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4月24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內正在進行著中共九大的中央委員選舉。當唱票人念到王白旦全票通過的時候,會場一下子安靜了一下,隨后就有低沉的議論聲傳了出來。這個來自齊齊哈爾北滿鋼廠的普通技工,竟然和毛主席一樣獲得了滿票。散會之后有的代表小聲嘟囔著工人不懂得謙虛,也有的在心里暗暗感嘆是時勢造就了英雄。可是有誰能夠預料到,二十年之后,這位曾經和領袖平起平坐的中央委員,自己摘掉了烏紗帽,回到煉鋼爐前去當鍋爐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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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白旦的起點是比較平常的。在1935年的時候,他出生于河北井陘的太行山區。他的父母給他取名字叫做白蛋,希望孩子能夠像石頭一樣結實。之后私塾先生覺得這個名字比較土氣,于是把蛋改成了旦,寓意著像旭日一樣東升。到了1951年的時候,16歲的王白旦進入太原鋼廠成為了一名學徒。他整天在煉鋼爐前面搬運材料,汗水和著煤灰把整個身體都糊上了。但是這個小伙子是肯鉆研的,幾年之后還真的琢磨出用矽磚砌鋼口,來代替蘇聯專家所推崇的沙土法,使得生產效率提高了兩三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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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春天發生了一場對命運產生改變的九大事件。這件事情的發生有些陰差陽錯。上級給北滿鋼廠的代表名額規定是需要有七年以上黨齡的煉鋼工人。工廠里反復地進行排查,最后才發現符合條件的只有王白旦。他背著包袱前往京城的時候,大概沒有想到自己會遇到等額選舉的潛規則。由于全國范圍內沒有人認識這個工人代表,反而誰都不好意思劃掉他的名字,最終就稀里糊涂地獲得了滿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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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很快名字出現了問題。周恩來在會場見到他時,開玩笑說王白旦念起來不太好聽。陳伯達當場揮筆將旦字改成早字。沒有想到1970年陳伯達倒臺,江青又參與其中,給早字添加幾筆改成百得字。兩次改名如同兩枚印章一樣,生硬地烙印在他的政治履歷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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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王白旦也就是王百得最為難得的是保持清醒。他成為中央委員之后,先后擔任了北滿鋼廠黨委副書記、齊齊哈爾市委副書記的職務。可是他始終無法習慣坐在辦公室的皮椅子上。有一次車間的鍋爐出現故障,他脫下外套就鉆進鍋爐里面進行檢修。結束之后對秘書說,還是聞到鐵銹的味道會感覺比較踏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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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審查的期限結束之后,組織給他提供了兩個選擇:去其他地方擔任官職或者更換一個新的職位。王百得卻搖了搖頭,表示自己想要回去再工作。重新穿上工作裝的時候,老同事想要給他安排輕松的崗位,他直接拎起鐵鍬站到三號爐前,說不要搞特殊化,自己就是一個鍋爐工。最為傳奇的是在1989年,廠里的一號平爐出現了裂縫并且有鋼水滲漏出來,眼看就要發生重大的事故。已經打好退休報告的王百得沖了過來,指揮工人用耐火泥混合鋼渣進行緊急的封堵工作,一直堅持到檢修班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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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么來看,他的選擇早就有了伏筆。在1965年學習《鞍鋼憲法》的時候,他就反對干部待在辦公室進行指揮,堅持和工人一同吃飯一同居住。在晚年的時候有記者問他放棄官職是否感到遺憾,他指著一爐鋼火說道:這個東西是騙不了人的。火候差一度鋼就會報廢,比官場要實在。
那么那肯定是需要付出一定代價的。妻子長時間在市區工作,夫妻分開居住長達十五年。兩個孩子早早離世。到了晚年還患上了糖尿病。但是直到1994年正式退休,他每個月僅僅獲得100元的補差費用,可是他還開心地表示夠用來購買糧食就可以了。
或許可以這樣來看,王百得的故事如同那個年代的一個縮影。普通的人被歷史的洶涌潮流推到浪尖,然后自己又選擇回歸到平凡。九大選舉簿上王白旦全票的那一行,與其說是某種政治傳奇,不如說是一代工人對于實在這個詞語的堅守。就像他在臨終之前對兒子所說的話語:爐火映照人真的就是真的紅,青的就是青的,不能夠裝作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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