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村里寡老頭去世，父親將其安葬，多年后他當軍官的兒子上了門

1990年夏天，村里的寡老頭去世，此時他兒子遠在新疆當兵，無法及時趕回來。村里沒人愿意管這事，當民兵連長的父親挺身出面，將其安葬。

多年后，就在我家遇到困難的時候，寡老頭在部隊當軍官的兒子上了門，幫我們解了燃眉之急，至今我想起這件事仍然覺得幸運和感恩。

我是1980年生人，從小生活在農村。在我們村里，有一個古怪老頭，村里人都叫他“寡老頭”。一開始我還以為他姓“寡”，后來才知道在老家方言中實際上指代“瓜”，也就是傻的意思。

“寡老頭”本姓張，名叫張春。他家以前是我們當地的大地主，高峰時據說全村80%的土地都是他家里的。但他爺和叔叔是敗家子，抽大煙、賭博，將家敗得也差不多了。

張春是40年代生人，50年代土改斗地主時，雖然他家早就家道中落，但還是被作為典型批斗。他爹一命嗚呼，就剩下娘倆相依為命。

62年的時候，老家那邊修水庫，張春作為“黑五類”分子，去修水庫大壩，生了一場大病，也沒得到很好的醫治，后來成了聾子。

他老娘也在那時候去世，自此以后張春幾乎很少說話，精神一度也不太正常，年紀似乎也老了好多，整天弓著個腰，二十幾歲的人看起來跟四十來歲差不多。

村里也沒人再叫他大名了，都喊他“寡老頭”。喊著喊著，大家都忘了他的本名。

也是因為如此，后來的他也算躲過了幾次風波，雖然日子苦，但好歹熬了過去，不過想要成家是不太可能的。

那時候，“寡老頭”在生產隊負責挑糞、拾糞，整天臭烘烘的，加上他的身份，也沒人跟他來往。

1970年，“寡老頭”出去拾糞時，意外撿到了一個男嬰。大隊原本不想讓他撫養，但“寡老頭”以死相逼，加上當時日子都緊巴，也沒其他人家接手，最后這個孩子就被記在了“寡老頭”名下，起名張建軍。

為了撫養大這個孩子，“寡老頭”可算是費盡了心力。好在孩子命大，雖然身子骨孱弱，但還是健康長大了。不過在這種家庭中長大，張建軍也是從小就被孤立，甚至被人起了個侮辱性的綽號“寡建軍”。

“寡老頭”對張建軍非常上心，他自己被叫外號無所謂，但兒子被人侮辱，他每次都會大發脾氣，一臉兇相的要跟別人去拼命。

后來大人們覺得沒意思了，就不再叫了，但小孩們可不管那么多，該怎么叫還是怎么叫。

我六七歲的時候也那樣叫過，但被父親抽了一頓。我當時還不服氣，覺得別人能叫，為啥我不能叫。

父親眼睛一橫，“我不管別人，你喜歡別人叫你外號‘狗子’啊！”

我渾身一哆嗦，從那以后再也不敢亂叫別人外號了。

很感謝父親，早早就給我打下了一個思想烙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張建軍雖然被孤立，性格比較孤僻，但他卻是個不折不扣的“尖子生”。我還沒上小學，他就已經在鎮上的高中讀高一了。而且聽說他考上了縣一中，但因為去縣里費用高，鎮上的高中能給他補貼，他才選擇在鎮上讀。

但鎮里高中的教學質量很差，哪怕張建軍每次都能考年級前三，也未必能考上大學。果然，1987年夏天，張建軍以三分之差落榜。

其實這成績已經很不錯了，放其他家庭鐵定要去縣里補習一年，說不定都能考個本科。但張建軍家實在太困難了，“寡老頭”現在還不到50歲，已經滄桑得像個干巴老頭，根本無力再供他讀書。

張建軍回來后，“寡老頭”求人想為他謀求一個代課老師的崗位。但很可惜，當時小學并不缺老師，好多民辦教師都卡在了轉公辦的路上。張建軍根本就沒這個機會，只能在家種田。

1989年春天，那年是春季兵，報名的人不是特別多。“寡老頭”領著張建軍來找父親，希望能幫幫忙，讓他去當兵。

我父親是一名退伍軍人，1985年大裁軍退伍回了老家，在村里當民兵連長。

聽起來似乎很威風，但實際上一沒什么權利，二沒工資，完全就是個“用愛發電”的職位。

父親平時除了種田之外，還得到鎮上水泥廠去打零工以補貼家用。

此時在農村當兵雖然不像六七十年代那么吃香，但依然還是有很多人愿意去。特別是考學不成的，畢竟這也是一條正經的出路。

父親雖然是民兵連長，但在這件事上能起到的作用也很有限。但看到“寡老頭”哀求的樣子，一旁張建軍的眼里也充滿了期待，他實在無法拒絕。

張建軍想要當兵也并非易事，雖然他文化程度高，但他的家庭出身，如果有人要做文章的話，還是能挑出來的。

這里插一嘴，1994年，“全國干部、人事管理信息系統指標體系分類和代碼”里依然有“本人成分”和“家庭出身”，直到2002年，才徹底取消了這兩項指標。

但父親既然答應了幫這個忙，自然就是想一勞永逸。具體怎么弄的，我不清楚，可能是增加了許多證明材料吧！反正張建軍后來的發展，沒有受一點影響。

1989年3月份，張建軍當上了兵。離開前，他專程到家里來感謝父親。父親告訴了他在部隊的一些事，雖然他們當兵的時間段差了有些年，但有些事是相通的。

張建軍入伍，在村里還是引起了一些議論。許多人私底下說父親傻，放人情放給“寡老頭”家，好在沒人說父親收錢的。

面對這些議論，父親沒放在心上。他跟家里人說，就是看“寡老頭”爺倆可憐，張建軍窩在村里恐怕連媳婦也說不上，出去闖闖說不定還會有條出路。

張建軍在新兵連時，給父親寫過一封信，詳細講述了他在部隊的生活，請求父親將他在部隊的情況告訴他爸，以后匯錢他也匯給父親，麻煩取出來后轉交給“寡老頭”。

父親看了信后很滿意，覺得這小子出去見識了世面后，還不忘自己的父親，沒幫錯人。

父親帶著信去找了“寡老頭”，這時候我才知道，原來“寡老頭”并不是徹底的聾子。只不過是聽力不太好，加上村里人也看不上他，好多時候跟他說話，他就假裝聽不到，也能省些麻煩。

雖然跟他交流比較費勁，但大體意思還是能搞懂。此后，每當張建軍寫信過來，都是父親去找“寡老頭”跟他說張建軍在部隊的情況，把寄回來的錢交給他，也會幫他帶口信。

悲劇發生在1990年7月份，“寡老頭”去秧田里看水，結果中了暑。回家躺著，不知道是不是引發了其他疾病，當天晚上人就走了，一直到第三天早上才被人發現。

父親當時在水泥廠當裝卸工，知道這事后，第一時間趕回來，跟村上的干部一起商量后事怎么處理。主任和書記不太想管此事，讓父親聯系張建軍回來操辦。父親給張建軍掛了電報，但他在新疆喀什當兵，在當時的交通條件下，他回來起碼得要個七八天時間。這又是大夏天的，根本放不了這么久。

村干部也覺得事情棘手，有人提出反正“寡老頭”也沒有其他親族，直接埋在他們家田里得了。

但怎么埋？也是個問題。

老家埋人都要講規矩，不說念幾天幾夜的經了，起碼棺材、壽衣這些要準備吧？陰陽先生要請吧？方位時辰也得要看吧？

這些問題，擺在面前，大家又都不說話了，最后又將問題拋給了等張建軍回來再說。

眼瞅著“寡老頭”的遺體再放都要出問題了，父親下了決斷。他去找了陰陽先生，來看了日子，又花錢置辦了一口棺材，買了壽衣、花圈這些東西。

在“寡老頭”去世后的第四天清晨，父親叫了村上的幾個年輕人一起，將人葬在了后山。

沒有孝子哭喪，沒有喪禮，也沒有宴席，“寡老頭”就這樣悄無聲息地消失在了這個人世間。

等到張建軍風塵仆仆趕回來，已經是埋人后的第六天了。

接到電報后，他第一時間向部隊請假，也得到了批準。但他那邊的路程實在太過遙遠，中途還得換幾次車，他用了一周時間趕回來，屬實不易了。

張建軍見到父親的第一面，就跪下“砰砰砰”磕了三個頭，感謝父親的幫助。

父親安慰了他幾句，帶他去置辦了孝衣孝帽，去了后山“寡老頭”的墳塋。

當天晚上，張建軍在后山待了一夜。第二天他從山上回來，在我們家待了一天，和父親聊了一晚上，第三天一早他就回部隊去了。

這件事對父親的觸動也很大，他也感受到了世態炎涼。沒多久，父親便辭去了村里民兵連長的職位，跟著戰友一起去南方打工去了。

1991年7月份，父親給家里寫信，信中說張建軍考上了軍校，叮囑我不準趁他不在家的時候瞎玩，要以張建軍為榜樣，好好學習，將來也要考上大學。

1996年春節，父親難得回家過年，張建軍也回了老家一趟，到他父親的墳前祭奠。

村里人此時才知道，張建軍出息了，已經是軍官了，紛紛邀請他到家里去住（他家的老房子已經垮了）。

但他哪兒都沒去，依然是在我家待了幾天后，就回了部隊。

他還帶我和妹妹去市里面買衣服，父母不同意，但還是沒拗過他。這也是我和妹妹，人生中第一次去市里。

1997年冬天，父親在外邊干活傷了腰，不得已只能回老家休養。

1998年夏天高考，我考上了二本，妹妹也考上了縣里的一中。

本身這是雙喜臨門的事，卻因為父親的病壓在心頭，全家人一點都樂不起來。

當時又遇到高等教育改革，雖然我報的是師范，但花銷也不算低。

妹妹提出她不上高中了，要出去打工為我掙學費。

但妹妹的成績比我更好，去一中上學最低都能考個重點大學。我寧愿自己放棄，也不可能讓她放棄。

父母盤算著家里的錢，最后父親拖著腰傷，拉下臉去找一些老戰友借錢。但此時大環境不好，許多戰友過得也都很緊張，借到了一些但不多。

母親提出，要不向張建軍借點錢。

父親也曾動過這個心思，但一來數目不小，二來他知道張建軍已經結婚了，借錢容易造成人家夫妻矛盾，這筆錢一借都得好幾年，實在是難開口。

正當家里愁云密布的時候，張建軍回來了。

他責怪父親，為什么家里出了這么大的事，不跟他說。

父親回來后，跟他通過兩封信，只說了腰傷的事，其余事沒提。

最近的一封信中，張建軍問了我和妹妹的考學情況，父親愁著到處找錢，也沒給他回信。

張建軍覺得蹊蹺，因為父親在以往，都會跟他說我們的成績。他是個聰明人，一盤算就知道家里肯定是愁錢。所以他忙完手里的事，就趕忙回來了。

張建軍拿出了5000塊錢，父母被嚇了一跳，連連說太多了。

張建軍紅著眼眶說道：“付叔，我能走到這一步，全靠當年你送我去當兵。我爹的事，也是你一手操辦的。這些情，我這輩子都報不完。如今虎子和玲子都學得這么好，不要被這點錢耽誤了他們的前途。”

他說這話時，母親有點不好意思，父親當年安葬“寡老頭”，她心里不舒服，覺得非親非故的。

父親也有點局促，當年因為家里條件差，喪事操辦得很簡陋，棺材、壽衣都是最便宜的。至于墊的錢，張建軍也第一時間全都還了。中途他還給我和妹妹買過衣服，送過東西，算下來其實這份情早都還上了。

張建軍解釋道，不用擔心這些錢是他偷偷拿出來的，他跟妻子都商量過了。他們兩人都在部隊，工資也都還可以，而且平時不用消費，攢下來不少。

而且他還告訴了父親一個好消息，他已經幫父親聯系了一個工作，去縣教育局當門衛。工作輕松，不需要出大力，對父親腰傷恢復也是好事情，還能有一份收入。

這幾年我的學費，他都會提供幫助，家里只需要供我的生活費和妹妹讀高中的費用就夠了。只要我大學畢業了，家里的日子就會好起來的。

張建軍走了，給我們家帶來了莫大的希望，彌漫在家里的悲苦氣息，消失殆盡。

他沒有食言，在家里負擔最大的那幾年，張建軍前前后后支持了家里兩萬元，還包括我上大三那年，父親腰傷突然惡化，不得不做手術的費用。

一直等到妹妹大學畢業，開始掙工資后一年，張建軍才收下我們還的錢，而這已經是2006年了。

2020年，張建軍五十歲的時候從部隊退休，安家在縣城。

他每年大年三十中午會帶著妻兒回來給父親掃墓，然后就在我家坐一下午，一起吃頓下午飯，和村里其他人沒任何交集。

村里人說他冷漠不講人情，而用他的話來說，這么多年過去，真情假意他早已分辨得明明白白。如今也這歲數了，應付都懶得應付了。

如今想想，父親當年不過是順手扶了一把落難的父子，卻在多年后得到了最真摯的回報。

人這一輩子啊！不是對所有人都笑臉相迎，而是將最真誠的溫暖，留給那些曾經溫暖過你的人就夠了。善良從不會被辜負，它總會以最美的方式回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