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石犧牲，“諜王”徐會之在臺選擇自首，多年后發現這是頂級陽謀

1951年11月18日，臺北馬場町刑場。

這地方在當時就是個修羅場，空氣里常年飄著一股散不去的血腥味。

前國民黨漢口市市長、黃埔一期生徐會之，穿著一身顯得有些空蕩的中山裝，被憲兵押到了土丘前。

那是他生命的最后幾分鐘。

很多人都在等著看笑話：這人不是早就向老同學袁守謙“自首”了嗎？

明明是個想用膝蓋換條命的軟骨頭，結果蔣介石根本不買賬，照樣是個死。

槍聲響了。

徐會之倒在了一片泥濘里，沒留下半句遺言，甚至連個像樣的烈士名分都沒有。

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海峽對岸的戰友提到他，只能嘆口氣，搖搖頭說一句“晚節不?！?。

直到整整35年后，也就是1985年，一張遲到的烈士證明書才發到了他家屬手里。

這時候大家才恍然大悟：這哪里是軟骨頭，這分明是隱蔽戰線上最高級別的“陽謀”。

他把自己當成了誘餌，硬生生塞進敵人的嘴里，就為了把那個已經瘋狂收緊的捕殺網，撐開哪怕一絲縫隙。

這事兒得從1950年那個讓人窒息的春天說起。

那是臺灣地下黨最黑暗的日子。

那個叫蔡孝乾的“老紅軍”，中共臺灣省工委書記，被捕不到一周就徹底崩了。

特務甚至都沒怎么動大刑，就在他口袋里翻出一張寫著電話號碼的鈔票，順藤摸瓜抓到了他的小姨子，這哥們心理防線瞬間就塌了。

蔡孝乾這一叛變，簡直就是災難級的。

他像竹筒倒豆子一樣，把掌握的核心名單全吐了出來。

那個潛伏在國民黨高層、代號“密使一號”的吳石將軍，還有剛要把情報送出去的女英雄朱楓，全都被他賣了。

短短幾天，400多人被抓。

整個臺灣島上的紅色網絡，就像被連根拔起的大樹，轟然倒塌。

保密局的人殺紅了眼，那是寧可錯殺一千，絕不放過一個。

就在所有人都恨不得長翅膀飛離臺灣的時候，徐會之做了一個讓所有人掉下巴的決定。

他當時人已經在香港了，本來是安全的。

但他買了一張去臺灣的船票，要在那個最危險的時候，逆行回去。

這不是送死是什么？

但這事兒吧，你得細品。

徐會之是誰？

黃埔一期的“天子門生”，當年在國民黨政工系統里那是響當當的人物，跟陳誠、袁守謙這些大佬都是穿一條褲子的鐵哥們。

但他早在當漢口市長的時候，就已經秘密入黨了，他家就是武漢地下黨的聯絡站。

這時候吳石那條線斷了，蔡孝乾也叛了。

徐會之心里跟明鏡似的：以蔡孝乾掌握的信息，早晚會查到他頭上來。

而且，隨著特務機關順藤摸瓜，更多還沒暴露的潛伏同志正面臨滅頂之災。

這時候必須要有一個足夠分量的人站出來，去切斷敵人的視線。

這就是情報界里最殘酷的“止損”。

犧牲一個“車”，是為了保住盤上剩下的“卒”。

1950年5月，徐會之回到了臺北。

他沒有躲藏，而是大搖大擺地走進了老同學袁守謙的辦公室。

那時候袁守謙是國民黨的高官，權力大得很。

徐會之見到老同學，開門見山就表示要“自首”。

這一招，真的太絕了。

這在心理學上叫“預期管理”。

當時的保密局正處于一種癲狂的抓捕狀態，他們迫切需要抓到一條“大魚”來向蔣介石邀功，證明這案子辦得漂亮，可以結案了。

徐會之這種“前漢口市長”、“黃埔一期”的身份，正好就是特務們夢寐以求的頂級戰利品。

他這一“自首”，給特務機關造成了一種巨大的錯覺：連徐會之這種級別的人都被逼出來了，說明地下的“大魚”已經抓干凈了，剩下的也就是些小蝦米，不值的費勁了。

據說在審訊期間，徐會之的表現非常有技巧。

他承認了自己的身份，畢竟這事兒想賴也賴不掉，但在涉及到具體下線、聯絡方式這些關鍵情報時，他就像擠牙膏一樣，全是些似是而非、甚至早就失效的信息。

他成功地把特務的注意力全部吸引到了自己身上。

那些原本可能被深挖的線索，因為他的“主動投網”而被暫時擱置了。

島上幸存的那些紅色火種，終于在那個窒息的雨季里，得到了一絲喘息的機會。

保密局的人以為立了大功，美滋滋地拿著徐會之的口供去請賞。

他們覺得，徐會之這么配合，又是黃埔嫡系，按照慣例，蔣介石頂多也就是關他幾年，說不定還能以此為典型搞個宣傳。

可惜，他們低估了蔣介石的恨意。

對于蔣介石來說，雜牌軍反水他可能還不那么生氣，但徐會之是黃埔一期，是他的“天子門生”。

這種背叛，在他看來就是欺師滅祖，是絕對不能容忍的打臉行為。

案子報上去，蔣介石的批示冷得像冰：槍決。

1951年11月18日，徐會之被押赴刑場。

那天他走得很平靜。

他沒能像吳石將軍那樣，留下什么豪言壯語或是絕命詩。

因為他的任務還沒有結束，他必須把這場戲演到底——直到死，他都要扮演一個“因為害怕而自首，卻最終被殺”的可憐蟲。

只有這樣，敵人的一才會徹底放心，才會覺得這就是個單純的“變節失敗”的案子，而不會去琢磨背后的深意。

這一死，就是35年的罵名。

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哪怕是家里人，提起他來也是抬不起頭。

大家都以為他當年回臺灣是為了去國民黨那邊討口飯吃，結果投機不成反蝕把米。

這種誤解，比死還難受。

你想想，吳石犧牲了是英雄，朱楓犧牲了是烈士，只有他，死得不明不白，還要被不知情的人戳脊梁骨。

直到80年代，兩岸關系緩和，隨著大量塵封檔案的解密，這段隱秘的歷史才終于露出了真相。

組織經過慎重的調查核實，終于確認：徐會之當年的回臺和“自首”，是一次為了保護組織的悲壯斷后。

2013年，北京西山無名英雄廣場落成。

在那面巨大的花崗巖墻壁上，刻著846個當年犧牲在臺灣的烈士名字。

徐會之的名字赫然在列，和吳石、朱楓排在了一起。

如果你去過那個廣場，會發現那里經常有人獻花。

風吹過的時候，好像還能聽到當年的槍聲。

說實話，這種事兒要是擱到現在，編劇都不敢這么寫，怕觀眾說太假。

一個人明明能活，非要去死；明明是英雄，非要背著叛徒的黑鍋去死。

這得多大的心臟啊。

徐會之用一種最不光彩的方式，完成了最光榮的使命。

他賭上了自己的性命，也賭上了身后的名聲，就為了給戰友留一條活路。

在那個年代，像他這樣的人其實還有很多。

他們潛伏在黑暗里，連真實姓名都不能用，死了也可能沒人知道。

但正是因為有了這些甘愿當鋪路石的人，光明才最終穿透了黑暗。

有些英雄，是站在光里的；而有些英雄，是為了讓別人能站在光里，自己選擇了熄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