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經常雞同鴨講？很多人不能區分價值判斷與事實判斷

區分價值判斷與事實判斷

文/閻步克

（北京大學教授）

來源/《通識教育問答錄》，轉自群學書院

圍繞歷史而滋生的不同觀點，需要區分其性質、層次與類型。初學者的歷史觀念，大抵是少年時代被社會塑造的，跟專業思維會有距離。比如很多人不能清晰區分價值判斷與事實判斷。我以往在歷史系講“中國古代史”課程，會問新生這么一個問題：“希特勒是壞人”，這是不是事實？通常只有很少的同學能回答：這不是事實陳述，這是個價值判斷。

價值判斷事涉事物的美丑、善惡、好壞、進步或落后等，是主觀評價，因人而異；事實系客觀存在，不會因“評價”而改變。事實判斷只處理“真偽”問題。或者說，價值判斷談的是“應然”，而事實判斷談的是“實然”。

不能清晰區分價值判斷和事實判斷，具體到認識“制度”，就會發生糾葛。

比如，有人說唐宋制度比秦漢又有了很大進步，錢穆卻認為宋制不如漢制。你可能會問：哪個說法符合事實呢？這時我會建議你再追問一句：他們各自的評價尺度是什么？一個制度“好”或“不好”，積極或消極、進步或落后，取決于各人的評價尺度。

再如科舉制的評價。如果你的著眼點是行政合理性，因科舉考試內容很多跟兵刑錢谷的行政技能無干，那么就得給科舉制扣分兒。不過科舉制促進了社會流動，給底層提供了向上流動的機會，若你的關注是公平競爭，你就會給這個制度加分兒。古代還有這么一種選官思想：“賢者居位”。“賢者”就是有文化教養的人。科舉制讓有文化教養的人優先當官，促進了社會文教的繁榮，“五尺童子，恥不言文墨焉”。浩如煙海的傳統典籍，大多是行政官僚的作品。這就“賢者居位”的文化收益。

當面對著類似的不同評價，甚至為評價而卷入爭辯時，應先行澄清各自的評價標準。若評價尺度未能澄清，就等于雞同鴨講。事實判斷有終極答案，評價就不一樣了，它取決于各自的角度與角度。這時候對于一位學人，“理解”就比“爭辯”更重要。布洛赫說：

歸根結底，“理解”才是歷史研究的指路明燈。（《歷史學家的技藝》）

當相互充分理解了對方是從哪個角度、用什么尺度做出評價的時候，交流的目的就已達到了。了解到一種與自己不同的角度與尺度，本身就是收獲；了解到有些什么人會持有什么角度與尺度，本身也是收獲。

當然有些時候，評價還會涉及對善、美、公正與進步的基本標準，涉及信念與價值觀。比如說一位無神論者面對一位有神論者，這時候“爭辯”往往是沒有意義的，各持己見、各從所好可也。愛因斯坦看到：

要對基本價值的判斷進行爭論，是一件沒有希望的事。比如，如果有人贊成把人類從地球上消滅掉作為一個目標，人們就不能從純理性的立場駁倒這種觀點。（《自由與科學》）

價值觀的分歧，無法在科學范圍之內解決。

公眾對歷史評價的興趣特別濃厚。像岳飛是否算是民族英雄，龍是否是中華民族的象征，康雍乾時代是否是“盛世”，這類“公共歷史文化問題”，都眾說紛紜。這些問題不會有終極答案。

專業學者不大陷身于“公共歷史文化問題”，他們另有專業任務：“求真”。其“求真”即實證的專業能力，是公眾、外行無法企及的。

進一步說，“評價”、“理論”、“實證”三者，大致構成了三個不同層面。“評價”取決于個人的價值觀。“理論”則是一套由概念、方法組成的框架，是學者建構的分析工具。一個理論有如一束探照燈光，它能照亮一幅特殊景象，但也必然有其所見不及之處。諸如“文化史觀”、“經濟史觀”、“社會史觀”、“制度史觀”之類，都是視角不同的探照燈光。認為歷史有規律，是一種有價值的理論；認為歷史無規律，只是一波一波涌來的人物、事件，也是一種有價值的理論。

所以，當面對不同論點之時，我們得想到這么一種可能：分歧也許來自概念、方法之異，即理論之異。一般認為中國歷史早期的戲劇不發達，與古希臘不同。后來有人做文反駁，說先秦楚辭中就有戲劇了。那么請注意了，這就涉及“戲劇”的概念如何定義了。有西方學者說，孔子的學說夠不上Philosophy，只能算一種道德學說。隨后有中國學者站出來反對，說孔學完全可以看成“哲學”，這是一種“中國哲學”。而這就等于是擴展了Philosophy這個概念的外延。

有同學會問老師，某個理論是對呢，還是錯呢？問題可能不是“對錯”這么簡單。對不同理論，主要看它能不能帶來新知，不一定要輕言對錯。有人覺得在史學中使用模式，就會有“簡單化”、“片面性”之病。其實未必是這樣的。

彼得·伯克：

模式的功能就是簡單化，從而使真實的世界更易于理解。（《歷史學與社會學理論》）

約翰·霍蘭：

忽略細節在建模時是非常必要的。無論我們想研究什么，建立的模型必須要比被建模的真實結構簡單。（《涌現：從混沌到有序》）

賴斯說得也很好：

模式是一種啟示性的策略手段。因為模式簡化了現實，所以它們并不涉及現實世界中變化的所有方面，也不解釋所有的事例。……因為它們是簡單化的，所以在它們所探討的現實各方面是有選擇的。因而不僅允許、而且也希望有多個模式適用于某種情形的不同方面。很明顯，有比較好的模式，也有比較差的模式。（Evolution of Specialized Pottery Production: A Trial Model）

“模式”是一個特定視角，肯定不會面面俱到。你指責“文化史觀”忽略了制度因素，指責“制度史觀”忽略了經濟關系，但你得承認，它們都各自照亮了一幅獨特景象，提供了新知，都是一種“深刻的片面”。有人建構的理論解釋力強、涵蓋面廣、系統性好、創新度大，有的分析方法就粗疏簡陋一些。還有人只做實證，沒有理論。

“實證”的任務是發現前所未知的事實，這是科學研究的核心任務之一，也是歷史學的核心任務之一。實證所處理的是客觀事實，那么必有是非。就算資料不足無法定案，從理論上說依然是真偽必居其一。讀歷史著作，時不時就會遇到把評價、理論和實證三者混在一起的陳述。例如這么一段話：

……由此可見，北魏孝文帝的改革，使拓跋社會由奴隸制向封建制過渡，所以是進步的，應該肯定。

在這句話里，“奴隸制”、“封建制”是理論概念，有人可能使用與之不同的理論概念；認為封建制比奴隸制更“進步”，則是一個價值判斷，別人可以另有評價；孝文帝到底改了些什么、怎么改的，才是事實問題。假如你想質疑這段論述，就得把評價、理論、實證三個層面區分開來才成。

“理論”與“實證”屬于科學的范圍，“評價”就超出科學范圍了。在“實證”層面，應嚴格遵循“價值中立”（value free）原則，排除價值判斷。好比在醫生眼中，病人只是一個生理、病理意義上的人，不應考慮他是好人還是壞人，親人還是仇人。即便事實令人不快，也應先行承認，再說別的。傳統史學有“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為中國諱”的史法，我覺得“實錄”、“直筆”更為可取，即便有些歷史事實讓人不快，依然如此。借用一句西方法庭誓詞：

Tell the truth， the whole truth，and nothing but the truth。

有史書說周武王伐紂時“血流漂杵”，孟子不以為然：

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盡心下》）

這便是拿道德抹煞事實了。古人以教化為目的，“求善”甚于“求真”，所以只歡迎“正能量”，以論證“有德者有天下”、“得民心者得天下”、“正義必定勝利”。

然而真實的歷史，可能蒼涼得多。道金斯曾感慨：

有些人不能把闡述對事物的認識，同提倡事物應該如何這兩件事區別開來，此類人為數實在太多。（《自私的基因》）

我的感覺是此類人在中國更多一些。因為中國文化的特點就是“同真善”（參看熊十力《十力語要·答張東蓀》、張岱年《中國哲學大綱》）。在學術范圍之內，我的看法是“真”與“善”離則兩利，合則兩傷。維系社會良知和人類正義，無疑也是史學家的社會責任，甚至應予鼓勵，這里只是說，在你闡述“善”的時候，你應清晰意識到這是另一個領域，已超出“真”的范圍了。

除了“同真善”的道德史觀，實用史學也是常見的公眾思維方式。這又跟傳統文化的一個特點有關：“合知行”（亦參張岱年《中國哲學大綱》）。公眾和初學者的歷史興趣，往往集中在善惡、忠奸、成敗、治亂上。談到一個歷史事象，人們首先想到的它是好不好，有沒有用，能不能“資治”。有位朋友是古文獻與古文字專家，他給一批企業家講《孫子兵法》，有聽眾提議說：您不用講那么細，告訴我們怎么用就行了。這是拿《孫子兵法》當“葵花寶典”了。我在講古代制度時也常有人問，你講的這些對今天有什么啟發、有什么用？我只能說，這些知識幫助我們認識中國，如此而已。

胡適主張，整理國故只是要還其本來面目、直敘事實，不當先存一個“有用無用”的成見（《致錢玄同》《論國故學》）。大學歷史課，也應以非實用性的純科學研究為核心內容。嚴復說得很好：

學者，即物而窮理，即前所謂知物者也。術者，設事而知方，即前所謂問宜如何也。……今吾所講者，乃政治之學，非為政之術，故其途徑，與古人言治不可混同。吾將視各種國家，凡古今所發現者，如動植學家之視蟲魚草木。（《政治講義》）

又梁啟超亦云：

學也者，觀察事物而發明其真理者也；術也者，取其發明之真理而致諸用者也。（《學與術》）

我的中國傳統政治制度課程，講的也是“政治學”，而不是“治國之道”。

用科學眼光看傳統制度，則“如動植學家之視蟲魚草木”。然而有人說，你研究傳統制度，就應持“敬畏”態度。有同學談學歷史學的意義，談起了史學的“靈魂”：若無家國天下的關懷，歷史學就沒有靈魂，就只是一個嫻熟的“工匠”。我高度贊賞這種理想主義精神，贊成學者在“求真”之外還要“求善”、“求美”，堅守人文良知、承擔社會責任。同時“靈魂”的提法指向一種主觀心態，各人從事科學的動機各有其異，或說“靈魂”各異。牛頓研究物理學，是為了證明上帝所創造的世界的完美性與可理解性。這是他的“靈魂”。愛因斯坦同意叔本華：“把人們引向藝術和科學的最強烈的動機之一，是要逃避日常生活中令人厭惡的粗俗和使人絕望的沉悶”，在理解這個世界中找到寧靜和安定（《探索的動機》）。這是他的“靈魂”。眾所周知，愛因斯坦也是一位偉大的人道主義者，然而他把“真”和“善”清晰區分開來了，也就是把科學規范與人文良知、與社會責任區分開來了。作為學者，你的工作就必須有一個純科學的層面。

假如師生都具備了以上意識，我預期在交流時就比較容易彼此理解、溝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