員心中的抗日英雄。

張新一到亂哄哄的學員面前，就瓦塊磚頭砸的頭破血流。他捂著傷口大喊：“老子在臺兒莊打鬼子時，受過傷、流過血。今天被你們打，也受了傷、流了血，這和日寇何異？”他進一步威脅道：“誰若再亂來，當以漢奸論處。”這一喊，鎮(zhèn)住了鬧事學員。接著他又大聲說：“該打的不是我，是白崇禧。你們是胡先生的學生，不是白崇禧的學生。白崇禧不要你們，胡先生要你們。白崇禧不發(fā)畢業(yè)證，胡先生給你們發(fā)。白崇禧不給吃飯，胡先生這里有鐵飯碗。”一場風波就憑張新的硬頭軟話平息了。

這批被淘汰的學員重新編班培訓，其中就有一位從湖北麻城來的李福泳，他被編入通訊班，和高夢吉他們成了同學。這群70多名學員都是十六七歲，來自五湖四海，有淪陷區(qū)的，有大后方的，最多的是陜西籍，他們形成了親如手足的感情，這是難得的精神財富和革命資源。李福泳是湖北淪陷區(qū)逃難來的，在西安舉目無親。去年考入七分校步兵班受過軍校訓練，有一種成熟軍人的氣質，做事為人謹慎細微，被王微贊為“技術超群”，贏來了“小媳婦”的綽號。最有個性的是呂重山，是華縣北田村人，小學畢業(yè)時正好第一軍招收童子軍，就迫不及待地報了名。他最拿手的是眉戶戲，高興時唱旦角、發(fā)泄時唱凈角。大伙給他取了“迷糊旦”的外號。河南來的徐學章家境殷實，過著小資產(chǎn)階級的生活，大家都叫他“少東家”。高夢吉最大的愛好就是讀書，常在在七分校校刊《王曲》發(fā)表文章，在班里得了一個“高爾基”的雅號。高夢吉文靜、薛浩然熱鬧、廉性毅仗義、張永才膽小，四人在班里是一個小團體，幾乎形影不離。

通訊班主要課程是學習收發(fā)電報。發(fā)報容易，收報難，為了提高學員收報能力，王微讓學員抄記中共新華社電訊，因為新華社電訊信號好，電文公開，適合練習。他們就借機收聽延安廣播電臺。一幫處在逆反期的年輕人，他們對延安的聲音都特別感興趣，延安廣播電臺的旋律，幾乎都能哼出來。軍校的伙食雖然不好，但足以填飽肚子，加上體能訓練，他們的個子一下竄了一截。高夢吉冷峻的面容，合體的軍裝、文雅的氣質，經(jīng)過一年的軍校生活，蛻變成一個英俊瀟灑的軍官。

1942年12月，通訊軍官二期培訓班結業(yè)，胡宗南以一、二期學員為基礎組建了第八戰(zhàn)區(qū)副司令長官部通信營，配屬各軍、師、旅司職電臺收發(fā)工作。高夢吉配屬陸軍36軍52師，駐彬縣炭店村。該師師長周嘉彬也是黃埔三期，畢業(yè)后留校任教育長張治中的副官，后跟隨張治中參加過中原大戰(zhàn)、淞滬抗戰(zhàn)。1934年被保送到德國柏林陸軍大學深造。抗戰(zhàn)全面爆發(fā)后回國，任西安戰(zhàn)時干部訓練第四團教育長，七分校成立后任校務部副主任。1943年初，改任52師師長。薛浩然配屬29軍109師駐韓城。在老家當兵的好處就是回家方便。薛浩然家是柳樹塬村一個小康之家，七十多畝地，十幾口人。薛浩然上有四兄一姐。三哥薛浩堂讀過幾年私塾，做過商號學徒，是家中的主事者。薛浩然畢業(yè)不久，在父兄的操辦下結婚了，婆姨張氏比他大四歲，這門婚事，薛浩然很不情愿。結婚半年后，因為河南戰(zhàn)事，薛浩然隨109師劃歸16軍奔赴靈寶抗日前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