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讀性非常強的一本回憶錄：開國少將羅通的《來自井岡山下》

開國少將羅通的回憶錄《來自井岡山下：羅通回憶錄》（東方出版社1996年7月第1版；湖北人民出版社，2016年9月第1版）

這是我最近看得津津有味的一部非常好的回憶錄。

之所以說它好，就是因為羅通的這部回憶錄大概因為出版的時間比較晚，沒有此前同類回憶錄那種四平八穩的敘述，比較敢說，因此也就比較真實，而且細節豐富飽滿，讓我們看到了宏大的紅色敘事背后鮮為人知的歷史真相。

羅通1915年出生于江西省廬陵縣云樓鄉（今吉安市青原區富田鎮）羅家村，家境貧苦，1928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9年轉入中國共產黨，1930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羅通歷任第一戰車學校副政治委員，中國人民解放軍裝甲兵政治部干部部部長，濟南軍區裝甲兵副司令員、政治委員，濟南軍區政治部顧問。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并榮獲二級八一勛章、二級獨立自由勛章和一級解放勛章，2005年病逝，享年91歲。

我個人覺得羅通少將的這本回憶錄，最有價值的地方還是他對于自己在紅軍時期的經歷的敘述，尤其是長征時期草地分兵之后，他跟隨朱德、張國燾的左路軍行動時的所見所聞，很多都是不可多得的第一手的寶貴史料。

在羅通的筆下，我第一次看到了有人近距離地對毛澤東主席的弟弟毛澤覃和他的妻子賀怡的描寫。之前僅僅知道毛澤覃是主席的弟弟，是蘇區經濟工作的一把好手，賀怡在新中國成立之初，為了替姐姐賀子珍找到他和主席留在蘇區的小孩，因為所乘坐的汽車翻車出事而不幸去世。

羅通在書中寫道，毛澤覃，初見面，覺得他蠻洋的，當時他不知哪里學來的，戴頂帽尖有紅須散在帽殼上的洋帽子，有點像法國人，又有點像華僑，很瀟灑。在我們贛西南山鄉他算是蠻洋的。開始，我們不接觸他，時間長了又覺得他很隨便。

關于賀怡，羅通說她大不了我幾歲，但她卻裝成一副大姐的樣子，說話做事潑辣辣的。她是么妹子，令人覺得她有點嬌氣。

有一次，行軍休息，羅通他們見毛澤覃腰扎一支小手槍(掌心槍，是德國制造的伯拉稀零，類似小八音)，只巴掌大，很稀奇。毛澤覃注意到了羅通這些人的心情，就把槍取下來給他們傳著看，并給他們表演打了一槍，彈頭就打在不遠處的一棵松樹上。

羅通他們走去把彈頭摳出來了，笑毛澤覃的槍沒有什么殺傷力，是把戲場上的花槍，只好看。下一次行軍，毛澤覃挎了一把駁殼槍。問他：“小手槍呢？”他笑著說：“給你們老表作聘禮了。”羅通他們朝賀怡一瞄，那把小手槍已經扎她腰帶上了。

羅通說，賀子珍、賀怡兩姐妹嫁毛澤東、毛澤覃兩兄弟，也算是人間一段佳話。

羅通的這本回憶錄是由他本人口述，他的子女記錄之后，再由他人執筆整理之后出版的，因此全書保留了不少口語化的表述。

羅通在回憶錄中對張國燾的紅四方面軍多有觀察和描述。

在羅通看來，紅四方面軍的軍閥作風普遍比較明顯，高級干部政策理論水平都非常有限。

羅通說，我原以為張國燾是名牌大學出來的知識分子，一定很有水平，聽了他幾次講話后，才知道他的頭腦比較簡單。他作動員報告很少宣傳馬列主義，講來講去就是窮人聯合起來打倒反動派那一套，好像鬧革命就是搞聚義堂。

至于紅軍在思想和組織上與舊軍隊的區別，紅軍的三大民主，官兵一致，軍民一致，黨指揮槍，批評自我批評，學習馬列，提高思想覺悟，根據地建設，軍隊建設等問題，張國燾是不講的，實際上他也不懂。這些知識在中央蘇區都是常識，從高級干部到普通士兵都反復學習過。

紅四方面軍的參謀長是曾經留學蘇聯的李特。羅通說，李特的粗野也是出了名的，他平時隨意打罵干部戰士，口碑極差。在爐霍時，張國燾要來紅軍大學視察，紅軍大學舉行閱兵式和分列式，讓張國燾檢閱。

這次的閱兵的指揮是未來的開國上將，紅軍大學的教育長(相當于參謀長)張宗遜。張宗遜把部隊集合好后，李特就開始耍威風，當著檢閱部隊的面，跳起腳來指著張宗遜的鼻子就罵，罵的話十分粗野下流。

大概張宗遜被看作是反對張國燾的人，要故意整他一通。張宗遜筆直地站在那里，被罵得狗血淋頭,眼淚直流。如此野蠻的行為，讓羅通他們實在看不下去。

張國燾在卓木碉另立中央之后，對于不肯就范的紅軍總司令朱德搞了不少小動作，甚至是大動作。

在生活上，張國燾自己吃的是小灶，而朱德卻連炊事員也沒有，他只得和戰士一塊吃大灶。當時，張國燾他們還煽動四方面軍的人找朱德的麻煩。

朱德有一匹坐騎，是一匹騾子，從江西帶去的，他很喜愛。四方面軍的幾個傷員找總司令要馬騎，他們還要朱德的騾子。張國燾的親信，擔任過張國燾秘書的紅五軍團政委黃超甚至指使人要殺朱德的牲口，解決給養問題。同時，張國燾還把朱德與康克清隔離開了，使他們不能在一起互相照顧。

羅通在書中還寫到了這么一個細節：朱德的生活受到限制，我們做供給工作的同志又氣憤又著急，于是想通過紅一方面軍的老部隊搞些食品，為朱老總改善一下伙食。我們先去了九軍團。

軍團長羅炳輝見到我們后，說話很謹慎，對我們較冷淡。在張國燾的淫威下，羅炳輝也害怕。一來他是一方面軍的，二來他在我的家鄉起義前與紅軍作過對。他怕被人抓辮子，挨整。在當時的氣氛下，我們理解他承受的壓力，沒有給他出難題。后來，我們去了五軍團，找董振堂。董振堂聽了朱老總的處境后非常氣憤。他慷慨解囊，滿足了我們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