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高空俯瞰德國路德維希港的巴斯夫基地,你會看到一幅工業時代的奇觀。
上千座化工廠房和管道如巨型血管般緊密纏繞,一個裝置的廢熱是下一個裝置的能源,一種產品的副產品是另一種產品的原料。這套運行了百年的“一體化”系統,曾是歐洲工業效率的圖騰,德國制造尊嚴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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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今,這些血管正在被一根根“結扎”。深夜,廠區的燈一片片熄滅。
與之形成刺眼對比的,是中國湛江的海岸線上,一個投資100億歐元的超級化工基地,正在晝夜不停地拔地而起。同樣的公司,同樣的技術,卻在執行一場從西向東的“工業大遷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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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是普通的產業轉移。這是一場決定歐洲未來命運的“工業大逃殺”。
1. 歐洲的“致命錯覺”:以為不要工廠,也能永遠繁榮
這一切的根源,要追溯到三十年前。
當時,歐元誕生,全球化高歌猛進。歐洲沉浸在一種空前的自信與松弛中。他們開始相信一個危險的“真理”:制造業是骯臟、低效的苦力活,可以放心外包給亞洲;自己只要牢牢抓住金融、設計、品牌和“規則制定權”,就能永遠躺在價值鏈頂端,享受高福利的寧靜歲月。
這種念頭,如同溫水煮青蛙。從那一刻起,歐洲工業的衰弱就不再是“是否”的問題,而只是“何時”爆發的問題。
他們忘了最根本的一點:工業,是現代國家經濟的“物理錨點”。
工廠不是電閘,想關就關,想開就開。你因為天然氣太貴關停一個化工廠,隨之消亡的是一整條供應鏈、一群干了二十年的老師傅、以及那些只存在于工匠頭腦中的“隱性知識”。
一旦機器停轉、工廠封門,散掉的不只是工人,更是一個行業賴以生存的“工業基因”。這種流失是不可逆的,是對國運的永久性剝離。
2020年代,一場地緣沖突的沖擊波,徹底撕碎了歐洲的安逸幻夢。他們驚恐地發現,自己早已在能源和產業鏈上,被扼住了喉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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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德國“心臟停跳”:巴斯夫的“逃亡”,是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
要理解歐洲工業的困境,看看化工巨頭巴斯夫就夠了。它被稱為“德國工業的心臟”。
這兩年,這顆心臟的收縮信號清晰得刺眼:在全球裁減2600個崗位,重點就在德國本土;關閉路德維希港的合成氨等核心裝置;定下死目標:2024年底前,在歐洲削減5億歐元成本。
但化工一體化系統,牽一發而動全身。關掉合成氨,意味著斷掉了下游尿素生產的二氧化碳原料,廢熱發電的循環也被打破。結果是:為了降成本而關廠,反而導致剩余系統的成本更高,陷入“越關越貴,越貴越關”的死亡螺旋。
那錢省下來干嘛?投資未來。
巴斯夫把史上最大的一筆投資——100億歐元,砸向了中國廣東湛江。為什么?
我們來算一筆讓歐洲人心碎的賬:2024年,歐盟工業平均電價是每度0.199歐元,中國是0.082歐元,美國是0.075歐元。對于巴斯夫這種“電老虎”、“氣老虎”來說,在歐洲生產,相當于慢性自殺。
巴斯夫的CEO說得毫不留情:未來的增長在亞洲,不在歐洲。湛江基地一出生就頂著“全球標桿”的光環:100%綠電規劃,背靠世界最大單一市場。
這已不是戰略轉移,而是一次徹底的“工業逃難”。當德國工業的心臟開始在亞洲強勁跳動時,它就不再屬于德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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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法國的“核能護盾”:也擋不住肌肉萎縮的殘酷現實
相比德國的“失血”,手握核電的法國,看上去似乎有個“金鐘罩”。
2024年,法國核電復蘇,電力出口創紀錄,賣給德國和比利時的電超過1000億度。工業電價確實比德國便宜一截。
但這能證明法國工業健康嗎?不能。
因為法國的“工業肌肉”已經萎縮太久了。制造業占GDP比重已跌至可憐的10%左右。就像一個靠營養液維持的病人,雖然餓不死,但早已失去了干活的力量。
法國現在如夢初醒,想在北部搞“電池谷”,吸引新能源企業。但他們迎面撞上了美國的《通脹削減法案》。美國人直接拿著巨額補貼支票,在法國門口“挖墻角”:來美國建廠,每度電補你2.6美分!
有核電能怎樣?面對美國真金白銀的誘惑和國內斷代的人才儲備,法國的“再工業化”口號,喊得多少有些中氣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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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英國的“終局標本”:當最后一聲機器轟鳴消失后
如果德法還在掙扎,那么英國,已經為我們展示了一個“完成去工業化”的終局樣本。
自詡為全球金融中心的倫敦紙醉金迷,而英格蘭北部的老工業區,只剩一片銹色和沉寂。制造業占經濟比重從1990年的17%,一路跌到如今的不足9%。
英國化工巨頭英力士的創始人拉特克利夫爵士,最近發了封措辭激烈的公開信。他怒吼:“歐洲化工行業正在面臨滅絕!” 他算賬:自己在歐洲的天然氣賬單比美國多1億歐元,碳稅又多1億歐元。他憤怒地指責,政客們是在“通過去工業化來實現脫碳”。
更致命的是“技能斷層”。工廠關了,就沒人再學手藝了。自2015年以來,英國制造業學徒數量暴跌41%。這意味著,即便明天能源成本歸零,英國也找不到足夠的技術工人讓工廠重新運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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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三重絞殺:歐洲如何走入這場“完美風暴”?
歐洲今天的困境,是三股力量合成的“完美風暴”,刀刀致命:
第一刀:能源成本的“降維打擊”。美中的廉價能源,對歐洲形成了絕對的成本碾壓。這不是效率問題,是生存問題。
第二刀:監管的“溫柔窒息”。歐盟的環保和安全法規(如REACH)初衷良好,但落實到企業,意味著要雇傭數百人的合規團隊,十年耗資數億歐元。碳邊境稅更是推高了所有下游產業的成本。這是一種用“政治正確”緩慢絞殺競爭力的方式。
第三刀:內外的“雙重擠壓”。一邊,美國揮舞補貼大棒,搞“再工業化”,吸走歐洲資本和技術;另一邊,中國憑借全產業鏈和超大規模市場,形成無法抗拒的引力。歐洲企業被夾在中間,只剩兩個選擇:去美國換補貼,或去中國搶市場。本土?已成成本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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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巴斯夫關廠的鏡頭、法國空曠的廠房、英國生銹的設備連在一起,我們看到的是一部歐洲工業的“慢性死亡”紀錄片。
這給所有人上了一堂代價沉重的課:一個國家的繁榮,絕不能建立在虛擬經濟與實體制造的割裂之上。金融和服務業創造的是流動性財富,而工業,創造的是生成財富的根本能力。
一旦這種能力流失,隨之而來的就是創新貧血、就業流失、社會撕裂,以及在地緣博弈中淪為無足輕重的附庸。
歐洲的教訓就在眼前:永遠不要輕視工廠里機器的轟鳴聲。那不是噪音,那是一個現代民族心臟跳動的聲音,是國運最真實、最沉重的脈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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