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禹偁：寒門詩文才子，宦海八年三黜，卻成為北宋詩文革新先驅

初入仕途，太宗賞識剛正不阿，三次被貶追求古雅，詩文革新

“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乎山水之間也。”

這是北宋大文學家歐陽修的《醉翁亭記》里的名句。

醉翁亭位于安徽滁州瑯琊山旁。

在醉翁亭的北面，有一座二賢堂。

進入二賢堂，迎面便能看到兩座雕像。

這是滁州當地百姓為紀念前后兩位太守而建，一位是歐陽修，而另一位則是王禹偁。

那么，王禹偁究竟是誰？

為什么他在滁州的地位能夠和歐陽修并駕齊驅呢？

下面，就讓我們一起來了解一下王禹偁的故事吧。

王禹偁，字元之，公元954年生于雷澤縣，也就是現在的山東菏澤。

他出生時，正值五代十國時期，這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非常動亂的時期。

政治動蕩，戰亂頻仍，百姓流離失所。

王禹偁一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響，顛沛流離，最后終于在濟州找到了安居之地。

雖然安定下來，但王禹偁一家依然窮困潦倒、生活窘迫。

更悲哀的是，他的母親不久便去世了，家庭的重擔全都落在了父親身上，一家人時常要靠親友接濟才能勉強度日。

窘迫的家境使王禹偁的學習條件非常有限，但是王禹偁天資聰穎，又刻苦好學，九歲能作文，十五歲便能作賦，早早地顯露出文學才能。

這也為后來他與畢士安等人的交往埋下了伏筆。

畢士安是當時的濟州團練推官，主要負責刑事案件和一些政務管理。

一次偶然的機會，畢士安見到王禹偁，便問他識不識字，讀沒讀過書。

王禹偁表現出的好學和聰慧令畢士安非常欣賞，于是便將他留在了官署做事。

兩年后，畢士安調任其他地方，王禹偁也離開濟州，開始了自己的游學生涯。

在游學途中，他結識了許多同齡舉子和地方官員，其中便有著名詞人柳永的父親柳宜，這也成就了他的一篇非常有名的文章——《送柳宜通判全州序》。

這篇文章后來成為學者們研究柳永生平的重要資料。

公元983年，也就是王禹偁39歲那年，他進士及第，到山東成武擔任主簿，一年后又被迅速擢升為大理評事、長洲知縣。

恰好，他的好友羅處約就在離長洲很近的吳縣任知縣，因此，兩人經常相約出游，并有很多書信往來。

那個時候，令很多讀書人夢寐以求的兩個官職是知制誥和翰林學士，因為知制誥負責起草詔令，而翰林學士經常成為皇帝的心腹，這兩個官職都能接近權力中心。

王禹偁和羅處約也渴望能升任知制誥或翰林學士，為此，他們相互勉勵，約定每天練習創作五個題目的文章詩作，一時被傳為佳話。

宋太宗聽說這件事后，下詔讓王禹偁進京應試。

王禹偁在考試中做了一篇名為《詔臣僚和御制賀雪詩序》的文章。

宋太宗看后很是滿意，任命王禹偁為右拾遺、直史館，主要負責對皇帝的政策提出批評和建議，以及記錄和編纂歷史。

這兩個職位雖然級別不高，但是有很多和皇帝直接交流的機會，更是通往知制誥、翰林學士乃至當朝宰輔的必由之路。

王禹偁既感激又欣喜，他哪里想到，從此自己將踏上一條艱辛的宦海浮沉之路。

進入京城的王禹偁，充滿雄心壯志，希望自己能有所建樹。

他先是向宋太宗上表《端拱箴》，批評皇宮的奢侈生活；

后又上表《御戎十策》，提出了穩定北部邊境的十條建議。

同年春天，宋太宗殿試，詔王禹偁賦詩。

王禹偁揮筆而就，博得宋太宗歡心，被提拔為左司諫、知制誥，終于實現了他的夙愿。

然而，好景不長。

淳化二年也就是公元991年發生了一件事，讓王禹偁的仕途發生了重大轉折。

事情是這樣的：

廬州一個叫道安的尼姑狀告徐鉉與其嫂子通奸，同時指責開封府徇私枉法。

宋太宗命王禹偁負責審理此案。

王禹偁查明道安純屬誣告，判定徐鉉無罪。

案情本來很清晰，但是宋朝有個傳統，就是非常推崇佛教，所以很自然地，宋太宗就想要偏袒這個僧尼，要求不要定道安的罪。

換作別的人，可能就直接聽從了皇帝的旨令，偏偏這個王禹偁生性耿直，依然上書力陳徐鉉的冤屈，要求治道安誣告之罪。

結果，王禹偁一下觸怒了太宗，被貶到商州。這是王禹偁的第一次被貶。

好在宋太宗對于王禹偁是打心眼里地賞識，甚至可以說有一種偏愛，沒過幾年，便又把王禹偁重新召回朝里。

不僅如此，在王禹偁父親去世時，王禹偁本應該按照規制丁憂三年，宋太宗卻特地給他追贈了官職，這在當時是非常罕見的。

到了第二年正月，宋太宗又官封王禹偁為翰林學士。

然而水滿則溢，接下來發生的一件事，讓王禹偁又一次被貶。

王禹偁任翰林學士的當年，宋太祖趙匡胤的第三任皇后宋氏去世。

對此，太宗表現得極為冷漠，不僅沒有穿戴喪服，也不允許群臣為宋皇后服喪。

這讓遵制守禮的王禹偁深感憤慨，他仗義執言，說：

“宋皇后曾經母儀天下，應當遵循舊禮為其舉行隆重的葬禮。”

這話很快傳到了太宗的耳朵里，于是，王禹偁的翰林生涯，不足百日而結。

此次，他被貶到了滁州。

在任期間，王禹偁心系滁州百姓，推行教化，為百姓做了很多實事。

這也是為什么滁州百姓會將他和歐陽修并列，并為他們建造二賢堂。

公元997年，宋真宗繼位。

第二年，王禹偁被召回朝廷，受命參與重修《太祖實錄》。

王禹偁在撰寫《太祖實錄》時，秉筆直書，沒有在適當的地方使用曲筆，記錄了太祖時的一些政治斗爭和權力更迭細節。

這在當時是非常敏感的。

宰相張齊賢察覺后，上書稱王禹偁的記錄不實，是在污蔑先帝，王禹偁因此被貶黃州。

王禹偁在任黃州期間，黃州境內多發怪事。

王禹偁深感自責，上表真宗自我彈劾，真宗只得將其調任至湖北蘄春。

這是他的第三次貶謫。

可惜的是，王禹偁到任蘄春不久就抱憾而終，年僅四十八歲。

王禹偁在滁州時曾經寫過這樣一句詩：

一生大抵如春夢，三黜何妨似古人。

意思是說：

“人生就像一場春夢一樣短暫虛幻，即使多次被貶又有什么關系呢，權且當作效仿古人吧。”

也許他早已看透命運無常，在起起落落中磨練出從容豁達的生活智慧。

屢次被貶雖然讓王禹偁遭受了極大的身心折磨，但另一方面，卻讓他的文學一步一步成熟，使他在宋代文學史上留下了靚麗的一筆。

被貶商州期間，王禹偁共寫下二百余首詩，占其全部詩作的三分之一，而且許多詩歌藝術水平都比較高，可謂是王禹偁詩歌創作的數量和質量高峰期。

這些詩作或寄情于商州山水，或與友人寄贈酬唱，或感嘆生活艱辛抒發內心感受。

比如他在《聽泉》里寫道：

“平生詩句是山水，謫宦方知是勝游。”

既展現了他對自然美景的熱愛和贊美，也抒發了自己內心的孤獨與惆悵。

貶謫商州，不僅是王禹偁政治仕途由順轉逆的轉折點，也是他詩歌創作真正意義上的開端。

而使王禹偁在文學史上留名的，是他在滁州期間的古文創作，以及對宋代文風變革的推動。

當時的王禹偁雖然遭遇貶謫，但身為當朝翰林，他的才名早已遠揚。

他剛到滁州，便有眾多青年學子慕名而來求學。

王禹偁對這些學子們悉心指導，傾囊相授，與他們深入交流，細致探討。

也是在這一時期，王禹偁形成了自己的文學主張。

他反對唐末以來浮靡文風，提倡“傳道而明心”，意思是詩文既應該承載和傳播儒家思想，又要能夠真實表達作者的情感和內心。

他還提倡“句易懂、義曉暢”。

“句易懂”要求詩文句子結構清晰，用詞簡單明了，使讀者能夠輕松理解句子；

“義曉暢”則強調詩文所表達的思想和意義要清晰明了，使讀者能夠輕松領會內涵。

同時，他還提出“韓柳文章李杜詩”的口號，將韓愈和柳宗元的散文，以及李白和杜甫的詩歌，視為詩文創作的典范。

王禹偁的這些主張，體現了北宋初期文學革新的方向，即反對晚唐五代以來浮艷雕琢的文風，提倡平易曉暢、注重內容的文學風格，成為宋代詩文革新運動的先驅，為后期的詩文革新運動奠定了理論基礎。

被貶黃州的兩年，則是王禹偁的詩文風格真正走向成熟的時期。

他的代表作之一《黃州新建小竹樓記》就寫于這一時期。

王禹偁在文中記敘他在黃州建造了兩間小竹樓，在竹樓上觀山水、聽急雨、賞密雪，頗有情趣。

這篇文章語句明白易懂，表達流暢通順，體現了他“句易懂、義曉暢”的古文觀點。

縱觀王禹偁的這一生，他是不幸的，生于戰亂，家境貧寒，十八年宦海生涯，三次罷黜，幾經坎坷；

但他又是幸運的，唐宋文人最看重的四件事——舉進士，任制誥，修史書，知貢舉，除了知貢舉，其余三件王禹偁都完成了，足以令人敬仰。

不僅如此，他還是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先驅，在中國文學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即便歷經千年，王禹偁的名字依舊閃耀著不朽的光芒，激勵著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志士，追求卓越，勇往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