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藥有效成分為0，如何讓“救命藥”實現“真救命”？

2018年，電影《我不是藥神》熱映，講述了一個代購境外平價抗癌藥的故事，感動無數觀眾。影片原型陸勇，因從印度購買未經國內審批的仿制藥救助白血病病友，一度被以“銷售假藥罪”起訴，最終檢察機關作出不起訴決定。

七年之后，又一樁與“境外抗癌藥代購”相關的案件走入公眾視野，但這一次，故事卻走向了完全不同的結局。據央視新聞報道，一盒標價1500元的“進口版安羅替尼”，被患者當作救命藥服用數月，最終卻查出不含任何有效成分。毛某以“代購境外抗癌藥”為名，伙同境外人員仿制藥品，通過背包客帶回國內，經層層分銷流入全國市場。這些藥片毫無療效，卻讓無數患者在絕望中支付了真金白銀。

兩起案件，看似都與“代購”“仿制”“抗癌藥”相關，但內核卻有云泥之別。我們可以寬容雪中送炭的“藥神”，卻絕不能姑息趁火打劫的“魔鬼”。

寬容“藥神”，是體諒困境中的善意。陸勇案之所以引發廣泛同情，是因為其行為背后是普通人面對天價藥費時的無奈與掙扎。當時，正版抗癌藥價格高昂，不少患者家庭因病致貧、因病返貧。陸勇代購的印度仿制藥，雖然未獲國內審批，卻含有有效成分，能真實延長患者的生命。他本人也是患者，代購并非為牟取暴利，而是為了自救與救人。

檢察機關最終對陸勇不予起訴，這一決定并非對法律的漠視，恰恰體現了司法的溫度與智慧。它在法律與人情之間找到了平衡點，既維護了藥品管理秩序，也回應了生命的迫切需求。更重要的是，此案推動了社會對高價藥問題的關注，間接促進了抗癌藥降價、醫保談判等一系列制度改善。這種寬容，是對人性善意的守護，也是對民生痛點的正視。

嚴懲“魔鬼”，是捍衛生命與公平的底線。而毛某的行為，則完全是另一回事。他并非患者，更無救人初衷，只是看中了危重病人與家屬“病急亂投醫”的心理，將假藥包裝成“境外平價特效藥”進行銷售。這些藥片不含任何有效成分，患者服用后不僅無法控制病情，更可能因延誤治療而失去生命機會。

更惡劣的是，這種行為直接踐踏了兩個底線：一是對患者生命健康的極端漠視，二是對知識產權與醫藥創新生態的嚴重破壞。安羅替尼作為我國自主研發的靶向藥，背后是藥企長達數年、耗資巨大的研發投入。假藥的流通不僅欺騙患者，也侵害創新藥企的合法權益，長遠來看將打擊醫藥行業的創新積極性，最終損害的是所有患者的利益。

救命藥有效成分為0，既是案件也是社會考題，這說明對于救命藥還要想辦法實現“真救命”。

近年來，國家通過藥品集中采購、醫保目錄動態調整、推動國產創新藥研發等多項措施，已使不少抗癌藥價格大幅下降、可及性提升。例如，安羅替尼本身已有多個適應證被納入醫保，患者負擔顯著減輕。但這還不夠，要徹底鏟除假藥的生存土壤，我們仍需：繼續完善醫保保障，擴大覆蓋范圍、優化報銷政策，減輕患者藥費負擔；加強藥品價格調控與供應保障，讓更多救命藥買得到、用得起；

強化全鏈條監管，對生產、流通、銷售環節實施更嚴密監控，斬斷假藥黑色產業鏈；普及醫藥知識，提升公眾辨識能力，減少患者因信息不對稱而上當受騙。

在敬畏生命的地方，容不下魔鬼的謊言。醫藥領域，事關生死，容不得灰色地帶。對陸勇的寬容，是對人性善意的保護，是為那些在制度縫隙中掙扎的生命留下一扇窗；對毛某的嚴懲，是對生命尊嚴的捍衛，是為社會公平與醫藥秩序筑起一道防火墻。

法治的真諦，不在于刻板冰冷，而在于精準地區分善惡、權衡輕重。我們期待一個既充滿溫度、又堅守底線的醫藥環境：讓真正的“藥神”不再因制度困境而鋌而走險，讓每一個“魔鬼”都在法律面前無所遁形，讓急需救命藥的患者，能看得到希望、用得上好藥、走得出困境。

這不僅是司法的責任，也是制度進步的方向，更是我們對生命應有的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