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湖之爭+華北布局：桂系成蔣介石削藩第一靶

1928年，北伐戰爭宣告結束，國民政府形式上統一全國，但新軍閥割據的暗流早已洶涌。就在各界以為和平曙光將至時，蔣介石卻將矛頭對準了昔日盟友——李宗仁的新桂系。1929年3月，蔣桂戰爭驟然爆發，中央軍兵指武漢，桂系防線迅速崩潰，短短三個月便兵敗退守廣西。北伐剛勝便同室操戈，蔣介石為何偏偏選擇桂系作為削藩的首個目標？

桂系的急速擴張，早已成為蔣介石獨裁之路的最大障礙。北伐初期，李宗仁率領的第七軍僅2萬余人，憑借勇猛戰力被譽為“鋼七軍”，在龍潭戰役等關鍵戰事中屢立奇功。

隨著北伐推進，桂系勢力呈幾何級增長，到1928年已發展為近20萬人的龐大軍事集團，控制區域橫跨廣西、湖南、湖北，甚至延伸至平津及河北一部，形成華中、華北、華南三足鼎立的態勢。李宗仁坐鎮武漢統轄兩湖，白崇禧駐守平津掌控華北門戶，黃紹竑留守廣西穩固后方，這樣的戰略布局直接威脅到南京國民政府的核心利益。

更讓蔣介石忌憚的是，桂系部隊戰斗力強悍，其第七軍與第四軍并稱為北伐兩大王牌，作戰能力遠超蔣介石嫡系第一軍，這樣一支兵強馬壯且占據戰略要地的力量，自然成為其獨裁統治的心頭大患。

編遣會議的矛盾激化，成為蔣桂反目的直接導火索。北伐結束后，全國軍隊總數達250萬人，龐大的軍費開支讓財政不堪重負。蔣介石以此為由提出編遣方案，計劃將全國軍隊整編為65個師80萬人，表面上是精簡軍備，實則暗藏削藩私心——整編指標嚴重向嫡系傾斜，刻意壓縮第二、三、四集團軍的兵力 。

桂系識破其圖謀，聯合馮玉祥堅決反對。馮玉祥提出“有戰功者編、無功者遣”的原則，主張第一、二集團軍各編12個師，卻遭到蔣介石與閻錫山的聯合否決；閻錫山隨后提出的方案，實則將中央編遣區控制權交給蔣介石，進一步加劇了各方矛盾。會議最終不歡而散，李宗仁憤然離京返回武漢，白崇禧也返回北平，蔣桂之間的裂痕徹底公開化。這場會議讓蔣介石意識到，通過和平手段削弱桂系已無可能，只能訴諸武力。

桂系的戰略誤判與內部隱患，給了蔣介石可乘之機。桂系擴張速度過快，根基尚未穩固，其控制的兩湖地區多為新占領地，地方勢力并未完全臣服；而白崇禧在華北統領的4個軍，核心力量是收編的唐生智舊部，軍心渙散且對桂系缺乏認同感。

蔣介石精準抓住這一弱點，暗中聯絡閑居上海的唐生智，許以重金與高官，讓其北上瓦解部隊。唐生智一到天津，其舊部便紛紛豎起“歡迎唐總司令東山再起”的標語，白崇禧被迫化裝潛逃，華北桂軍瞬間倒戈歸順唐生智，桂系北方防線不戰而潰。在兩湖地區，蔣介石同樣巧用離間計，通過桂系叛將俞作柏收買第七軍師長李明瑞、楊騰輝，承諾給予重金與更高編制，約定在戰事爆發時陣前倒戈。桂系內部的派系隔閡與收編部隊的忠誠度問題，成為蔣介石擊破他們的關鍵突破口。

地緣政治的戰略考量，讓蔣介石堅定了先打桂系的決心。在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三大地方實力派中，桂系占據的兩湖地區地處中原腹地，緊鄰南京，是連接南北的交通樞紐，戰略地位至關重要。拿下兩湖既能消除對京畿地區的直接威脅，又能切斷馮玉祥與南方勢力的聯系，形成對北方軍閥的戰略包圍。

相比之下，馮玉祥的西北軍地處偏遠，閻錫山的晉綏軍龜縮山西，短期內難以對南京構成直接威脅。蔣介石的智囊楊永泰也提出“以軍事方式對付李宗仁”的策略，認為桂系雖強但根基未穩，趁其立足未穩先發制人，可事半功倍。此外，桂系與粵系將領李濟深關系密切，而廣東是國民政府的發源地，蔣介石擔心桂粵聯手形成南北夾擊，因此必須搶先動手瓦解這一潛在聯盟。

蔣介石鞏固獨裁統治的根本訴求，決定了桂系必然成為首攻目標。北伐勝利后，蔣介石急于建立個人獨裁，而地方實力派的存在是最大障礙。桂系不僅軍事力量雄厚，更在政治上多次挑戰其權威——武漢政治分會曾擅自撤換湖南省主席魯滌平，引發“湘案”，直接觸碰了蔣介石的底線。

蔣介石以此為借口，指責桂系“威脅中央”，正式下達討伐令，同時軟禁前來調解的粵系領袖李濟深，策動陳濟棠等粵軍將領倒戈，徹底孤立桂系 。這場戰爭本質上是中央集權與地方割據的較量，蔣介石通過擊敗最強勁的桂系，既能震懾其他軍閥，又能擴充嫡系實力，為后續削平馮玉祥、閻錫山奠定基礎。

蔣桂戰爭的結局，以桂系慘敗告終。李明瑞、楊騰輝倒戈后，武漢桂軍防線崩潰，胡宗鐸、陶鈞等將領通電下野，兩湖地盤被中央軍占據；白崇禧、黃紹竑率軍反攻廣東失利，被迫退入廣西，最終敗逃越南，李宗仁通電下野流亡香港 。這場戰爭雖暫時鞏固了蔣介石的統治，但并未解決新軍閥割據的根本問題，反而引發了后續中原大戰等一系列內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