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抗藥物從非臨床向臨床的轉化案例1則

本案例聚焦于單克隆抗體（mAb）的開發。在非臨床研究中，單抗藥物的毒理學試驗種屬以猴為主（通常±大鼠）。選擇動物模型的核心依據是藥理相關性，即候選抗體是否能與該種屬的靶點結合，并最好能引發生物學效應（如藥效終點），這一標準優先于序列同源性。若該抗體僅與人和猴的靶點結合，則無需開展嚙齒類毒理研究。但若其也能結合大鼠/小鼠靶點，則應補充嚙齒類毒理試驗。給藥途徑通常根據擬用臨床給藥方式確定，常見為靜脈（IV）。

由于單抗在體內最終被降解為氨基酸，一般無需開展傳統意義上的藥物代謝研究。

劑量選擇通常基于耐受性或最大可行劑量。不過，更常見的是，最高劑量設定為人體計劃最高暴露量的10倍，以確保安全邊際。

需特別注意的是，候選藥物本身是人源分子，因此在動物體內可能誘發抗藥抗體（ADA）。但動物中出現ADA，并不意味著人體也會產生。大多數針對治療性單抗的ADA靶向其可變區抗原結合位點，可能干擾靶點結合；改變藥物清除率（加快或減慢）；具有中和活性；或完全無影響。當ADA滴度（濃度）足夠高且持續存在時，會與藥物形成藥物-ADA免疫復合物，從而顯著改變藥代動力學（PK），直接降低藥效。

常用ADA檢測方法如下圖所示，但存在明顯局限：

局限性主要體現在藥物耐受性不足。當體內藥物濃度很高時，ADA信號可能被掩蓋導致假陰性。這一問題在動物研究中尤為突出，因為動物給藥后采樣窗口短（通常僅1-2周），藥物暴露量約為人體的10倍，更易形成免疫復合物。因此，即使ADA檢測結果為陰性，若觀察到藥物暴露突然消失，仍應高度懷疑ADA形成。此時需綜合評估暴露丟失發生的時間（ADA通常需約2周才產生）；受影響動物數量；給藥劑量；其他ADA間接證據（如PK異常、組織病理變化等）。

臨床前的藥物暴露通常通過“抗原包被法”檢測：將靶抗原固定于板上；加入樣本，若含藥物抗體，則與其結合；再用標記的抗人抗體檢測結合的藥物。ADA可能阻斷藥物與靶抗原的結合，導致假性“無暴露”。

因此，當檢測不到藥物時，必須結合時間窗、動物數量、劑量及其他ADA證據進行綜合判斷。

免疫復合物（IC）形成是單抗藥物開發的另一挑戰。IC的形成具有以下特點：不一定呈劑量依賴性；通常僅出現在部分動物中；可在特定解剖部位沉積，引發免疫復合物性血管炎，常見于腎小球、肺、腦、小動脈分叉處（可能因血流湍流所致）。

在猴研究中，可通過免疫組化確認IC沉積：染色檢測人源IgG（藥物）、猴補體、猴IgG/IgM（提示ADA存在）。雖然IC相關病變對動物健康確屬不良反應，但若人體未產生ADA，則此類毒性對人類的預測價值存疑，其臨床相關性應謹慎評估。

分享個具體案例

一種靶向新型炎癥通路的IgG類單抗，在大鼠和猴中開展了為期1個月的重復給藥毒性研究。

關鍵非臨床數據如下：

大鼠試驗

劑量：0、10、30、100mg/kg/周

結果：未觀察到明顯毒性效應，但給藥2周后體內已檢測不到藥物暴露（提示可能產生抗藥抗體ADA）。

猴試驗

劑量：0、10、30、100mg/kg/周（每組n=6）

給藥途徑：皮下（SC）和靜脈（IV）

具體結果見下表。

決策前需思考的問題：是否存在不良反應？若有，是否提示對人類存在潛在危害？為什么？大鼠和猴的“未觀察到不良反應劑量水平”（NOAEL）？基于這些數據，建議的人體起始劑量和最大劑量是多少？若推進至臨床，應采取哪些風險控制措施？

關于不良反應：猴在100mg/kg/周劑量下出現不良反應（如免疫復合物沉積、血管炎等），但這些效應很可能由ADA引起。若人體不產生ADA，則此類毒性對人類的相關性存疑，未必構成真實風險。

NOAEL確定：大鼠NOAEL=100mg/kg/周（盡管無暴露，但未見毒性）；猴NOAEL=30mg/kg/周（100mg/kg劑量出現不良反應）。

人體劑量建議：起始劑量通常參考最低NOAEL（即猴的30mg/kg/周），并采用10倍安全系數，建議起始劑量為3mg/kg。

若有其他藥理學數據（如MABEL，最小預期生物效應水平），也應納入考量。

最大劑量無需預先設定上限，可依據人體安全性、暴露水平和藥效數據逐步遞增。

臨床風險管理措施：考慮到臨床前猴毒理出現的不良反應和潛在IC影響，在臨床試驗中，需密切監測受試者是否出現超敏反應；定期檢測ADA，評估其對藥代動力學、藥效及安全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