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沖及：憶季龍師二三事

譚其驤(季龍)先生，是給我教益最多的老師。

先生令人崇敬的道德文章，我在先生八十華誕時所寫的賀信中曾談過自己的一些感受。信中講到：老師對學生的潛移默化作用，受教育者當初也許沒有明確地意識到，年歲越大，這種感受卻越來越強烈，它在自己心里對怎么才算是做學問樹立起一種無形的標尺，覺得不如此就根本拿不出手。這本來只是我給先生的私信，不知怎么被《文匯報》記者拿去發表了。今年是先生誕辰百年紀念，我再補敘幾點對先生的片斷回憶。

先生一輩子不是讀書就是教書，對培育學生花費了許多心血。我在1950年聽先生講過魏晉南北朝史和隋唐史。那時學校里規定要寫學年論文，我還只有19歲，以前不曾寫過學術性的論文，也不知道該怎么寫。先生出了一個題目，指定讀《通鑒紀事本末》中有關李密、竇建德、王世充那三篇，要求把它們綜合起來，加以分析，不需要再找其他很多材料，寫成一篇夾敘夾議的文章。這實在是個好辦法：既要求學生認真閱讀古籍，又鍛煉了他分析議論的能力；既是他力所能及、易于著手的，又能得到學術研究基本方法的初步訓練。可見先生在引導還很幼稚的學生對學術研究如何入門上很用了一番心。這件事已過去六十多年，但依然記得很清晰，說明它在我成長起步時曾留下很深的印記。

先生對老師也極為尊敬。記得在五六十年代時曾聽他說過：凡是他到北京去時一定要看望兩位老師：一位是顧頡剛先生，一位是竺可楨先生。但在學術問題上如果有不同意見，依然各抒己見。先生還在當研究生的時候，對顧先生講義中講到的兩漢十三刺史部制度有異議，就提出討論。顧先生也不以為忤，把先生的討論函件作為他《尚書研究講義》的附錄印發給學生。這可算得一段史壇佳話。

先生的博聞強記，往往使我吃驚。1975年，國家文物局局長王冶秋同志要到新疆去考察克孜爾、庫木吐拉兩處石窟的保護工作，請先生和唐長孺先生一起去，我也隨行。先生以前從沒有去過新疆，但此行每看到一處城鎮或一條河流，常很清楚地說明它的沿革。到南疆的庫車時，當地人臨時請他作報告，他就講龜茲國的歷史。接著到敦煌時，又講了河西走廊的歷史。這兩次報告都講了大約兩個小時，先生手里一張紙片也沒有，侃侃而談，講得條理分明，而且很細。我驚訝地問先生：怎么能把這么多內容都記住?先生很不經意地回答：我出來前翻過一點書。說實在的，我的記性不算壞，但自問是做不到這樣的。

先生不僅有著驚人的記憶力，更可貴的是有著敏銳的觀察力，視野廣闊而辨析精微。1957年復旦大學舉行校慶學術報告討論會。先生作了關于海河水系形成與發展的報告。那時海河的水災很嚴重，成為華北一個大患。先生引證大量歷史資料，推翻幾乎已成定論的說法，指出海河原本是幾條分流入海的大川，以后歷代封建統治者為了滿足漕運等需要，把它逐步改造成匯流入海，形成海河水系。這種人為的擴展超出自然條件許可的范圍，一遇漲水，便泛濫成災。先生以此為根據提出如何治理海河的大思路。我聽了這次報告，覺得十分精彩。但先生只寫了個報告提綱和附考，并未成文，還把提綱和附考寄給有關學術界。沒想到黃□□先生以它為主要內容，寫成文章公開發表，還說是他多年鉆研的收獲。這實在做得太過分了。我得知后也憤憤不平，但先生卻沒有過于在意，直到那次報告后27年才把它寫成論文發表。

先生成名早，三十剛過不久就當了教授，譽滿史學界，但從來沒有半點傲氣和霸氣，也沒有那種道貌岸然的樣子，而是率真隨便詼諧，愛開玩笑，有時甚至流露出童心未泯。50年代中期，有一次復旦歷史系教師開會，先生遲到了。他沒有立刻進來，先用折扇遮住臉探個頭進來，然后把扇子慢慢往下移，直到把臉露出來，才哈哈一笑跨進室來。先生的這個情景，我至今歷歷在目。70年代初，先生到北京來，對我笑著說：“文化大革命”也有一條收獲，把守老(指陳守實教授)的年齡搞清楚了，原來守老和陳師母結婚時瞞了兩歲，他是1896年出生的，而不是1898年。還有一次，他和劉大杰先生來北京時到我那兒。我同劉先生很久沒見面了，一見面就說：劉先生長胖了。先生立刻補一句：他不但長胖了，而且長高了。指的是：劉先生在50年代因腸癌開刀，割掉一尺腸子，在很長時間內腰無法挺直，這時能挺直了，當然也就高了。

先生一生最大的歷史性功績，當然是主編并出版八卷本《中國歷史地圖集》。先生幾十年的時間和心血幾乎都投入這項工作中去了。用先生的話來說：“我因為集中精力于集體任務，基本上顧不到自己寫文章。”“各個時期都有一些比寫書更迫切需要應付的業務，不可能騰出時間來著書立說，寫上幾十萬字。”“而我是極不愿意在列入國家計劃的集體任務未完成以前自己先搞個人著作的。”確實，這項大工程在編繪中遇到的難題太多，判斷不易，如果沒有先生的主持是很難完成的。但“文革”期間這部《地圖集》出版時，書上沒有一處提到先生的名字。我當時曾很有感慨地想：如果先生把時間和精力用在個人的研究工作上，那不知可以寫出多少論文和專著來。但先生全不在意。直到“文革”結束后，《地圖集》經過修訂重新出版，才署明是由先生主編的。

1980年，我聽胡喬木同志在中國史學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所作的報告講到：“解放以來，我國史學界做了很多工作，其中最有成績的工作之一，就是在譚其驤同志和其他同志領導之下編纂的《中國歷史地圖集》。”“它是非常了不起的工作。”1998年上半年，我在日本京都大學當客座教授時，又聽日本學士院會員(相當于中國的院士，但人數要少得多)、京都大學名譽教授島田虔次先生談到這部《地圖集》時也講了一句分量很重的話：“我們至今還在受譚先生的恩惠。”作為先生的學生，聽到這些評論時心里不由得涌起一股自豪感。先生為這本《地圖集》傾注的心血，可以說是在中國史學發展史上鑄造了一座不朽的豐碑。

來源：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主編：《譚其驤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