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伯樂其實是很難的

伯樂善于相馬，很多千里馬都被他看出來。韓愈在《馬說》中寫道：“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其實，當伯樂是很難的。

伯樂善于賞識千里馬，讓千里馬發揮出“日行千里，夜走八百”的能力，卻偏偏自己不被賞識，或者說伯樂只能把千里馬選拔出來，訓練好，送到需要千里馬的人手中，主要還是送到王公大臣手中，而伯樂卻做不成王公大臣，只能算個養馬的。既然是養馬的，就要盡職盡責，應該善于發現馬群中的千里馬。可是伯樂經常被權貴擺布，并不能完全發揮自己的特長。有時候權貴要帶著伯樂去相馬，看中了一批非常好看的馬，就說這匹馬是千里馬，還要伯樂來鑒定。那么伯樂就一定要附和權貴來說話，說權貴真是慧眼識英，一眼就相中了千里馬，比我伯樂還要厲害。這樣說了之后，權貴非常高興，就要賞他幾兩銀子，算是伯樂拍馬屁獲得的結果，而只有伯樂自己知道，那樣的馬根本不是千里馬，只不過外表長得漂亮而已。千里馬不是漂亮的馬，而是腳力好的馬，有耐力，骨骼清奇，跑起來很快，而不是有漂亮的馬鬃，漂亮的馬毛，跑起來很優雅。當很多權貴都拉著伯樂去相馬的時候，伯樂就被擺布了，不能發表自己的意見，只能順著權貴說，當然會獲得不少銀子，還可以開館授徒，但不能說真話，一旦說了真話就會被打擊，甚至連馬廠都要關閉了。最讓伯樂感到難做的并不是這樣的事，而是權貴總是支配伯樂，讓伯樂去干一些別的事。

有的權貴讓伯樂上了馬之后，就讓他去喂豬，有的還讓他挑水澆菜，把他當成一個農民來使用。時間久了，伯樂就喜歡喂豬和種菜了，認為像馬不是什么好事，或者說沒有太大的前途，還不如喂豬種菜來得實惠，就是種種糧食，也能有口吃的，而整天相馬，除了拍馬屁獲得幾兩銀子，就沒有什么獨立的個性了，或者說不能說真話是很難受的。于是伯樂就要告老還鄉，不在城里住了，要回農村。權貴當然要挽留一番，卻最終還是讓他去了，只當是讓他上山下鄉，接受一番鍛煉，等到他后悔的時候，再讓他回到城里。伯樂在農村待了一段時間，感覺風光很好，可是他不會種地，就像歸隱的陶淵明一樣，不會種地，總是靠親朋好友接濟來生活。時間久了，伯樂就覺得農村生活不好，寫信給城里的權貴，想要回到城里去，繼續為權貴相馬。而這個時候，權貴卻不肯輕易讓他回來，讓他服從當地的領導指揮，還要帶著當地領導開的介紹信，才能返回城市。這個時候伯樂沒有辦法，因為他已經身無分文，即便會相馬，也不能因為相馬而獲得錢財，甚至他身邊沒有一匹馬。他只能請求村長開個介紹信，可是村長并不是那么好求的人，伯樂不得不砸鍋賣鐵，買了兩瓶好酒，送給村長，還要讓自己的媳婦兒陪村長過一夜，村長才給他開了介紹信。

他帶著介紹信回到了城里，又給權貴相馬了。他更善于拍馬屁，也更善于偽裝自己，賺了錢之后，派人懲治了那個村長，卻仍然覺得自己犯了大錯誤，就不應該離開京城，不應該到農村去。可是當時他總是犯了知識分子犯的毛病，不知道頭腦里哪根筋錯亂了，非得到農村去，摔了跟頭之后，才知道“賠了夫人又折兵”是怎么回事。伯樂似乎毫無個性了，權貴讓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讓他喂豬，他就喂豬，讓他種地，他就種地，讓他相馬，他就相馬，讓他下棋，他就下棋，似乎混得風生水起，可是他已經不知道自己是誰了，不知道相馬技術到底還有用沒用，因為他經常附和權貴們說話，并沒有把千里馬真的挑出來，而是挑出了漂亮的馬，其實是劣等馬。只不過權貴喜歡，他就說是千里馬。倘若把伯樂當成賞識和鑒定人才的人，那么伯樂就更難了，因為他賞識和鑒定的都是權貴的孩子，而真正出自民間的優秀的人才卻沒有被鑒定出來，而是被埋沒了。權貴的孩子做了高官，成了特權階級的人物，而來自農村的孩子即便智力非常好，也仍然去送快遞，送外賣，卻不會走上高位。即使農村的孩子是重點大學畢業的，也仍然不能獲得伯樂的賞識，因為社會優質崗位就那么幾個，已經完全被權貴壟斷了，伯樂只能向著他們說，卻并不能把優質崗位讓給農村來的孩子。

社會就是這樣結構的，伯樂不得不違心地鑒定千里馬，不得不違心地賞識那些權貴的孩子，卻并不能賞識民間來的優秀人才。伯樂其實很難，難以做回自己，難以說真話，倘若他真的像以前那樣任著性子來，就很可能再來一次上山下鄉，弄得一點脾氣都沒有，而他的夫人已經年老色衰，總不能再來一次“賠了夫人又折兵”吧？有時候權貴會指責伯樂，說他只知道優游卒歲，和權貴們寫詩唱和，喝酒玩樂，卻不顧著養馬了，也荒廢了相馬的事業。伯樂只是笑笑，卻并不做反駁，其實他心里很矛盾，他知道自己和權貴的應酬只是逢場作戲，而真正的本事是相馬，還為此寫了一本《相馬經》。凡是千里馬，在他面前走過，他一眼就能看出來，但并不能說明，而是要等著權貴來鑒定，鑒定之后，附和著權貴說就可以了，沒必要非得把真正的千里馬鑒定給他們。因為在權貴的眼中，他們自身是最有見識的，甚至要在相馬方面高于伯樂，當然就不會聽伯樂的一面之詞。不然何以顯示權貴的尊嚴和面子呢？倘若把人才比作千里馬，那么賞識和鑒定的人才的人基本上不會出現了，依靠制度來賞識和鑒定，基本上更不可靠，因為權貴可以左右制度，甚至可以修改制度，讓自己的子女充當人才，而真正的人才卻被埋沒了。

伯樂的悲哀并不在于相馬的悲哀，而在于做人的悲哀，很難說實話，只能在權貴之間周旋，活得不錯，但已經如同行尸走肉，失去了個性和真知灼見，致使很多千里馬被埋沒。還真像韓愈說的那樣，“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社會就是這樣結構的，伯樂也無可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