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湖平父子只是沾光的小卒，真正害怕的幕后“大人物”是他

徐湖平父子只是沾光的小卒，真正害怕的幕后“大人物”是他

潮流風向標

一幅明代仇英《江南春》圖卷，串聯起跨越66年的文物流轉爭議。從1959年的無償捐贈，到被貼上“贗品”標簽低價處置，再到2025年現身拍賣市場估價飆升至8800萬元，隨著南京博物院前院長徐湖平夫婦被帶走調查，這起事件不僅牽動著文物界的神經，更撕開了文博系統藏品管理、鑒定處置等環節的諸多細節，引發公眾對文物保護制度與監管體系的全面審視。

這起事件的核心，從來不是一幅古畫的歸屬之爭，而是藏在文物鑒定、調撥、處置全流程里的程序漏洞，以及由此暴露出的權力監督、制度約束等深層次問題。

一、 溯源：一幅國寶的66年流轉軌跡

要厘清《江南春》的爭議，首先要回到故事的起點——1959年的那場無償捐贈。

彼時，近代著名收藏家龐萊臣的后人龐增和，秉持著“文物歸公、世代傳承”的理念，將家族珍藏的“虛齋舊藏”137件古代字畫悉數捐贈給南京博物院。這批藏品涵蓋唐宋元明多個朝代的書畫精品，仇英的《江南春》便是其中的代表性作品。仇英作為明代“吳門四家”之一，其青綠山水畫作存世量稀少，《江南春》以細膩筆觸描繪江南春日盛景，在捐贈時便被列入重要藏品名錄。

誰也未曾想到，這份承載著家族情懷的捐贈，會在數十年后陷入爭議。1961年至1964年，南京博物院組織兩次專家組鑒定，最終認定包括《江南春》在內的5件作品為“贗品”。在當時的文物鑒定技術與認知體系下，“贗品”標簽成為這批文物的官方定性，也為后續的調撥處置埋下伏筆。

時間來到1997年5月8日，時任南京博物院副院長的徐湖平在調撥文件上簽字，將這批標注“贗品”的書畫移交至江蘇省文物總店。值得注意的是，徐湖平同時兼任江蘇省文物總店法人，身兼文物保管機構與處置機構的雙重關鍵角色，形成了“鑒定-審批-調撥”的身份交集。

2001年4月16日，《江南春》在江蘇省文物總店的日常處置中，以6800元的價格被登記售出，買家信息僅標注為“個人顧客”。坊間曾有傳聞稱，這幅畫的實際成交價格為16萬元，遠高于登記金額，但這一說法缺乏官方憑證，尚未得到證實。此后的二十余年里，《江南春》從公眾視野中消失，直至2025年春拍季，這幅圖卷出現在北京一家拍賣公司的古代書畫專場名錄中，估價赫然標注為8800萬元。龐家后人偶然看到拍賣信息后，隨即向相關部門報警，塵封多年的文物流轉爭議就此引爆。

二、 交鋒：舉報線索與當事人回應的拉鋸

南京博物院退休職工郭禮典的實名舉報，成為解開這起迷局的關鍵線索。作為曾在南博庫房工作多年的老員工，郭禮典對文物管理流程熟稔于心。他在2025年12月21日發布的舉報視頻中表示，自己已持續舉報徐湖平相關問題十五年，期間曾多次向紀檢、文物管理部門提交材料，但均未得到明確答復。

視頻中，郭禮典直指徐湖平存在三大核心問題：一是私自撕毀故宮南遷文物封條，對部分封存文物進行違規鑒定；二是利用職權將館藏真品惡意鑒定為“贗品”，通過調撥至江蘇省文物總店的渠道低價流出；三是其兒子徐湘江經營的拍賣行深度參與文物流轉，形成家族式利益鏈條。為佐證自己的說法，郭禮典還曬出一段視頻，畫面中徐家別墅的客廳里擺滿各類古董文物，琳瑯滿目，但這些文物的來源均未標注編號與出處，無法與博物館館藏賬目對應。郭禮典在視頻中強調，“我愿意為舉報內容承擔一切法律責任，只求能查清文物去向”。

面對洶涌的輿論與明確的舉報線索，徐湖平通過媒體作出回應。他表示“此事沒有經我手，我不是書畫鑒定專業出身，自2008年退休后便不再參與文博系統工作，一切等待上級調查結果”。公開資料顯示，徐湖平在南博任職期間，曾多次在公開場合強調“文博工作者要堅守不收藏、不鑒定、不介入文物交易的三條底線”。此番回應與過往言論形成的反差，讓事件的爭議性進一步升級。

2025年12月22日，國家文物局與江蘇省文旅廳聯合發布公告，宣布介入調查此事；次日中午，徐湖平夫婦及家中保姆被相關部門帶走調查，其位于南京的別墅被依法控制。有港媒披露，調查人員抵達時，徐家別墅徹夜亮燈，現場處置工作持續數小時，但這些細節均先于官方通報發布，有待進一步核實。

三、 深剖：文物管理體系的潛在漏洞與歷史鏡鑒

《江南春》爭議引發的關注，早已超出單幅文物的范疇，指向文博系統長期存在的制度性短板。按照《博物館藏品管理辦法》規定，博物館對鑒定為贗品的藏品，可依規進行調劑、處置，但核心前提是鑒定程序公開、調撥流程透明、處置結果公示。

然而在實際操作中，“贗品”標簽往往成為一道“灰色門檻”。一方面，文物鑒定本身具有較強的主觀性，不同專家對同一藏品的認知可能存在差異，兩次鑒定的專家組構成、鑒定依據并未對外公開，公眾無法判斷“贗品”定性是否嚴謹；另一方面，調撥與處置環節缺乏第三方監督，徐湖平身兼南博副院長與文物總店法人的雙重身份，使得“鑒定-調撥-出售”的全流程失去制衡，為文物違規流轉提供了可乘之機。

公眾的擔憂還延伸到更廣泛的文物管理領域。網絡上曾流傳“部分文博系統存在‘借文物不還’”的說法，涉及一些歷史舊案，但相關內容未經證實，最終仍需交由調查組核查。值得關注的是兩組關鍵數據：一是故宮南遷留存南京的文物共計2211箱約10萬件，有舉報稱部分封存文物存在流失情況；二是龐家1959年捐贈的137件字畫中，目前確認有5件下落不明，其余藏品的保管狀態也亟待核查。這些懸而未決的賬目，考驗著文物管理的精細化與規范化水平。

回顧歷史，類似的文物管理爭議并非首次出現，兩起極端案例至今仍引人深思。1984年，南京博物院前院長姚遷因文物出借問題心力交瘁，最終自縊身亡。據史料記載，姚遷任職期間，曾多次拒絕部分單位“無償借調文物”的要求，卻始終無法解決文物出借后的歸還難題，最終以極端方式表達自己的堅守。1994年，南博庫房保管員陳超因盜竊19件館藏文物被執行死刑，其盜竊的文物多為唐宋時期的小件精品，案發時部分文物已流入黑市。

姚遷的悲劇，折射出制度缺位下文博工作者的無力感；陳超的鋌而走險，是個人突破法律底線的必然結果。而此次《江南春》爭議，則更像是系統性管理漏洞與個人權力邊界模糊交織的產物。這也提醒著外界：文物保護不能僅依賴從業者的個人私德，更需要一套“鑒定有標準、流程有監督、問責有依據”的完善制度。

四、 展望：不止于追責的制度補位與公眾期待

當前，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調查進展上，普遍期待在12月26日前后能看到官方發布的初步通報，了解國家文物局后續披露的調查細節，以及此次調查是否會延伸至文物鑒定標準、調撥流程等制度層面。

從公眾視角出發，比起單純追究個體責任，更希望看到三方面的實質性進展：

一是查清文物流轉的完整鏈條。期待相關人員能主動配合調查，對《江南春》從博物館庫房到拍賣市場的每一個流轉節點作出清晰說明，補齊缺失的賬目記錄；同時對徐家別墅內的文物進行全面清點，核實其來源是否合法合規。

二是公開全流程的檔案信息。向社會公布1961年、1964年兩次鑒定的專家組名單、鑒定報告，以及1997年調撥、2001年處置的全部文件，讓公眾了解每一個決策的依據，給舉報人郭禮典一個明確答復。

三是推動文物保護制度的全面完善。以此為契機，建立全國統一的文物鑒定復核機制，引入第三方專家參與爭議藏品的鑒定；完善文物調撥處置的公示制度，明確禁止文博系統工作人員同時兼任文物經營機構職務；建立捐贈文物的全生命周期追蹤系統，保障捐贈者的知情權與監督權。

文物從來不是冰冷的藏品，而是承載著民族文化血脈的載體。《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早已明確將倒賣文物列為重罪，程序合規更是不可逾越的底線。這場圍繞《江南春》的風波，更像是一次文物保護的“全面補課”——補全流程監督的短板，補強對捐贈者權益的保護，補上制度設計的漏洞。

在官方調查結論尚未公布之前，更需要公眾保持理性，不將未經證實的傳聞當作定論，不被情緒化言論裹挾。期待調查能一查到底，既厘清個體責任，也完善制度漏洞，不讓捐贈者的善意落空，不讓千年文脈因管理疏漏而斷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