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宥予:不迎合，忠實于內心最深處的創作沖動

新南方寫作

“新南方寫作”系列報道，聚焦粵港澳大灣區文學創作，致力推動文學新生力量破土而出。第四期關注的是廣州青年作家宥予。

在廣州作家中，宥予是很獨特的一位，他的作品和視角都相當有辨識度。他擅長用細膩的筆觸寫城市青年的精神困境，尤其關注異鄉人的身份認同和存在意義，敘事風格克制卻充滿張力。

他的小說常以廣州為背景，比如《撞空》聚焦“廣漂”青年的生存狀態，而新作《證明》則通過城鄉雙線敘事，展現代際沖突和鄉愁記憶。他筆下的城市不是簡單的背景，而是與人物命運緊密交織的精神空間。

他是一個年輕的“90后”作家，已獲得過2023年度青年作家稱號(第二十五屆《當代》文學拉力賽獎項)、第六屆“《鐘山》之星”文學獎年度青年作家獎及2023年度川觀文學獎小說獎。

作為廣州的文學新星，宥予對新南方寫作又有著怎樣的思考呢?日前，南都記者專訪了他。

談作品:

　　也許微觀視角也能進行宏大敘事　　

記者:從《撞空》到新作《證明》，你筆下的敘事空間常圍繞“中原鄉村”與“南方都市”。這種雙重視角是否源于你個人的遷徙經歷?你如何理解“故鄉”與“異鄉”在當代青年精神世界中的糾葛?

宥予:我從小在鄉村長大，在鎮子里上初中，后來去地級市上學，后來又陸續在鄭州、上海工作，也去過縣城謀生，現在我待在任何一個地方，除了體會這個地方，也都自動放在整個這種分層體系里理解、看待它。身邊一些朋友，從一份工作脫身，暫時沒想好另一份工作時，會對要不要待在這座城市產生困惑。如果沒有一份新工作，或者伴侶關系帶來的確定感，對于想去哪兒，要在哪里生活，常常毫無頭緒。對于這樣一個群體，熱切尋找那些好玩的店鋪，創造城市角落里屬于自己的感受和美的體驗，可是個體與城市的紐帶仍然是“功能性”的，這種紐帶脆弱，不具備根基，當我們與某個人的關系斷裂，或者當我們失去那份工作，這個城市對我們而言可能瞬間變回一片荒原。畢竟生活不是在哪里吃飯那么簡單。大家唯一的共識是，肯定不會回到地理上的故鄉了。回不去的，從來不是地理意義上的故鄉，而是出生之后周圍整個觀念、金錢觀、價值取向、生活態度的環境，但從里面出來，仍然并不完全能擺脫原生環境的“物候”，沒有一個等著讓我們無縫融入的地方。我們沒有別的路可以走，這是一件需要探索的事，過程可能短，可能很長。

記者:《撞空》中的何小河被描述為“對一切不置可否”的懸浮者。這種狀態是否代表了你對當下城市異鄉青年生存境遇的某種普遍觀察?

宥予:何小河有一種矛盾的兩面性，他對他人和外界有深切的關愛，同時對他人和外界又冷漠，這種情況不是搖擺的，同時運行在他的精神之中。上面說的矛盾，是基于從外觀望的直觀印象，可他自己的精神內部并不矛盾，所以他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掙扎，這讓他呈現出一種安于痛苦的清醒的麻木，他有濃烈的感情可同時他又總是無情。這種同時存在的兩種互為反面的狀態，不是單單個體的創傷后遺癥可以解釋。如今，一個人跟自己、他人和世界的關系，已經大不同了，不單單都市是這樣，所有人都處在這種變化里，我不能斷定這種類似何小河的狀態是一種趨勢，但多多少少我在一個群體中也能看到它的影子。

記者:你的新書《證明》與之前的《撞空》有何不同?

宥予:《撞空》是三個月內完成的，它可能起于我的某些自身體會，但后來人物完全脫離了我，長成了他自身的樣子。《證明》里的小說，是在《撞空》前后完成的，這本小說集里的一些篇目，是我的私心，處理的是一些我始終過不去的事。像《Best　of　Luck》，我小學時候，一位同宗的姐姐曾經遭遇過小說中類似的拐騙，好在她及時逃脫了。后面我經常想，她不會是第一個，也不會是最后一個，那些沒能逃脫的女性呢，此后的經歷是怎樣的。看到拐賣新聞，好像我們知道這件事，然后呢，她們在感受什么、體會什么、承受什么，好像就理所當然忽視了。比如《東邊、七下、豬八戒》里寫一個農村出生，后來在鎮上工作的老年女性，誰還會再去關心這樣一個人呢，連在子女那里，都變成了一個稍顯麻煩的義務。我的私心是想借著寫作再看一看她們。

記者:你的文字以細膩的日常描寫和情感刻畫著稱，被稱為“用平淡包裹精準”。這種“超微觀”視角是不是你對抗宏大敘事的方式?

宥予:我想只有少部分人，或者只有少部分人在一生中短暫的時間里，可以暫時依附一種混合了理想主義和共同事業的敘事。我們當然期待，人們都能抵抗住日常、世俗性無時無刻的磨損，內心保有超越性的一角。可這并不容易，也正是更普遍更具體更無微不至的磨損和掙扎，以及在其中不斷進行的自我建設與自我找尋，決定著我們是誰。我們常常被一些詞語和概念蒙蔽，被一些知識蒙蔽，好像自己知道了。可一個具體的人，這些詞語、概念、知識代表的那些東西，在一個人精神上持續產生影響時，到底是什么樣的感官、感受，到底在承受著什么。在這些方面，可能微觀視角還能起到一些作用。

不過，我并不確定這和“宏大敘事”是不是對立的，也許微觀視角也能進行宏大敘事。我沒有想要去對抗宏大敘事，自覺或不自覺選擇關注什么，以及怎么樣去關注，常常并不抱有預設的態度。

記者:你曾提到“故事發生在南方或北方，只是一個巧合”，但評論常將你的作品與“南方想象”“城市文學”關聯。作為一個出生于中原、書寫廣州的作家，你個人如何理解這個標簽?

宥予:我并沒有在意這種標簽。每過一些年，一種對遠方的集體想象，就會更新一些代表這些想象的新地方。這樣的集體想象的波動，肯定不只是地理上的，也會有文化心態的波動，大眾娛樂文化也總在這樣波動，每過幾年，大家的興趣點就會有所轉移。也許這里面有對一種更具現代性、更復雜敘事的渴望。文學肯定也會，只是我自己不會給自己這樣歸類，也不迎合它去寫作，忠實于自己內心最深處的創作沖動。

談未來:

　　看不清出路在哪里，但我相信……　　

記者:你筆下的青年常陷入“尋找生活卻總在邊緣打轉”的循環。這是不是你對當代青年精神困境的隱喻?文學能否為他們提供出路?或者說在你看來，什么才是他們的出路?

宥予:我看不清出路在哪里，我甚至不清楚是不是需要出路，因為出路仍然有一種用另一個處境否定此時處境的潛意識，似乎必須到了彼時彼地，此時此地才有了意義，當下只是一種必須忍受的臨時的生存。假如將出路視作另一種可能，我不再用希望這個詞，而是相信。

我想起我的父親，他可以一生做一位農民，但我并不高估他對土地的感情，他崇拜財富、崇拜權力、重男輕女等，然后他養大幾個子女，假如我們成家、生育，他就會覺得滿足幸福，因為他相信這一切。他的相信里以現在我的目光來看，確實有很多糟糕的部分，我不在這里評判這個，我只是說，這相信仍然提供給他清晰確定的部分，帶給他足夠的力量，支持他去生活，獲得幸福感。

當我走出他所相信的那一切，不再有一種出生后理所當然的生活，被孤獨地拋到這個世界上，必須自己去確認我要過什么樣的生活，我能過什么樣的生活，有哪些在他觀念里理所當然的東西，是我絕不能接受的，必須承受那種無處不在的掙扎與撕裂與無措，然后再次決定我要相信什么。

要從一些人、一個時代的敘事中奪回自己的主動權，創造無數新的敘事，這并不是一件容易事，有時候，僅僅是謀生，已經筋疲力盡。我期待的是，我自己可以好好想一想，我決定相信什么，是否還能越過物質、觀念等重重迷障，相信一些最本真的存在，以此找到根底。

記者:你曾說寫作像“另一份職業”，現在過著早起、閱讀、去圖書館寫作的規律生活。這種自律是不是你對抗漂泊感的方式?寫作對你而言是什么?

宥予:很難說是一種自律，當一個新的作品等著我完成，我只是放不下它。去哪里都想著它，那干脆完成它好了。今年連續寫了好幾個月，有一天大腦一下子抗拒了，忍不住抱怨，我恨寫作，但怎么辦呢，還是放不下它，第二天還是要面對它。但我還是不想被寫作吞沒，努力將生活和寫作做一點小小切割，如果每天在房間里寫作，一整天的時間好像都是可以寫作的，那在房間里做寫作之外的事，很容易有負疚感。空間上區分開，有一個狀態切換，待在房間里，就可以稍微安心地不寫作了。寫作是探索真的路徑，這個真里包括我，而這個探索本身，也抵御了時間中那些無序的沖擊，讓我更清晰。

記者:你正在忙什么?未來的寫作計劃是什么?

宥予:2024年5月份開始寫一個新長篇，動筆的同時，查閱了很多廣州各個年份的資料，傍晚去圖書館翻閱新中國成立后歷年廣州地區的報紙，到今年年初，寫出26萬字左右，但距離完成尚遠，恰好冒出另一篇小說，便想著暫時寫新的，也好利用這個時間，隔開一些距離，審視之前完成的這部分，是不是依舊靠得住。目前另一篇小說寫到十幾萬字，我還是低估了持續寫作帶來的疲憊感，現在只想盡快完成一本，借著那種完成感，讓自己松口氣。　　

本版采寫:南都記者 許曉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