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退守臺灣后，何應欽一直躲避在家，老蔣：沒殺他算好的了

1949年八月的某一個午后，何應欽所乘坐的飛機降落在臺北松山機場。在迎接他的只有跑道盡頭所卷起的塵土。他剛剛辭去行政院長一職，是國民黨的一級上將。他提著皮箱站在舷梯上發呆，說好的歡迎隊伍沒有出現，甚至連一個指路的勤務兵都找不到。最后還是老部下紐先銘實在看不下去，將自己在牯嶺街的住所讓了出來。那是一幢屬于臺灣省物資局名下的二層小樓，墻皮脫落的情況很嚴重，這很符合他此刻的心境：從南京黃埔路的官邸到外省的陋巷，中間隔著一整個潰敗的江山。

我認為何應欽的謹慎并非是到了臺灣才有的。在1927年寧漢分裂的時候，他在蔣介石下野的通電上簽了字。在1936年西安事變的時候，他極力主張進行轟炸西安的軍事部署，這觸犯了蔣介石的逆鱗。很多舊的賬如同風濕病一樣，平常的時候并不明顯，一旦有政治氣候的變動就會隱隱作痛。所以在蔣介石復職之后成立改造委員會的時候，他看到陳誠的名字排在首位，反而放下了心。沒有進入核心圈子或許還是一種保護。

記得在翻閱檔案的時候看到一個很生動的對比情況。同樣是退居臺灣的軍政要員，白崇禧的家里被搜查到地板都全部被撬開了，而陳誠的客廳卻每天都有很多達官貴人聚集在一起。何應欽在這兩種情況之間找到了一種微妙的平衡狀態：每周一去總統府戰略顧問委員會上班，使用的簽字鋼筆還是三十年前黃埔軍校定制的那一支鋼筆，但是墨水永遠只批示在無關緊要的文書上面。有一次某美聯社記者追問大陸失敗的責任相關問題，他端起茶杯笑著說：我已經到了這么大的年紀了，只適合品鑒烏龍茶，不適合品評天下的事情。這種刻意鈍化的鋒芒情況，比任何辯解都更能夠讓掌權者放心。

這么看來，他晚年熱衷于的三打一跳可視為生存智慧的具體體現。打高爾夫球需要算準落點，打橋牌需要會記牌，打獵需要知道進退，跳舞更需要踩準節奏。有一年在蔣介石的壽宴上，他主動邀請宋美齡跳維也納華爾茲，轉彎的時候故意慢半拍讓女方引領。這種姿態上的謙卑，比他當年在黃埔軍校擔任總教育長時的雷厲風行更需要本事。如同他訓誡子侄的話語：在臺上要懂得亮相，在臺下要懂得隱身。

1952年存在一場國民黨改造運動。在那個時候CC系、政學系差不多已經被整肅完畢。何應欽在自己家的花園里弄了一個蘭圃。有一天蔣經國前來拜訪，當時他正蹲著修剪蕙蘭的焦葉，手上滿是泥巴。他如此刻意營造出閑適的模樣，監視的人都沒有辦法。畢竟有誰會去管一個醉心于園藝的退休老頭？之后他主持中日文化經濟協會，每次訪問日本帶回來的伴手禮，總會給士林官邸捎帶兩盆名種菊花。

或許可以這樣來看，何應欽晚年的狀態成為了政治哲學的一個例證。在1966年，當舊同僚白崇禧離奇死亡的時候，他正戴著草帽在臺大實驗農場觀看水稻雜交。在聽到白崇禧死亡的消息之后，他僅僅跟身邊的人說了一句健生太要強，然后就轉身把獲獎的臺農67號稻種分給鄉鄰。這種將存在感在日常生活里進行稀釋的做法，或許就是在亂世之中保全自身的關鍵所在。

在1987年的時候，這位老人的生命走到了終點。那時候他已經98歲了。床頭放著《日本軍事史》的手稿。在眼鏡盒下面壓著一本已經泛黃的《黃埔同學會名冊》。前來吊唁的人發現，治喪委員會擬定的挽聯里，在北伐功臣和抗日名將的后面跟著“韜光養晦”這四個字。這是傳統的訃告里面很少見到的詞語。這個詞語就好像是對他后面三十八年生涯最精準的概括。

話說回來，歷史的評價往往就好像隔著霧去看花一樣。何應欽在晚年編寫《八年抗戰之經過》的時候，專門刪去了南昌會戰中部下失誤的記錄。而在蔣介石批閱的總統府檔案里，也看不到當年那種覺得殺了都不足以惜的震怒筆錄。這種雙向的沉默，難道不就是時間所特有的和解方式？就好比他牯嶺街的舊居后來被改建成豪宅的時候，工人們從地基挖出一個鐵盒，鐵盒里面裝著1958年金門炮戰時的廈門海沙。沒有人知道這到底是主人特意封存的時代切片，還是僅僅是忘了丟棄的記憶殘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