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東：寫作給人一處安寧的秘境

蔡東，小說家，作品見于《十月》《收獲》《人民文學》等刊物，著有《星辰書》《來訪者》《月光下》《河水從北方流淌而來》等作品集。作品獲魯迅文學獎、十月文學獎、百花文學獎等。作品入選多種年度選本，被譯介為俄語、英語、意大利語等。現居廣東深圳。

蔡東給《文化藝術報》讀者的題詞

文化藝術報：《薄冰上》是您最近創作的一篇小說，可否談談您這篇新作？

蔡東：在城市生活多年，有感于深度情感關系的難以建立。小說無論題目還是故事，可能都會令人生出一種生命脆弱易逝的感受。

文化藝術報：這兩年，您似乎寫得不多，是在調整還是別的什么原因？

蔡東：產量一直不高。可能作品現實感強，相對來說素材消耗比較大。總是要積攢很長時間，才有信心給小說開個頭。

文化藝術報：中篇小說《來訪者》獲得《長江文藝》雙年獎，授獎詞中說：“《來訪者》是貼近人心、貼近人情、深入人心，于細微處卷起我們時代人的情感共鳴的作品。蔡東在寫出我們時代人的精神隱痛時，也極為精微地寫出了人與人之間的理解、同情和愛，傳達了屬于我們時代人的體貼與治愈能力。”這個中篇是您寫作中最有難度的一篇？

蔡東：《來訪者》的寫作確實有難度。題材挺沉重的，書寫過程中要不停往深處鉆探，而黑暗無光的地方不會讓人感覺很舒服。心理學也是比較陌生的學科，各種理論流派需要系統學習。閱讀了一些經典書籍，不可能速成精通，只能做個大面上的了解。當然可采用更靈活的表現方式，比如用短篇來呈現。思量許久，覺得短篇的力量不夠，還是決定選擇較為結實的寫法。寫作時間長，前前后后大半年，挺考驗耐心和耐力的。

文化藝術報：《我想要的一天》是您早期作品的合集，被認為是“抵達了八零后一代青年作家所能達到的深度”，這本書是您城市小說詩學的建立？

蔡東：《我想要的一天》這本小說集收入了不同時期的六篇作品，但它們有共通之處。在單調、務實的社會氣氛里，若小說不能充分地展示多樣性和差異性，文學的意義體現在哪里呢？越是趨同的價值選擇，越要警醒，所以寫下一系列偏離主流觀念的人物，可以在小說的世界里開拓新的價值，開辟一點空間給愿意走僻靜之路的人，希望那些未必“成功”的生命也能保住一個幽僻的角落，充滿興致地過日子。

文化藝術報：《星辰書》出版后，有批評家指出“蔡東大部分小說屬于當下中國真正意義的城市文學”，您是如何看待這個問題的？

蔡東：城市文學這個提法并不是很隨意地命名和界定。一代代作家生活經驗不同，關注點也不同。鄉村的時間流動感覺上更緩慢，空間上也相對有確定感，而城市生活不是這樣的，看大家的步速、表情就知道了，在城市生活容易產生茫然和恐懼。書寫城市主要還是寫城市里面的人，寫城市面貌容易過時，寫人心會留下更恒久的東西。讀者說你筆下的人好像有點分裂，其實人活著或多或少都會有撕裂感，寫作努力的方向也是通過反復地辯證，把人性的掙扎、人心復雜迷人的一面展現出來。古人寫詩建立起了詩學的體系，是系統的學問，比如對意境的推崇和在具體寫作中的實踐。對現在的寫作者來說，寫城市也可以嘗試著建立起自身的城市詩學。

城市生活的新質，為寫作提供了一些想法和材料。變化無所不在，尤其寄身城市，經歷的震顫和沖擊格外密集。具體的生活方式、人與人之間相識交往的方式不一樣，甚至整個時空感都不同了。數年前去呼倫貝爾旅行，途經一座近于荒廢的小鎮。車子行過時，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風格的商店在窗外一掠而過，顏色、店名、招牌上的字體都很復古，當時感覺很奇妙，時間在此地停住，不再往前流動。車繼續往前開，到比較現代的地方，讓人一陣恍惚，好像從時間隧道里穿行而來。而在城市生活，不會感覺時間凝滯不動，流逝是加速度的，一刻不停往前趕。深圳的時間，故鄉的時間，給人的感覺都不一樣。

從空間上說，鄉村田園令人感到親切，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確定性。我們有過這樣的經驗，外婆村莊路口的大樹一直在那里，房子居住多年，院子的格局布置也大體不變，見了就讓人安心。而城市的生長往往會超出人們想象的極限。有位旅居意大利的詩人朋友，她對我說起自己的經歷，至今讓我難忘。她的家鄉在武漢，有一年從國外返回，落地時已是深夜，打車給司機說了地址，司機一路開到一個地方，就停住說到了，她往外看，非常確定地說，不對，不是這里。司機說，這就是你要去的地方。她下車仔細看，才發現真是這里，只是周邊變化太大，不敢認。這是屬于現代人的經驗，一兩年的工夫，再回來，已不認識自己的家。

變化亦滲透在衣食住行中。以前過年的時候準備新衣服，大年初一早晨穿上，現在是購物節添置點衣服，以前一件呢子大衣服役多年，現在崇尚快消。吃飯呢，過去一家人圍坐一桌，吃自家廚房端出來的飯菜，自然想象不到某一天會以快餐為主，飯盒還是無人機送過來的。居住方面也有嶄新經驗，大范圍流動的時代，年輕人初來城市，一般都有跟陌生人合租的經歷，非親非故，居住上走同一扇門，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在城市里通勤，產生的新感受就更多了，坐地鐵在地下長時間穿梭，跟過去騎自行車十分鐘到單位的體驗完全不同。

文化藝術報：2006年《人民文學》“新浪潮”欄目發表您的小說《嘿，天堂》；2012年，《往生》在《人民文學》發表，這是您小說寫作的新起點。《往生》可否看作您的成名作？

蔡東：通過《往生》這個作品，找到了寫小說的感覺，寫作上有了一點信心，像從一段很長的隧道里走出來了，看見了天空，呼吸到新鮮空氣，很多東西涌過來，感官也全面恢復了。至于得到的關注和認可，都是額外的收獲。

文化藝術報：《月光下》獲得魯迅文學獎，《月光下》和《嘿，天堂》《往生》這些早期作品相比，有哪些變化？

蔡東：一脈相承之處在于，詩化的風格，對女性命運和城市生活的關注；不同點在于，醞釀時間格外長，從跟同事一起封閉出考題，聽說這個故事到真正開始寫，差不多有七八年時間，在心底存放多年才想好怎么寫，因沉淀更久，大概其中也包含了更深沉豐厚的生命經驗。最初聽說時，就沒有責怪的想法，更多的是對“小姨”產生同情，一個人在至親即將離世的情境中說出一句話，我的理解，絕不是單純的冷漠，這種反應包裹了太多復雜的情緒，何嘗不可以看成是一種抗拒，一種對殘酷現實的逃避，或是絕境中的木然、傷痛的極致。

很喜歡申霞艷老師因這篇小說寫下的一段話，分享給更多讀者。她文章里寫道：蔡東在改寫我們對現代都市的刻板印象——冷漠。她在孤獨、冷漠之下發現了溫暖、溫情。《月光下》嘗試著表達一種嶄新的都市觀和人文觀，憂傷而溫暖的情感彌漫其間。小姨和“我”兜兜轉轉相逢于深圳，小姨身上凝聚著“沉默的大多數”，他們盡管生活滄桑，但在曲折艱難中依然有一種樂觀、體貼。蔡東過濾掉大起大落的激蕩，摒棄廉價的抒情，慢慢敞開心扉，去貼近勞動者的自尊、從容和美好。

文化藝術報：有幾年沒有發表作品，是什么原因？

蔡東：畢業工作后，不像讀書時有大把不被切碎的時間，又不是精力旺盛能兼顧好很多事情的人，就先把教學一件事做好。那幾年沒怎么寫，但內心一直對寫作有牽掛。確認了寫小說是自己真正喜愛的事情，放多久心里還是會想著，后面適應了工作環境，就又撿起來了。停頓并不可怕，不用擔心作品間隔的時間過長。還有一些很重要的作品，是作家五十歲之后才寫出來的。

文化藝術報：停頓一段時間再寫，寫作的激情會不會消退？

蔡東：不會消退，反而對寫作有更深的渴望。長遠來說也不能靠激情，還是要成為一件具有日常感的事情，變得日常了，才能長長久久地。寫作的持續，更多的還是依靠閱讀、觀察、體驗和具體的寫作練習。寫作對身體狀況要求也比較高。最近這幾年，下雨前夕或天氣變冷時，膝蓋會有感覺，自己甚是驚愕，小時候的認知，這是年紀特別大的人才會有的毛病。所以愈發珍惜現在相對健康的身體，能寫則寫吧。

文化藝術報：離開山東到深圳工作，深圳給您的最初印象是怎樣的？

蔡東：深圳給人的最初印象，還不是城市建筑方面的那種奇觀感。一眼看過去是莽莽蒼蒼的，有土的地方被植物覆蓋，高高低低的，像望不到邊的巨型森林。雨水豐沛，陽光終年，說是植物的天堂也不為過。生活在北方的人，常見的是柳樹、楊樹、榆樹、香椿樹等北方樹種，還有棗樹、蘋果樹等果樹。而南方植物的風貌與北方不同，種類也更多。站在高處往下看，看到一大片一大片的綠，離近了細細分辨，會發現綠色不是整塊的，而是有濃淡層次，是各種各樣的植物鋪陳出的綠色，在這里，只需稍微留心，就有機緣認識各樣花卉樹木。

文化藝術報：深圳是您重要的文學空間，深圳對您的創作有何影響？

蔡東：在深圳居住將近二十年，對寫作的影響是多重的，是緩慢浸潤的，持久，深刻。從全球范圍來看，深圳也是一座奇異迷人的城市，永遠流動和更新，具備太多的代表性元素。在此生活和寫作，沖擊常有，簇新的感悟常有。從大處說，來到一座巨型都市，對城市化進程有真切貼膚的感受，不是道聽途說的，不是浮光掠影的，而是就在其間，實實在在經歷這一切。如果一直生活在北方，在舊有的生命經驗里，我不會對空間如此敏感并寫下一系列書寫城市空間的小說，也不會對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感興趣。

城市中的人際人情是一種社會現象和議題，也極致地體現著現代性之困境，當一個人遠離宗族，也不處于任何深度關系里，這議題的本質就顯露了出來：人在城市中將以何種方式存在。這當然值得洞察和研究，近期的幾個短篇都糅入了我在這方面的思考。往細里講，來到南方后，植物漸漸在小說里鋪展，雨在文字里也下了一場又一場。城市生活與文學之間有著許多聯系。尤其在深圳這樣一座超大城市，其居民不乏孤身遠行客，不乏四顧茫然來此尋求機遇者，人們無論從事什么工作，跟文學相關或無關，在某些懸空飄浮的特定時刻，或許都需要文學。寫出來是疏解更是重建，閱讀則是永遠有效的療愈，令破碎的世界重獲完整。

這些年一直關注生活在城市中的普通人，關注他們的愛與生、歡喜和悲傷。《照夜白》寫教師，《月光下》寫家政阿姨，《日光照亮北斗》寫科技園工程師，深究他們的生存境遇和生命困惑。這是“印象深圳”之外的人和事，非傳說的、不刻板的城市生活。

文化藝術報：早期的寫作是如何規劃的？

蔡東：寫作是興之所至，讀到好小說被感染了，自己也想嘗試下。讀書時陸續寫了幾篇，其實還是懵懂的，對小說寫作并沒有深入的理解。離開校園后，越來越認識到寫作沒有想象中簡單，也不能靠短暫的熱情。另外閱讀儲備遠遠不夠，該讀的書都沒讀，持續寫作的話要補的課很多，好好補了幾年，古今中外，文學歷史，都有涉及。從文體上說，或許長篇小說的規劃性更強，短篇有些是偶得的機緣。而且有時候再有準備和計劃，寫作也不一定會穩穩地提升，遇見瓶頸很正常。

文化藝術報：在您看來，好小說應該具有哪些氣質？

蔡東：首先是“精準”，精準不在于使用了新奇華美的詞語。平實的字句照樣能寫到人的心坎上，給每個人都在經歷的普通生活染上一層異樣光澤，叫人一個愣神，有所領悟。很多時候，精準的描述以最俗常的面目示人，但具備一種直抵本質的力量。寫作的時候總在找一句話，一句充滿洞察力和穿透力的俗常句子，具有喚醒經驗、引發覺察、打通情境和帶來聯想的神奇力量。它往往躲藏在人類習焉不察之處，麻木混沌時難以覓到。這句話，有時候找到了，有時候沒有。

其次是“耐讀”。為結尾的反轉用過于表面的機巧來犧牲反復閱讀的可能，“神轉折”差一點火候就容易不耐看。喜歡內藏筋骨、生活細節豐盈的小說，但這種細節密集型的寫作，往往意味著作品不會太多。《紅樓夢》當然就屬于耐讀的小說。

最后是“夢境的氣息”。遇見最好的小說，像走進一場遼闊、生動、亦真亦幻的夢境。或者說，這一類小說生成了古詩的意境，緩緩浸染，生發無限，余韻不盡。

文化藝術報：從什么時候開始擁有“一間屬于自己的房間的”？

蔡東：讀大學前都生活在縣城，居住在平房里，沒有太逼仄的感覺。讀初中的時候，家里搬新居，我和姐姐都有了自己的房間。我的房間在最西邊，窗前有兩棵石榴樹，結的是酸石榴，但開花時窗前的景色很美。房間布局我至今記得，靠窗的地方，光線最好處，放三門玻璃書櫥，書櫥旁邊是寫字臺，床和衣柜在房間最里面。那時談不上書房意識，有書櫥，里面放幾排名著和童話，感覺已經很不錯。對書房的渴望大概萌生于大學畢業后，過夠了集體宿舍生活，想有一個能關上門、自己待在里面的空間寫東西。因房價貴，發夢也不敢太狂放。夢想中的書房不一定大，但最好是專門的書房、獨立的書房，放一張書桌和一排高高的書柜，再就是布置一個閱讀的角落。后來有機會實現愿望的時候，對設計師說，這個房間不放床。再后來，終于醒悟，有隨時隨地讀書的閱讀習慣比有一間專門書房更重要。書房里以新書居多，你并不真正認識它們，挺尷尬的一件事。書房不供展覽，也不為滿足虛榮風雅之心而存在，書房是為了更好地讀書。比起書房夢來，讀書夢更值得做。比起小說家來，讀書人是這世界上更好的職業。讀書的快樂一旦體驗過就上了癮，就想不停復制那種快樂，謝天謝地領受過讀書之樂，并想繼續領受下去。當然無論如何，愛自己的書房，也珍惜書房。有幾個滿意的小說是在客廳餐桌上寫完的，但擁有一個能關上門的書房還是挺幸運的。這個空間有秘密感，無須與他人分享，是隨時退守之處，實體意義上的，也是心理意義上的。但書房也只能陪伴自己度過人生的某一個階段，搬家在城市生活中太常見了，現在寫作空間已簡化為一張桌子，習慣了也挺好。

文化藝術報：個人經驗對一個小說家意味著什么？

蔡東：個人經驗在小說中占的比例或者說分量到底怎么樣，舉個例子來說。比如《我想要的一天》，有現實里的原型，近似于火花式的存在，但一簇火花很快就熄滅了，要找到讓它持續燃燒的能量。一個做編輯的同學遇見一個投稿的女孩，女孩非常迷戀寫作，賣了自己的房子，辭去了工作，租一套房子天天寫東西。她跟編輯交流時常說，某某老師，你有沒有認真看我的東西？有沒有覺得我的東西跟別人不一樣？編輯認為她的寫作還有較大的提升空間。后來這女孩想換一下環境，去了另一個城市。這時候就給編輯打電話說，正創作一部類似于《紅樓夢》的小說。

她對文學有很赤誠的熱愛。聽說后就在想，這樣的人物能給讀者帶來什么？你能給聽到的故事或個人的經驗，增加一點什么？做出何種轉化？有沒有藝術處理？對這個故事的處理，這個女孩有無才華，能不能把小說寫好，或許沒那么重要，能否給這個人物別樣的力量，不從世俗的角度去考慮。我們都遇到過愛好文學的人，對文學懷有純粹的熱愛。人這一生能接觸一門藝術，讓自己沉醉讓自己持久地熱愛，這本身已是最大的幸運。這個人物有更高維度的追求，放在小說里就非常有光彩了。在表層故事之外把深層的東西挖掘出來，找到了故事隱含的更多可能性。虛構能力大概就在于作家能不能給經歷性的東西賦予一個更閃光的內核。如果寫作不能找到這個內核，沒有復雜的轉化，可能就失去了小說這種文體的魅力。好的藝術作品能建立一個全新的世界，就像《阿凡達》系列，2009年第一部令全世界驚艷的電影，那種哲學上的設定，特效的里程碑意義，但主要還是建構了一個新異的世界，并讓人重新發現了中國的山水。

文化藝術報：您覺得深圳的文學氛圍如何？

蔡東：在深圳生活二十年，不適應酷熱的天氣，但喜歡這里的植物和清淡的飲食，也喜歡此地對半隱居狀態的寬容，沒那么刻意，連友誼都是安安靜靜、心領神會的那種。說到深圳的文學氛圍，在這座居大不易的城市里，工作之余寫作的人不算少。深圳有面積驚人的書城，目之所見小書店也很多，基本上大型的商場都會“配套”書店。氛圍不是最重要的，喜歡寫就會一直繼續下去，但想到有文學同道，還是有吾道不孤的踏實感。

文化藝術報：深圳、留州是您主要的文學空間，兩個文學空間會不會發生沖突？

蔡東：小說里主要有兩個空間，其實都是虛構性的。感覺城市和城鎮不是一個對抗性的東西，寫的不是對比，更不是一種對立，深圳和留州在很多方面就像是一個地方，形不成對抗。兩個地方從某種意義上說是重疊在一起的。像留州這樣的小城，從城市面貌到生活方式，都在貼近更大的城市，城市化是勢如破竹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同質化的東西會比較多，容易把人禁錮住，更需要獨到的發現和表達。

文化藝術報：小時候您都讀些什么書？

蔡東：除了童話，還閱讀大量屬于類型文學品種的通俗小說。對類型文學毫無偏見，能把小說寫得吸引人，讓人讀下去，其實是很難的。這類小說也有套路化的弊病，但總體上說，有人物，有故事，也有文學性。比如金庸和瓊瑤，僅在人名上做的功夫，已超過了很多當下的寫作者。他們的古典文學修養很深厚。作為讀者也很幸運，閱讀書籍之外，還趕上了武俠小說影視改編的好年代，呂頌賢版《笑傲江湖》、黃日華版《天龍八部》、李若彤古天樂版《神雕俠侶》，都成為難忘的記憶。

除了可讀性之外，也比較看重類型小說所塑造的人物。小說寫作理論歷來重視對人物塑造的研究，E.M. 福斯特的小說美學專著《小說面面觀》，分上下兩篇來談論“人物”，而“故事”只占據一個章節，也正是在“人物”下篇里，他提出扁平人物和圓形人物的著名觀點，多為后來的批評家援引討論。古典小說的成就，從某種意義上說，就在于為中國文學留下一系列經典人物。上課講到《紅樓夢》，學生對故事、細節、寫法一片茫然，“紅樓夢”三字也不知從何而來。那大家對這部小說知道些什么呢，學生能說出來的，是黛玉、寶玉、王熙鳳等人物，甚至對人物性情，他們也大致有了解、有印象，足見人物形象的力量超過其他。上大學時讀文學史，考試做文學常識選擇題，常能看到世界文學人物長廊的說法，那時覺得是用濫了的套話，現在卻深感貼切。梳理自己讀過的小說，很多情節已模糊，清晰的是小說的人物，像多年未見卻依然感到親切的老朋友。

文化藝術報：您是如何看待AI對文學的沖擊的？

蔡東：不僅是文學，AI對很多學科和行業都有沖擊。對文學來說，主要是寫作的神秘感部分地喪失了，作為寫作者難免悵然若失。但無論如何，人還是需要表達的，寫作對個體依然有意義。AI的時代以人身去感受和經歷，細微深刻的屬于人的感悟和體驗愈發珍貴。寫作也相當于正念和入定的一種途徑，將深度觀察和生命感受結晶為小說，這個沉淀的過程很滋養人，讓人覺得充實滿足。

文化藝術報：在大學當老師，學術研究的壓力大嗎？

蔡東：不算進入學術研究領域，大部分文章為興趣而作，因喜歡而寫了點文字。有時因要寫文章，讀得愈發細致深入，對創作還有啟示。內心里會把小說創作放在第一位，視為最親的最重要的那一個，心理上重視，花的精力和時間也更多。

文化藝術報：您是大學老師，小說家和大學老師，哪個給您的滿足感多一些？

蔡東：大學語文屬于通識課程，課程設計里無系統的創意寫作訓練和學術訓練模塊，區別于文學院或中文系的專業課。我個人的看法，“技術性”沒有那么強，主要是一種生活教育和審美教育，感受性的，對非文學專業的年輕學生來說，對美敏感、懂得體會生活、學會表達和交流很重要。較少介紹經典作家和文學理論，反而經常跟學生聊起當下的好書和好劇、一些有現代生活質感的作品。愿望很簡單，希望他們有辦法、有足夠多的精神資源應對接下來的生活，希望他們此后的生命明澈而豐美。

不同的滿足感。始終記得多年前的一個場景。下課后在辦公桌上看到一張字條，是教過的學生留的，上面寫了很多話，其中一句是“你影響了我的世界觀”。學生大一時上語文課，大三快畢業時，給老師留字條。見到的那個瞬間很難忘，想到也許能給學生留下種子和養分，幫他們去應對人生中可能出現的困難和麻煩，一下子就有了職業價值感。而寫作呢，是人生最大的幸運。它讓人有機會過上內心安寧的生活、自足的生活，提供的奢侈品太多了：安寧、滿足、坦然，發自真心的幸福感。

文化藝術報：可否談談您對短篇小說的理解？

蔡東：短篇小說里要有看起來妙手偶得的東西，有作者自己也不知道的變化，有自然光，而不是全靠人工打光。如果蓄謀已久刻意為之，就靠結尾那一下，峻急一轉或遽然一擊，能造成閱讀的沖擊感，但談不上悠然深遠的意味。所謂出人意料的結尾，其實看上去挺尷尬，仿佛目睹一個人憋了半天，終于亮出一張王牌。當然可以設置懸念，但懸念的解除不是唯一重要的事情，姿態上徘徊往復、進進退退的小說更迷人。喜歡的短篇，感覺像水漫漫地流著，沒有一個確切的終點，整體又是渾然天成的，最終，是看到了一篇小說而不是若干功能單位，這樣的小說也不會變成一種“次拋”的東西。

文化藝術報：寫作給您帶來的最大快感是什么？

蔡東：從某種意義上說，是通過寫作來體驗自由的。我們總是強調，藝術應該發現生活中的可能性，關鍵怎么理解這個可能性呢？它往往就是現實中的不可能，是現實中的做不到、完不成，是在天經地義處劃開了一道漂亮的小口子。

文化藝術報：要是讓您重新選擇，還會寫小說嗎？

蔡東：年齡增長，經歷漸多，更加珍視寫作的意義。城市中發生的變化往往快速而劇烈，沒什么經驗可依靠，無從應變，會對人的心理造成各種各樣的影響。能保有清明、穩定的心境，正是因為寫作給人一處安寧的秘境。虛構了一篇篇小說，它們給予人的幸福感卻不虛幻，實實在在地支撐著生活，令人身心俱安。

文化藝術報：聽朋友說您很喜歡做飯，是真的嗎？

蔡東：完全不討厭，也不覺得做飯麻煩。做好任何一件小事都意味著要沉浸，注意力集中，專注于當下，烹飪也是一種正念的練習。精力夠的時候認真做頓飯，是人生樂事之一種。

文化藝術報：文學在今天還有力量嗎？

蔡東：文學有一種安定內心的力量，它映照現實、影響社會，也撫慰著一個個具體的人。正因為忙碌，節奏快，碎片太多，讀長篇小說才更有意義。

文化藝術報：很多作家都有長篇夢，您作為深圳作家，有沒有寫長篇的想法？

蔡東：暫時還沒有。長篇對作家的能力要求很高，感覺自己的能力還達不到。心智的，閱歷的，材料的，儲備都不夠。

文化藝術報全媒體記者 劉龍 趙命可

（本專欄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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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 編 | 王藝航（見習）

審 核 | 張建全

終 審 | 張嘉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