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儲蓄率高可以是好事，也可以是壞事

消費者價格指數不達預期，個中冷暖自知，這個問題不需要再爭議。

2024 年消費者價格指數計劃目標為 3%，實際僅實現 0.2%；2025 年下調了計劃目標至 2%，1—11 月同比持平，依舊是 0.2%。但兩相比較，今年的 0.2% 是更弱的表現 —— 因為 2025 年屬于貨幣寬松周期，政策力度加大、補貼規模翻倍。好在 11 月單月錄得 0.7% 的漲幅，才算與去年打了個平手。而到了年底，又落到了0.0%。

2026 年消費補貼力度將繼續翻倍。

于是有人不禁發問：既然如此堅定地想要抬升消費者價格指數，為何不直接發鈔？這是因為中國有一個頗為獨特的現象 ：并非貨幣潛在供應不足。

中國個人銀行存款規模天下第一，截至 11 月已高達 264 萬億元，同比增長 8%。問題的核心在于，貨幣并未流向消費市場，居民儲蓄率居高不下。

這究竟是好事，還是壞事？

其實無所謂好壞，關鍵要看中國經濟處在什么周期。如果是經濟增長期，居民儲蓄率高是好事 —— 對整體經濟而言，儲蓄即是投資，銀行加大放貸力度即可盤活資金；但在經濟蕭條期，尤其是通縮背景下，儲蓄率高就是壞事：市場一端是過剩產品不斷堆積，另一端是貨幣以存款形式沉淀、停止流動。企業不愿擴張資產負債表，銀行只能持續下調存款利率 ，這正是我們當下面臨的處境。

面對這樣的情況，政策最優解自然是推動居民存款轉化為消費與投資。

這就引出一個問題：為什么中國居民儲蓄率會這么高？

居民存款的核心構成分為兩大類：富人的資產配置型存款與普通家庭的防御性存款。富人存款規模大，不完全是因為財富基數高。美國堪稱富人的天堂，但個人儲蓄占 GDP 的比重僅為 4% 左右，而中國這一比例高達 115%，二者天差地別。這背后當然有文化心理等多重因素，但中國的癥結是遭遇了資產荒；中國實行外匯管制，資金難以大規模外流，富人選擇保守的儲蓄方式，不失為一種安全穩妥的資產配置。另一個重要原因，是民間資本對私有經濟的發展前景信心不足。盡管《民營經濟促進法》已出臺，但這部法律尚未形成具備終極效力的條文約束，落地仍以政策導向為前提 。私人資本需要以憲法層面的條款提供保障，這個問題不解決，民間資本就始終缺少安全感。

至于防御性存款在總額中的占比約25-30%，也是個天量級的數據，防御性存款高的背景語言是家庭缺少社會保障托底。

厘清了存款結構，也就清楚了解決問題的方向，單純靠補貼引錢出洞力度不夠，錢沒少花，效果有限。

更根本的是要讓私人資本有不可動搖的安全感，而不是用一句”下一個百年計劃的生力軍“去感動它，而對居民的社會保障托底不單純的經濟問題，中國的占比偏低，如何定義制度的優勢？占比不等于富有，但反映出了政策的核心價值取向，社會保障體系升級了，如同居民有了一份長期收入的保障。

一個是財產的安全性，一個是生存權的安全性，都是現代文明社會不可或缺的制度性保證，解決了這個問題，釋放出銀行巨大的個人存款，通縮將立即結束，不用刺激消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