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之旅 | 從方輿到實測：近代城市地圖的中西交融與演變譜系

清中葉以來，近代測繪與印刷術的發展推動了新型城市地圖的涌現。這些地圖實現了從傳統景觀繪圖到實測平面地圖的技術飛躍，在精度與內容上顯著進步。它們如實記錄了近代城市變遷，為城鎮研究提供了珍貴的早期圖像史料，對當今城市更新與歷史景觀復原也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原文 ：《中國近代城市地圖在多重交疊中新陳代謝》

作者 |上海師范大學 鐘翀

圖片 |網絡

近代中國城市地圖以民國初年地形圖測制和商務印書館大規模刊行地圖為界，可分為前、后兩期。后期地圖精度穩定、制圖規范，已屬現代城市地圖；鴉片戰爭至清末的地圖則創新活躍、特征鮮明，兼具中西交融與地方特色，相對更接近城市原真風貌，存世稀少，研究價值突出。本文所討論的“近代城市地圖”，特指這一時期繪制的地圖。該階段城市地圖創作空前活躍，在測繪、繪制、印刷等方面呈現出新舊交疊、中西混容的多重面相，具有濃厚的時代特征與多姿多彩的地方特色。

演替進程

通過對近代的代表性城市如北京、上海、廣州、南京、杭州、蘇州、武漢、重慶、成都以及眾多府州縣城與開埠港市所留存的近代城市地圖的廣泛考察，可以發現我國城市地圖的近代化，雖然經歷了頗為曲折的演進過程，其地方類型也是千變萬化，不過，若從地圖生產的制（測量繪制）、印（制版印刷）、流（售賣流行）、傳（利用傳存）這四方面來分析，仍不難總結此類地圖在多重交疊的迭代演替之中所暗含的方向性和進化譜系。

測量技術的進步是我國城市地圖近代化轉型的關鍵要素，主要表現為此類地圖對于西方實測技術從模仿、吸收、實施到將其本土化并漸次推展的進程。具體而言，中國的近代城市地圖創作普遍經歷了從強調次序、立體感的景觀式傳統繪畫地圖，到運用“計里畫方”等傳統測繪技術的城市地圖，再到導入平板儀等近代測繪工具但仍基于“計里畫方”理念的混合測制地圖，最終發展為運用三角測量、經緯網與標準化的圖式，強調距離和方位的準確性，重視交通與設施的近代實測型城市平面圖這樣的演替進程。

當然，這一進程并不是直線性的、非此即彼的，往往會出現“多系并存”，即同一城市在較長的時段內出現多種地圖交疊共存的復雜局面。以南京為例，該地的城市地圖自同治初年直至清末近半個世紀以來的測繪技術演進，就是“多系并存”的一個典型案例。

同治三年（1864）清軍克復金陵后，在兩江總督主導下即行開展江寧的地圖測繪，由于事出倉促，最初形成的同治五年本（1866）《江寧布政司屬府廳州縣輿地全圖》之中的南京地圖，仍是以傳統的“計里畫方”繪法制作而成（圖1）；不過由于相鄰的蘇省地圖測繪在方法和儀器上已部分吸收西洋近代測繪手段，測繪效果較佳，因此南京在此后仿效蘇省制作了一種較精良的同治十二年本（1873）地圖（圖2）。該種地圖是典型的測繪上部分采用西式技術與儀器，但同時維持“計里畫方”基本圖式的中西折衷的“混合型地圖”，這一測制成果直至光緒中期仍在《清會典圖·江寧縣圖》、唐繼淙制“金陵省城圖”等圖中得到繼承和延續。

圖1

圖2

不過，除了上述同治時代新、舊兩種地圖，同一時期在同治《上江兩縣志》編修中制作的“二縣城內圖”及該譜系諸圖仍采用傳統“計里畫方”手段加以繪制（圖3）；在光緒前期出現的鄧啟賢制“金陵城圖”系列實測南京地圖，則很可能是源于一次獨立施測的結果（圖4）；在同一時期甚至還有兩種傳統的繪畫地圖——“江寧省城圖”系圖（該種地圖很可能源出近代之前，圖5）、“金陵省城古跡全圖”系圖（出自太平天國之后金陵本地人士之手，圖6），也仍在民間廣為流傳，并一直流行至晚清末造。

圖3

圖4

圖5

圖6

到光緒后期，出現了全面運用西方近代實測技術的新動向。先是法國傳教士方殿華于1898年測繪完成“江寧府城圖”（圖7），而與此測繪活動相先后，成立于1896年的江南陸師學堂始設測繪課程，該校早期的畢業生鐘丙熙等人，大約在1903年之前即已著手開展新法測繪的嘗試，并形成了最終于清末修訂出版的“陸師學堂新測金陵全圖”的實測成果（圖8）。到1905年，正值全國各地編練新軍、開展近代城市測繪的高潮，南京創辦了兩江陸軍測繪學堂，該學堂在翌年首先完成了大比例尺地形圖的測制，由此形成1:20000的“南京北部”“南京南部”等分幅地形圖（圖9）；此后復于清末的1908年再行1:10000地形圖施測，由此形成可精確反映南京全城的“新測金陵省城全圖”（1909年刊）與“南京全圖”（1910年刊，圖10）等成果。南京城市地圖的測繪至此完成了近代化轉型，從而告別了較多分歧甚至易于散佚的傳統輿圖時代，轉而進入可以統一精度、穩定流傳的成熟階段。

圖7

圖8

圖9

圖10

多重交疊的特征

多重交疊的特征同時出現在近代城市地圖從印制到利用傳存的各個方面。如就制版印刷而言，此類地圖普遍經歷了由傳統手繪或木刻墨印向石印發展，進而發展成為現代膠印這樣的變化，其中又以石印地圖的盛行最具時代特色；從售賣流行與利用傳存，即地圖的功用、地圖的發行者與受眾的角度來觀察，近代城市地圖大大突破了原先僅局限于宮廷文書與軍機秘密，或者少數精英人士的雅集或賞玩這樣一些極為有限的場合，在這半個多世紀的時間里，此類地圖通過新式的出版社得以廣泛發行，將地圖文化迅速推廣到普通民眾與商業競爭的廣闊層面之上，因此可以說它在啟迪民智、傳播近代地理觀念方面也具有重要意義，乃我國科技近代化的一個具體表現。

類似的基于不同測制技術的多種城市地圖在交疊并存之中逐漸迭代演進的現象，在近代中國的多數城市之中都普遍存在，因此可以說是此類文化產品的一個規律性特征。關于這一規律，我們可以類比于當今正在進行中的計算機技術革命，近半個世紀以來，人們的長距交際手段經歷了從傳統的郵遞書信與固定式電話，到電子郵件與傳呼機，再到微信與移動智能手機的進化，從每一歷史切面來看，這些通信產品無不是以多重交疊的“多系并存”的面貌出現，而又無不在具有明確方向性的巨大推力與能量之下迭代演替、進化前行的。因此，在中國近代城市地圖演進之中呈現的多重交疊現象，本質上也具有人類社會在面臨新技術革命時代的規律性和共通性，它生動反映了在多種不同測繪技術的制圖者的競爭與互鑒的復雜互動之中，在不同地圖使用群體的地理知識與閱圖能力的不斷更新進步之中，我國近代地圖文化新陳代謝的真實歷史過程。在近代這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其所承載的文化內涵，絕不僅限于地圖本身，其中折射出多元的、無法替代的重要史料信息，深入研究近代城市地圖，將有助于我們更深刻地理解近代中國的變遷歷程及其獨特的時代魅力。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于社會科學報第1981期第8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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