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大學教“西方文明史”

“西方文明史”課程的緣起

在講述我的個人教學經歷之前，或許有必要回溯一下“西方文明史”這一課程的歷史。“西方文明史”最初是美國大學歷史系的一個獨特設置，一般不見于其他國家和地區。顧名思義，此課側重的是從文明的角度看待歷史演化。我們在當代講到文明間的差異時，經常會想到美國政治學家薩繆爾·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的名著《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此書超越了民族國家的視角來考察國家之間的關系，可謂另辟蹊徑，因此自1996年出版后影響甚大。我最近著書討論當代歷史哲學和史學理論，將亨廷頓視作我們這個時代的一個歷史哲學家，對他的論述專辟一章分析。

但從歷史學的發展視角來看，其實早在20世紀初年便已有人（試圖）從文明的視角考察歷史的變動，也是自那時起，美國高校開始設置“西方文明史”這一課程。簡單而言，我們通常傾向于認為西方，抑或是世界的近代是從文藝復興時期開始的。然而文藝復興時期的史家和學者并不認為自己所處的時代超越了以往任何時期，他們只是覺得，與中世紀相比，自身的時代已經有了長足的進步，但與此同時，他們更希望能夠回到古典的希臘羅馬時代。例如號稱“文藝復興之父”的彼特拉克（Petrach）曾數次“致信”古羅馬的史學家李維（Livy）和政治家西塞羅（Cicero），表達自己的仰慕之情，希望能成為二者的同代人。西方人真正覺得自己的時代具有超越性、認定歷史的進步觀念，則要到17世紀至18世紀的科學革命及啟蒙運動之后。自17世紀起，西歐一些地區如葡萄牙、英格蘭和荷蘭，逐步開始出現民族國家的雛形，而民族國家和民族主義作為國家形式和思潮的盛行，則是在1789年法國大革命之后。拿破侖所發動的大規模戰爭，一時間橫掃歐洲大陸，一方面推廣了法國革命的理念，另一方面也激發了其他地區的民族主義情緒，促進了民族國家在19世紀的大踏步發展。這一時期歐洲國家之間的相互競爭，又促使其向外殖民擴張，擊垮了包括中國在內的諸多舊帝國。

正是在這種與其他文明相互沖撞的過程中，歐洲人產生了“文明”的意識，他們開始思索，自己是怎樣一個不同于“東方”的文明。19世紀后期出現的一些“文明史”著作，如亨利·托馬斯·巴克爾（Henry Thomas Buckle）的《英國文明史》和弗朗索瓦·基佐（Francois Guizot）的《歐洲文明史》等便是這波思潮的產物。不過需要指出的是，巴克爾和基佐的取徑在當時尚屬少數派，因為那時大多數的歐洲史家，都認為西方文明的特色就在于近代出現了民族國家。被稱為“科學史學鼻祖”的德國史學家利奧波德·馮·蘭克（Leopold von Ranke）便是這一理念的代表性人物。蘭克認定，民族國家之間的競爭勾勒了近代歷史的主線。他不僅強調對史料的審核批判，而且身體力行，寫作了多部民族國家興建的歷史。蘭克的史學方法中突出了檔案的重要性，而檔案收集和保管的主體又是國家級的政府。因此，蘭克的歷史觀念、歷史書寫和史學方法之間形成了一種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的緊密關系。

但頗具諷刺意味的是，也正是民族國家之間的競爭，導致了帝國主義的產生，最終引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戰爭的殘酷和慘烈，讓人開始懷疑西方文明的先進性；許多相對主義的思潮也都在此時逐一涌現。德國思想家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Oswald Spengler）的《西方的沒落》便是個中顯例。斯賓格勒在此書中質疑了民族國家的重要性，以“文明”取而代之來看待歷史的變化。他嘲笑了啟蒙思想家認定的歷史進步觀念，認為那種將歷史分為古代一中世紀一近現代的三段論思維荒唐無稽。換言之，在20世紀初年，由于一戰的爆發，西方思想界出現了不少新的歷史思考，挑戰了蘭克學派所代表的19世紀的歷史書寫傳統。從很大程度上說，美國大學那時開設西方文明史的通史課程，正體現了歷史教育領域對這一新的歷史思潮的回應。

具體言之，西方文明史課程的前身是哥倫比亞大學在1919年首創的“當代西方文明入門”（ An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Civilization in theWest）。該校創立這一課程也是歷史系教授們反思與批判蘭克學派傳統的一個體現。中國的讀者也許熟知詹姆斯·哈威·魯濱遜（James Harvey Robinson）的《新史學》（The New History）一書，因為此書于 1912年初版后多次再版，并由何炳松譯成了中文，對20世紀初年中國史學的近代化和專業化有所助益。1963年齊思和又用更為白話的中文據其1922年版重譯，“文革”之后還出了再版。不過美國大學講授歐洲通史并不始于20世紀初年，而是在19世紀下半葉便已出現。吉爾伯特·阿勒戴斯（Gilbert Al-lardyce）指出，美國史家早在19世紀下半葉便視歐洲為一個文明，并在哈佛大學等校開設了歐洲通史。但他同時也承認，就西方文明史課程的普及而言，沒人可與魯濱遜的重要性相比。饒有趣味的是，魯濱遜出版了不少歐洲通史和思想史的教材，影響甚巨，但是他本人卻于1919年為捍衛學術自由離開了哥大，并沒有親自教過“當代西方文明入門”這一課程。而魯濱遜對19世紀歷史觀念的改造，則以《新史學》一書最為重要。魯濱遜在其中說了這么一段話，值得在此引述：

我們不能在此處討論國家在歷史上的地位這個復雜問題，而且也沒有討論的必要；因為沒有人不認為國家的重要性，也沒有人主張歷史書中可以不講到國家。我們此地應該研究的問題，就是我們對政治史的偏心引導著我們專去敘述那些無關緊要的朝代史和軍事史中的瑣碎事實。……人類的活動不僅是當兵，做臣民，或做君主；國家也決不是人類唯一關心的事情。……自古至今，人類的活動包括海上探險、開拓商業、建筑城市、設立大學、建筑宏偉的大禮拜堂、著書、繪畫，并且還發明了許多東西。我們在歷史里面應該包括這些人類活動，大家漸漸承認了；但是直到現今政治史仍然保持著它的至高無上的地位，一般人仍然把過去的政治事件，看作是歷史的主要內容。

顯然，魯濱遜力圖突破蘭克學派所注重的民族國家的傳統。從后視的眼光來看，他提倡思想史，其意圖是為了擴大歷史研究和書寫的范圍，走出政治史的窠臼。魯濱遜所謂的“思想史”，其范圍可以與戰后興起的社會史、文化史相比仿。而這類擴大了視野的歷史書寫和教育，便呈現了一種文明史的視角。因此，阿勒戴斯將魯濱遜視作建立西方文明史課程的重要功臣，便顯得順理成章了。

美國屬于西方文明嗎？

上一節的論述主要從史學史的視角考察了“西方文明史”一課的設置及意義。其實在學理的因素之外，這一課程的設立及其在全美國的普及，與美國于一戰后對自己的國家定位有著密切的聯系。上面已經提到，一戰的爆發激發了不少批評、反省西方文明的思潮。“西方文明史”課的建設，給美國史家提供了一個檢討和總結歐洲歷史與文化核心價值的契機，從而應對那時質疑西方文明的思潮。同時，由于美國是一戰的參戰國，學術界需要向那些參戰的美國大兵說明他們為什么而戰、這次大戰對美國捍衛西方文明的核心價值有何必要等問題。上面提到哥大的“當代西方文明入門”，最初就是為即將奔赴戰場的大學生軍訓團（Students Army Training Corps）在1918年開設的。換句話說，一戰前后的美國不但視自己為西方文明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而且還覺得有必要承擔保護和發揚這一文明的責任。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西方文明史課程是在20世紀20年代在美國校園逐漸普及的，而彼時正好也是美國政府制定最帶種族主義意味的移民政策的時期。1882年，美國通過了《排華法案》，史無前例地歧視和限制某一特定族裔的移民。這是美國歷史上一件十分恥辱的事件。《排華法案》通過時，有效期為十年，而到了1892年又續了十年，然后到1902年變成永久有效，直到20世紀60年代民權運動的時候才正式作廢。《排華法案》限制中國移民，背后反映的是美國以歐洲文明特別是西歐文明繼承者自居的心理。也就在“西方文明史”出現在美國大學校園的時候，美國國會于1924年通過了《移民法案》。該法案不但限制、禁止亞洲人移民美國，而且還對東歐猶太人、希臘人、意大利人、波蘭人和斯拉夫人移民美國嚴加限制，可謂臭名昭著。寫到這里，我忽然想起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在近年接待挪威總理時對她說的話：很希望你們國家的人們移民美國。這其實顯示了特朗普對美國的定位，時隔這么多年仍然帶有同樣的種族主義思維，認定美國是西歐、北歐文明的延伸。

不過，帶有諷刺意味的是，從20世紀初直至今天，至少根據我的經驗來看，“西方文明史”的設置和教學并沒有幫助美國大學的歷史系學生樹立自己是歐洲文明繼承人的觀念。換句話說，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對歐洲歷史和文化所知寥寥，甚至比不上在亞洲受過教育的學生。這里可以舉兩個切身的例子來說明。我于1987年到美國紐約州的雪城大學（Syracuse University）攻讀博士學位，選擇該校的原因之一就是其圖書館在1895年購買了蘭克的私人藏書、手稿以及他辦公室的整套家具，而我當時的興趣是研究近代德國史學，需要參考和利用蘭克的手稿和書信等原始材料。另一個原因是該校歷史系有一位名叫約瑟夫·列文（Joseph M.Levine）的教授，是歐洲思想史、史學史的專家。我在申請入學的過程中與他有過聯絡并得到了他的支持。當然還有一個原因是，雪城大學離格奧爾格·伊格爾斯先生任教的紐約州立大學布法羅校區（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Buffalo）很近，兩校都在紐約上州，僅相隔三小時車程。我考慮去那里求學也能隨時向伊格爾斯先生請益，因為我申請到美國深造，起初就是受到了伊格爾斯先生的熱情鼓勵。我到了美國之后，也的確選修了伊格爾斯先生的兩門課，平時自己閱讀論著，有課時則開車去布法羅上課向他當面求教。

記得我第一學期上列文教授的英國史課時，他在課上提到了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然后問班上的學生，誰能介紹一下培根。但學生中竟然沒有一人舉手，讓我頗為驚訝。因為在20世紀80年代中國曾產生的“文化熱”中，培根可謂名聞遐邇，他的小冊子《論人生》在大學生中幾乎人手一冊。下課之后，列文教授與我同行回辦公室時不無尷尬地對我說，雪城大學的生源不是很好，如果去他子女求學的普林斯頓和耶魯大學提同樣的問題，光景或許就有所不同了。他之所以如此說，是因為美國社會兩極分化嚴重，精英和富裕家庭的子女，由于大多就讀私立中小學，對歐洲文明的歷史有較好的了解。遺憾的是，我之后雖然也有幾次在常青藤大學授課的經歷，但并沒有開設歐洲史或西方文明史方面的課程，所以也就無法驗證列文教授的說法了。

上面已經提到，亞洲學生對歐洲或西方歷史的了解，普遍高于美國學生（這一現象是耶非耶，此處不做評價）。我記得曾經看過日本中學生的本科入學考試大綱，其中列出了很多歐洲的歷史文化名人如歌德、伏爾泰、康德、黑格爾等。那時我已在羅文大學（Rowan University）任教，講授“西方文明史”。看到這份材料后心里自忖，我的學生中有不少人應該是不知道這些歐洲思想家的。羅文大學是新澤西的州立大學，學生中中產階層家庭出身者居多，但也有部分學生是家里第一代的大學生。這些學生對于歐洲歷史的了解程度應該不如學費昂貴的私立雪城大學。我在美國留學時主要跟隨列文和伊格爾斯教授學習歐洲近代思想史、史學史。羅文大學聘我的原因之一就是我擁有較為充分的歐洲歷史知識，可以講授包括“西方文明史”在內的歐洲史課程。我上課之后也發現，雖然我是一個亞洲人，但在西方文明相關知識的儲備上，足夠教授許多金發碧眼的美國學生。當然這事也不怎么值得夸耀，因為也有不少鷹眼高鼻的西方漢學家，雖然漢語表達或許不夠標準、流利，但他們關于中國文明的知識，往往高于許多中國的大學生。西方漢學家的中國史著作近年在國內的暢銷，便是一個證據。

以上討論其實也從側面說明，我們要了解美國學生對西方文明的知識水準，既要考慮他們的家庭背景，更要注意美國中學的課程設置，因為后者才是他們知識的主要來源。換言之，如果美國的中學像日本的那樣，向學生介紹歐洲思想文化界的杰出之士，那么他們在這一方面的知識儲備就會有明顯的不同。事實上，設立“西方文明史”這一課程的初衷，就包括讓美國的大學生了解西方文明中的名著、名人。20世紀上半葉，當“西方文明史”課程逐漸在美國大學校園普及時，處于中西部的芝加哥大學便采取了略有不同的取徑。該校為全校學生開設了“名著選讀”（Great Books）的通識課程，要求所有專業的學生必修。此課猶存至今，現名為“成人通識教育基礎課程”（ Basic Program of Liberal Education for Adults），也是芝加哥大學教學的一個重要特色，其重要性不亞于該校的社會思想委員會（Committee of Social Thought）和文化歷史委員會（Committee on the History of Culture）這類培養研究生的機構。

我之所以將芝加哥大學的“名著選讀”與“西方文明史”的課程相比較（前者的開設也不限于芝加哥大學，有不少學校如西部的名校斯坦福大學效仿至今），原因之一是兩者都具有概覽古今的規模。至少在某一時期，“名著選讀”的課程內容涵蓋了從《圣經》開始至當代的文化名著。同樣，“西方文明史”的講授也會使用名著作為教材，內容自古至今，從兩河流域、埃及文明開始一直到當代為止。當然每個老師的知識儲備和學術興趣不同，所以實際上課的時候，其側重的時段也有差異。據我觀察，雖然“名著選讀”和“西方文明史”有類似之處，但對學生而言，前者的難度要大一些，因為要美國學生啃那些歷史上的名著，比在課堂上聽老師講課、記一些筆記更具挑戰性。其中一個原因就是語言文字一直在變化：當代的美國學生閱讀莎士比亞如同要中國大學生理解《古文觀止》，并非易事。或許由于這個原因，美國大學中“西方文明史”課遠比“名著選讀”來得普及。“西方文明史”相比“名著選讀”更為流行，還有另一層因素。曾就讀于哥大和芝大，后在斯坦福講授“名著選讀”的丹尼爾·戈登（Daniel Gordon）指出，單純地精讀那些名著，是將其經典化，但相對而言更重要的也許是視其為歷史的產物，理解和評價它們在歷史語境中的價值。

走筆至此，似乎應該講一下我教授“西方文明史”一課的經驗和體會。自我入職以后，最初的七八年幾乎一直都在上這門課。作為一門通史，這門課分為兩個學期，第一學期從遙遠的古代開始一直到十七八世紀，但至于到底能講到哪個世紀，還得看各個教授的偏好。比如我系的一位古代史教授，專攻古埃及史，兼治古希臘、羅馬史，所以他第一學期上“西方文明史”時，常常在古代部分流連忘返，到學期末才快馬加鞭勉強拉扯到文藝復興。而另一位專攻中世紀晚期歷史和文藝復興、宗教改革的教授，則恨不得一下跳過古代的部分。尤其在第二學期，基本處理的是世界歷史的近代化及其在現代的變化，一般以二戰后的時期作為結束。相比我的同事，我則更傾向于平均用力，不太讓學生吃“偏食”，含括的時段比較完整。當然，我也只是盡力而為，因為“西方文明史”要在一學年囊括上下五千多年的歷史，從古代兩河流域、古代埃及到二戰之后，實在不可能面面俱到（此次重上此課，對此體會更深。比如，以古代羅馬歷史之錯綜復雜，著名人物如西塞羅、愷撒、屋大維和克里奧佩特拉之叱咤風云、可歌可泣，我還是只能在一周內用兩節課的時間講完，對于這種“彈指一揮間”的做法，內心其實是頗為糾結的）。所以我所謂的含括時段比較完整，主要就年代而言，而在處理具體某個歷史時期的時候，我還是不得不有所取舍。這一取舍最終其實也反映了我本人治學的興趣，那就是更為注重史學史的內容，也即略微多講一點那個時段的史學書寫成就及與之相關的歷史教育的內容。我這么做除了興趣使然以外，還有一個原因是修課的學生中，常有不少有志從事教育事業者（我校規定，教育專業的學生必修“西方文明史”），因此我在照顧自己興趣的同時，也順便給了這些學生一點“偏食”。最后需要一提的是，這些教學內容上的不同處理，系主任從不干涉，這體現了美國大學“學術自由”的精神。我后來也擔任系主任多年，對此亦不聞不問，一方面是對同事們的學術興趣的尊重，同時也樂得清閑。

據我觀察，聽課的學生們對這些不同的教學方法評價不一，認為各有千秋。對一些上課認真的好學生而言，我的這種“平均用力”的方法，內容交代比較全面，所以相對受歡迎。但也有許多學生喜歡吃“偏食”，期待老師多講一些特定時段的內容，來豐富和加深理解。當然也不乏一些有小心思的學生，想著如果老師課上講的少，那么考試的內容也會相應減少，準備起來便會輕松一些。現在看來，其實在上“西方文明史”這類低年級的通史課程時，適當給一點“偏食”也許更好，因為這更容易引發學生對于某一專題的興趣，進而展開更加深入的探究，甚至決定在本系或其他學校攻讀研究生，進一步鉆研、深造。可以說，老師對學生的影響，確如中國成語所形容的那樣——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西方文明史”的不確定未來

雖然我校歷史系一直有“西方文明史”通史課程，但在今天的美國校園，這已經不是一個普遍現象。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美國的大學經歷了一場思想改造，不少學校的歷史系取消了“西方文明史”，取而代之的則是“世界史”或“世界文明史”。1967年斯坦福大學的某一調查指出，由于“當代西方文明入門”之類的通史教育與現代大學的理念扦格不入，所以芝加哥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的相關課程已經“瀕臨死亡或死亡了”（dying or dead）。翌年斯坦福也取消了“西方文明史”課，直到1980年后才恢復。對于“西方文明史”的批評持續了很久，乃至在90年代有一位發了財的耶魯大學校友，給母校捐獻兩千萬美元，希望加強“西方文明史”的教育，但這一要求令老師們頗為不滿，不肯滿足他的愿望，所以最后校方退回了他的捐款。

針對“西方文明史”課的批評出現于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這一現象并不奇怪，因為那時正值當代西方文化的一個轉折期。蘇美冷戰呈劍拔弩張之勢，常有一觸即發的危險，美國民眾特別是青年一代，隨時面臨被征兵到越南戰場的可能，因此許多美國人對美國政府乃至整個西方近代的帝國主義行徑展開了尖和全面的反思。上文提到的《排華法案》的廢除，標志著華人自此可以移民并歸化人籍美國，便是當時蓬勃發展的民權運動的結果之一。此外，那時還有女性主義、反越戰、“反文化”（counterculture）等運動。這些運動的思想特征之一就是反對啟蒙思想家所認定的普遍真理，抑或真理的普遍性，質疑歷史線性進化的“宏大敘事”（master narrative），轉而伸揚“亞文化”、多元文化和多元史觀。在這種思潮的背景下，“西方文明史”成為眾矢之的便不足為怪。當代史學名家、新文化史倡導者林·亨特（Lynn Hunt）在20世紀90年代以切身的教學經驗討論該課的利弊，指出發生在20世紀的許多重大歷史事件（法西斯主義、納粹屠猶、核爆炸、越南戰爭、艾滋病、恐怖主義等）使得西方文明喪失了原來線性進步、樂觀向上的“宏大敘事”。亨特將“宏大敘事”定義為對歷史進程的“一個放之四海、一以之的目的論解釋”（a unifying teleological threat of interpretation）。她承認，“像其他人文學科的人士一樣，歷史學家已經不再相信任何形式的‘宏大敘事’”。

亨特的分析可謂一針見血。如前所述，“西方文明史”這一課程的創立，其目的便是為了呈現西方文明的核心價值以及這一價值逐步建立的歷史過程。要陳述這一過程——抑或其宏大敘事——敘述體裁似乎是最合適的，而敘述體的歷史書寫，又是西方史學的一個悠久傳統。換言之，用平鋪直敘的方式、平靜如常的態度敘述歷史的演化，讓人覺得不偏不倚，正好體現了蘭克史學所提倡的“客觀性”。但對于西方文明史和西方近代史學的批評者來說，敘述史的體裁正是問題的癥結所在。林·亨特在她的文章中引述了桑德·科恩（Sande Cohen）的觀點。科恩指出，敘述體裁本身就 是“非思考”或者“反思考”（disthought）的，抑制了人們的批評思維。的確，“敘述”（narrative）在英文中與“故事”（story）可以互換，兩者基本是同義詞，而人們聽故事時往往不假思索，跟著故事的情節一路聽下去，于是便自然而然地接受了故事所陳述的內容。而這一內容，就是西方文明如何崛起并逐步建立世界霸權的“天命所歸”的過程。

科恩是美國史學界最早倡導“語言學轉向”的學者之一，1986年就寫作了《歷史文化》一書，對歷史書寫的形式做了深刻的反思。亨特引述的內容便是出自此書。當然，比科恩更早、立場同樣激烈的是海登·懷特（Hayden White），其初版于1973年的《元史學：十九世紀歐洲的歷史想象》一書，徑直認為所有的歷史書寫都是一種“言語結構”（verbal structure），沒有真實性、客觀性和權威性，而是一種、一類“情節”（plot）的展開，不是悲劇、喜劇，便是反諷劇或浪漫劇。懷特生前是國際史學史、史學理論委員會的理事，而我亦是理事，并在2005年至2015年期間擔任秘書長，與他有過不少交流。懷特私下曾多次對我說，蘭克學派所代表的西方近代史學，危害之處就是那種平鋪直敘的風格，讓人不知不覺中了圈套，進而認為西方的霸權地位理所當然。懷特被視為歷史學界后現代主義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而后現代主義的史學批評，主要就是針對近代以來的敘述史體裁進行各種各樣的審視、反思和反省。

作為一門通史課程，“西方文明史”在美國教育界還面臨另一個挑戰，那就是戰后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提倡的世界史研究和教學。美國的世界史學會成立于1982年，之后發行了《世界史雜志》（Journal of World History）。21世紀又出現了全球史的熱潮，《全球史雜志》（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也于2006年編輯出版。從當下的趨勢來看，世界史、全球史方興未艾，朝氣蓬勃，代表了史學界的一個新氣象。也就在過去的半個世紀中，美國大學的歷史系幾乎都開設了“世界通史”或“世界文明史”課程，我所執教的羅文大學亦是如此。不過，雖然在許多學校，“世界通史”已經取代了“西方文明史”，希圖給予美國學生一個超越西方的視角，但并不等于所有的學校都已經取消了“西方文明史”這門課，羅文大學便是一例。順便一提的是，我在歷史系任教這么多年，也寫作了《全球史學史》這樣的著作，但至今尚未在系里上過“世界通史”的課程。

林·亨特在90年代討論“西方文明史”課程時，提出了許多批評，但到文章的最后，她還是認為沒有必要廢除這門課。其理由是，作為通識教育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西方文明史”可以發揮歷史學的社會功能，為美國學生了解其文化認同和美國在西方文明中的位置，提供一個思考和辯論的場所。這種說法自然有點道理，我也部分同意。不過，就像中國古詩里寫的那樣，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亨特作為一個美國學者，顯然沒有清醒地意識到西方文明雖然四面楚歌、四分五裂，但其文化上的霸權在今天的世界仍然頑固，并且尚不會在短期內土崩瓦解。曾在澳大利亞求學和任教、現執教于芝加哥大學的迪佩什·查克拉巴蒂的代表作《將歐洲地方化》中也處理了這一問題。此書的基本立場是挑戰和質疑西方文明的普遍性，但同時查克拉巴蒂也指出：

歐洲人的論著作為歷史知識中一個沉默的參照物，顯而易見，司空見慣。……第三世界的歷史學家覺得有必要參考歐洲歷史上的作品；而歐洲的歷史學家并不覺得有任何對等的需要。“他們”［筆者注：西方歷史學家］在對非西方歷史相對無知的情況下創作他們的作品，而這似乎并不影響他們作品的質量。

簡言之，歷史學界當下的狀況的確如同查克拉巴蒂所描述的那樣，非西方地區的史家在寫作時往往需要參考西方同行的論著，因為西方史學是一個“沉默的參照物”（silent referent）。而大多數西方學者寫作時，卻沒有同等的回饋。杜維運多年前的著作《與西方史家論中國史學》（1981）中將在西方研究、工作的史家分為“正統”和“非正統”兩類。前者指的是在西方治歐洲史的史家，后者則是身在西方但研究非西方的史家。我以前認為這種兩分法過于絕對，因為以我的經驗來看這兩類史家之間有頻繁的交流，應該不存在那么嚴格的區分和隔膜。但現在看來，杜先生的這種劃分也有其重要之處。那就是他與查克拉巴蒂一樣，都看到歐美史家在研究西方歷史時，對西方之外的歷史基本可以不聞不問。易言之，雖然兩本著作的出版時間相隔差不多二十年，但杜先生與查克拉巴蒂能做出相似的觀察，可見西方學術文化的霸權地位很久以來并未發生根本性變化。因此，不管是好是壞，“西方文明史”這一課程，看來還將繼續在美國大學的校園持續下去。

然而，變化雖然緩慢，但自21世紀以來，借助全球史的開展，不少所謂“正統”的西方史家，也在其論著中頻頻提及西方之外的歷史和文化，進行比較研究。以亨特而言，她的研究以法國革命史為主，但在2014年出版了《全球時代的歷史寫作》一書。書中比較了包括北京大學在內的非西方國家的大學歷史系課程的設置情況。此外，研究歐洲經濟史、貨幣史出身，現執教于斯坦福大學的英國史家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在近年也走出歐洲歷史的范圍，不但寫作了東西比較的著作如《文明：西方和其他》 （Civilization: The West and the Rest），也出版了《中國的崛起與動蕩》（China: Triumph and Turmoil）。此類的例子還有不少。也許杜維運先生對西方史家“正統”和“非正統”的劃分，將會漸行漸遠、終成過去了。不過，歷史的演化畢競不是一往直前，而是充滿曲折反復的。比如這次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之后各國的應對，仍然明確顯現出文明之間的差異。而只要這些差異存在，“西方文明史”課程或許便有存續的理由，與此同時，學界也需要繼續討論、反思和爭辯其功用和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