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國際童書趨勢：總有月亮與六便士的困局

當國際童書獎被頻頻頒給探討“兒童焦慮”的作品時，我們不得不正視當下青少年在成長中難以回避的焦慮底色。與此同時，歷史記憶與生態議題正通過繪本與小說，以更輕盈的方式潛入孩子的閱讀世界。正如本文作者子葭所說：“評獎體系本身也必須展示其對兒童文學的信心，并持續期待童書在面對心理、社會、科技與生態等長期議題時，能夠對兒童產生真實而深遠的影響?！?/p>

然而，在市場的壓力下，中年級讀物日益追求“短平快”，漫畫與IP營銷席卷了書架。當評獎體系推崇文學野心，出版界卻追逐可復制的流量，兒童閱讀正在獎項的“月亮”與市場的“六便士”之間艱難搖擺。不過，總有個體編輯與創作者相信翻動書頁帶來的身體體驗無法被替代，他們會“緩慢而持續地尋找新的平衡”。

國際大獎趨勢：兒童焦慮、歷史敘事，以及環境與科學

今年，筆者在國內外多項重要兒童文學獎項的獲獎作品中，觀察到一個尤為突出的共同主題：孩子如何在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中承受、理解并與焦慮共處。這種焦慮并非單一情緒，而是以不同形態分布在不同年齡層、不同社會位置的兒童與青少年身上，使他們的情感經驗與所經歷的童年顯得更加立體而真實。

《存在的第一狀態》封面。

以今年美國紐伯瑞金獎作品《存在的第一狀態》（The First State of Being）為例，小說表面上借助時間旅行與科幻設定展開敘事，實則聚焦的是一種極為現實且普遍存在的情緒狀態：時代的動蕩與個體生活中的不安全感彼此疊加。故事開篇于1999年8月，十二歲的男孩麥克爾（Michael）憂心忡忡。他生活在千禧年前夕彌漫的 Y2K （千禧年）技術恐慌之中——那場被預言將于1999年末引發全球性系統癱瘓的危機，銀行、供電網絡以及幾乎所有依賴計算機運行的設施，都可能在一夜之間失效。與此同時，他的焦慮也來自日常的層面：單親母親迫于生計的疲憊與犧牲、自己無力彌補這一切的內疚感，以及一段可能無疾而終的暗戀等等。

隨著來自21世紀的少年里奇（Ridge）意外出現，以及隨后其用于時空穿越的 STM（空間傳送模塊）產生的故障， 里奇與同伴被卷入一連串新的體驗與不確定性之中。小說并未試圖為這些焦慮提供明確的解決方案，而是呈現出一個重要判斷，即對孩子而言，焦慮并不是一個可以被迅速修復的問題，而是成長過程中難以回避的底色。

同樣借助科幻設定來討論現實處境的，還有今年中國全國優秀兒童文學獎獲獎作品《改造天才》。小說通過“神秘組織利用未成熟的大腦進行技術改造，以批量制造天才”的設定，將當代社會對兒童潛能、效率與成功的焦慮放大。所謂“天才培養”，在作品中更像是一種對兒童身體與心智的侵入性控制，小說主人公在被迫成為“天才”的同時失去了全部記憶，為了尋找夢中反復出現的父母影像，踏上了一段重新確認自我、追問“我是誰”的旅程。

《改造天才》

作者：賈煜

版本：北京少年兒童出版社

2023年6月

如果說前兩部作品呈現的是一種普遍化、結構性的兒童焦慮，那么英國卡內基獎獲獎小說《格拉斯哥男孩》（Glasgow Boys）則將視角轉向一個更為具體、卻長期被忽視的群體。作品聚焦成長于寄養照護體系中的青少年，描寫他們在親密關系、情緒管理與自我認同中反復失控的狀態。在這里，焦慮不再是對未來的抽象不安，而是與憤怒、羞恥、自責交織在一起的生存壓力。這是寄養兒童作為生活在制度邊緣的人群持續存在卻往往難以被看見和言說的心理經驗。

在筆者看來，從美國、中國到英國，今年的重要兒童文學獎項所肯定的作品，幾乎都在以不同方式回應著當今社會的共同憂慮：我們的兒童究竟是否快樂？兒童文學顯然已走過了通過美化童年來維系理想化想象的階段，而是轉向承認兒童經驗的復雜性——試圖為更多孩子提供被理解與被認同的空間，讓他們的情緒與聲音得以被看見、被傾聽。與此同時，我們也不得不承認，新的時代條件與社會結構，正在真實地改變兒童理解世界、體驗情緒與獲得安全感的方式。在這樣的語境中，“快樂”不再是一種理所當然的前提，而“焦慮”則成為跨越年齡段，難以回避的人類共同感知。

除了回應當下現實，2025年許多獲獎兒童文學作品也選擇向歷史回溯，為新生代讀者提供進入集體記憶的入口，凸顯了兒童文學 “記憶傳承”的功能：通過適齡化的敘事方式，讓下一代在閱讀中理解過去，并由此反思當下。

《叢林中的死亡：謀殺、背叛與瓊斯鎮破滅的烏托邦》封面。

在非虛構領域，這一趨勢尤為明顯。美國波士頓號角獎將非小說桂冠授予坎達絲·弗萊明（Candace Fleming）的《叢林中的死亡：謀殺、背叛與瓊斯鎮破滅的烏托邦》（Death in the Jungle: Murder, Betrayal, and the Lost Dream of Jonestown），以紀實文學的方式向青少年呈現“人民圣殿教”集體死亡事件，引導讀者理解權力、操控與群體盲從所帶來的歷史悲劇。法國女巫獎獲獎繪本 《什么是邊界？》（Qu'est-ce qu'une frontière ?）則通過高度視覺化的敘事，引入難民、國界與流動等議題，幫助兒童理解當今世界的人道現實。

在小說領域，歷史同樣以更具文學想象力的方式被重新書寫。法國女巫獎“引人入勝獎”（大齡組）獲獎作品《最偉大的她》（La più grande）由意大利作家 大衛·莫羅西諾多（Davide Morosinotto）創作，將清代傳奇女海盜鄭一嫂的真實歷史轉化為一部面向青少年的冒險小說；而獲得美國國家圖書獎的《游牧之地的老師》（The Teacher of Nomad Land）則將二戰時期東方國家的戰爭經驗帶入西方青少年文學語境。

《游牧之地的老師》封面。

這些跨越文化、國籍與歷史背景的作品，在嚴肅歷史與兒童理解力之間不斷尋找新的平衡，使歷史不再只是逐漸被淡忘的過去，而是通過故事，持續地活在下一代的閱讀經驗之中。

在全球主要兒童文學獎項中，生態環保與科學探索類作品的持續出現，已構成近幾年的穩定趨勢。作為博洛尼亞國際童書展體系內最具權威性的官方獎項，博洛尼亞拉加茲獎在2025年迎來創立60周年。該獎項近年來除常設類別外，往往設置與時代議題相關的特設獎項。2025年的特設獎為“可持續發展”獎，印度作者克里帕（Kripa）的繪本《藝術能發聲》（Art Is a Voice）獲此殊榮。作品以簡潔而富象征性的視覺語言，強調藝術作為公共表達方式在環保議題中的作用。評獎體系對“藝術×可持續發展”這一跨領域取向給予了明確而持續的肯定。

《小高的游樂場》封面。

來自香港的原創繪本《小高的游樂場》同時獲得豐子愷圖書兒童圖畫書獎，也在博洛尼亞拿到“博洛尼亞最佳童書之100本優秀童書特展”（BRAW Amazing Bookshelf）榮譽。本書以香港太平山纜車“小高”為敘事核心，通過這一具象而連續的“見證者”，回望太平山一百多年來的林相變遷。從小高的視角，讀者得以看到英殖時期引入外來樹種的造林實踐、二戰日據時期炮火對山林造成的破壞，以及戰后重新選擇更適應環境的樹種進行復育的過程。作品并未以知識講解為主，而是將復雜的歷史與生態變化，轉化為小高與樹木之間的情感關系：樹木是他的朋友，山林是他的游樂場，通過情感承載歷史，讓生態、殖民與戰爭這些宏大的議題，以平易近人的方式進入兒童閱讀經驗。

此外，德國青少年文學獎繪本類獲獎作品《雨天》（Regentag）則以更加詩意的方式切入自然主題。作品通過兒童在雨天中的感官體驗與情緒變化，呈現天氣、自然與身體感知之間的關系，在細膩觀察中培養兒童對自然的親近與尊重。

以上所呈現的三種趨勢，并不容易被簡單歸結為“2025年獲獎童書的年度特征”，而更像是近年來行業審美與價值取向逐步累積的結果。毫無疑問，評獎體系本身也必須展示其對兒童文學的信心，并持續期待童書在面對心理、社會、科技與生態等長期議題時，能夠對兒童產生真實而深遠的影響。

2025年還出現了一個頗具象征意義且令人振奮的消息：長期被視為成人文學權威獎項的布克獎，其基金會已宣布將于2027年首次頒發童書獎。同時，該獎項將采用由四位成人評審與三位兒童評審組成的混合評審機制，使兒童讀者的判斷能夠真正參與文學價值的形成過程。對于兒童讀者加入評審，筆者舉雙手贊同，并期待首屆布克童書獎的誕生能夠進一步推動兒童文學在全球文學體系中的位置提高與話語權增強。

青少年讀物的困境：

30年未變的美國學校書單

在討論當代兒童文學的主題趨勢之外，筆者也希望進一步追問這些獎項所寄托的理想是否真正得以實現：小讀者是否真的能夠接觸到這些被肯定的作品？對于閱讀門檻相對較低、易于快速傳播和營銷的繪本品類而言，這一目標或許尚可部分實現；然而一旦進入中年級與青少年文學領域，現實情形則顯得并不樂觀。

美國《華爾街日報》2025年的一篇報道指出，盡管當今課堂中的青少年在生活經驗、媒介環境與社會處境上已與三十年前大不相同，但英語課堂中被指定閱讀的文學文本卻幾乎未發生變化。根據對全美約4000名中學教師的調查，目前最常被教授的前十本書目中，有六本與1989年關于“最常教授的文學作品”的同主題書單重合。

這一現象本身并不必然意味著問題——經典文本的延續確實為文學教育提供了穩定的價值坐標；但當這種穩定長期缺乏更新，也可能在無意中加劇一種結構性困境：當代青少年文學被系統性地排除在學校教育體系之外。類似的批評亦出現在英國，《衛報》多次指出學校課程書單仍長期由單一文化與敘述視角主導，亟須將更多被邊緣化的聲音帶入課堂。

各國學校書單長期保持高度穩定，一方面反映出教育體系對經典的信任，另一方面也暴露出青少年接觸新書、新聲音的渠道本身并不寬廣?；蛟S前文所討論的各類文學獎項，其最終所能帶來的實際閱讀與銷售轉化仍十分有限。

相比其他群體，這一結構性困境在中年級（Middle Grade）讀者，即小學中高年級孩子中，表現得更為明顯。美國市場研究機構Circana的數據顯示，近年童書市場中，中年級類別的跌幅最為顯著。與此同時，在圖書發現渠道上，12歲到18歲讀者擁有更為多元的入口——包括社交媒體、書評與同齡人推薦；而中年級圖書的發現路徑則高度集中，約四成購買決策依賴親友推薦，且往往由家長或教師主導。中年級讀者自身對新書的主動接觸能力明顯受限。

面對中年級市場的持續下滑，出版端采取的應對策略也不難想象。《出版人周刊》的行業報道顯示，這種變化首先體現在文本長度、節奏與定位上。安德里亞·布朗文學社（Andrea Brown Literary Agency）總裁凱莉·桑奈克（Kelly Sonnack）指出，編輯們越來越傾向于尋找“更短、更能迅速抓住注意力的中年級作品”，甚至明確表示不再考慮超過五萬字的稿件。與之相伴的是出版資源向系列化與IP項目的集中——越來越多項目由編輯主導構思世界觀，再由作者負責“執行”，使中年級文學逐漸呈現出內容工業化的生產特征。在桑奈克看來，這并非單純的審美轉向，而是出版邏輯對讀者注意力變化的一種直接回應：當閱讀被迫與視頻、游戲和社交媒體競爭時，“更快進入情節”本身被視為一種生存策略。

與此同時，宏觀社會情緒也在間接塑造圖書需求。墨水瓶文學代理公司（InkWell Management）經紀人查理·奧爾森（Charlie Olsen）指出，在政治分化與全球事件頻繁發生的背景下，“讀者正在尋找逃離現實的閱讀體驗”。即便孩子們未必完全理解社會層面的動蕩，他們仍能感知到成人世界的緊張與不安，“知道父母身上有什么地方不對勁”。在這種彌漫的不確定感中，語調更輕松、以幽默、謎題和游戲感為主的作品，更容易獲得年輕讀者的青睞。

然而，這一趨勢也帶來了明顯的代價。以人物關系與情感發展為核心、文學性較強的當代中年級小說，正變得越來越難以出版。桑奈克直言，編輯們常常在高度認可作品質量的同時，卻不得不承認“現在不知道該如何出版它”，這種情況在業內已前所未有地頻繁出現。

《電子情書》劇照。

在編輯與出版人普遍強調“更快入口、更強視覺、更高可傳播性”的背景下，漫畫與圖像小說成為當前少兒出版市場中少數仍在實現增長的品類。正如《出版人周刊》所指出的，在整體中年級文學承壓的情況下，中年級圖像小說的需求依然保持在極高水平，不僅未出現明顯下滑，甚至在更低齡的中年級讀者群體中持續擴張。

然而，圖像小說并非一種“無風險的解決方案”。經紀人克里斯蒂·赫萊格斯（Christy Hellegers）指出，盡管編輯們明確承認圖像小說的市場需求，但真正被收購的項目往往需要滿足更為苛刻的條件：要么具備極為鮮明、不同于既有作品的創作聲音，要么作者本身已擁有穩定的出版履歷與銷售成績。由于此類作品制作周期長、成本高，它們在出版決策中反而承擔著更高風險。而過去幾年高速收購的項目，甚至尚未全部面世。

在中國少兒出版市場中，視覺敘事作品呈現出了更為高度產業化的形態。中國新聞出版廣電報今年的報道《少兒圖書市場如何實現逐步破局》指出，少兒圖書市場中表現最為穩定的，仍然是經典兒童文學與成熟IP系列產品，這進一步印證了IP化、品牌化在當前市場中的核心地位。在選題層面，“漫畫+”成為重要方向，知識、歷史與推理內容通過漫畫形式呈現，并輔以互動與體驗設計。

文章引用了二十一世紀出版社集團社長劉凱軍的介紹，強調出版方正通過高度整合的營銷方式打造少兒IP生態：“如即將上市的《長安喵探妙貍花》，將以‘Z世代’讀者為突破口，推出‘三維營銷生態’：線上通過國風短視頻、二次元萌寵等話題預熱，線下結合‘劇本殺’、二次元Cosplay活動，引發讀者的關注；衍生開發Q版喵探盲盒及古風文具套裝，目標是打造暢銷少兒國潮IP。”

面對這樣的市場現實，筆者也難免產生一種“跟不上時代”的震撼感：其實筆者也算得上是“Z世代”的開頭，但與童年記憶中“在書店或圖書商場隨意選書，讀上一整個下午”的閱讀經驗相比，當下兒童接觸圖書的方式已深度嵌入營銷機制、社群運營與內容工業之中。兒童閱讀會不會有更少“偶然相遇”的瞬間呢？也想聽聽各位讀者的看法。

總有月亮與六便士的困局

回看以上兩部分關于國際童書大獎趨勢與出版現實的討論，二者之間構成了一種近乎“月亮與六便士”的張力：一方面，評獎體系持續肯定更復雜、更具社會意識與藝術野心的兒童文學；另一方面，真實的出版與市場邏輯卻日益向可復制、可傳播與可預測的內容傾斜。受限于筆者的語言能力與資料來源，本文對出版趨勢的討論主要聚焦于中文與英語世界，也正是當下全球童書產業中資源最為集中的區域。換一個角度看，這或許也意味著這些市場仍然有“錢景”，因而更容易被資本、品牌與既有結構所裹挾。在童書出版之外，可能更受矚目的全球時尚雜志Vogue的類似生態也曾被廣泛討論過：在體量龐大、商業高度成熟的國家版本中，創作空間反而受到限制；而在一些較小語種或邊緣市場，卻更容易出現風格鮮明、藝術性突出的先鋒作品。

在這樣的背景下，個體編輯與創作者的故事或許比宏觀趨勢本身更值得被看見。插畫家西德尼·史密斯（Sydney Smith）近年來在國際童書界持續受到關注，今年他出席上海國際童書展，引發了廣泛討論；而他自2019年《大大的城市，小小的我》起長期合作的編輯尼爾·波特（Neal Porter），亦于近日宣布退休。波特是美國童書界極具影響力的編輯之一，曾創立尼爾·波特圖書（Neal Porter Books），并以支持作者與插畫家進行高度個人化、藝術性突出的創作而聞名?？梢哉f，他與西德尼·史密斯的長期合作，在后者獲得國際重要獎項、逐步打開全球市場的過程中，起到了關鍵性的推動作用。

在談及當下童書出版環境時，波特的態度既坦誠也克制。他承認，童書出版正變得愈發艱難：過去他相信“真正好的書自然會找到讀者”，但在一個極其嘈雜、注意力高度分散的出版環境中，這件事已不再理所當然。然而，他同樣強調，自己在近五十年的職業生涯中見證了無數次潮起潮落，甚至印刷書本身的價值都曾被反復質疑，卻始終得以延續。在他看來，原因或許很簡單：翻書頁這一身體性的閱讀經驗，幾乎無法被任何媒介真正取代。

或許正是在這種看似矛盾的現實之中，兒童文學依然保有其頑強的生命力——在獎項所寄托的理想、市場施加的壓力，以及個體編輯與創作者的堅持之間，緩慢而持續地尋找新的平衡。

撰文/子葭

編輯/王銘博

校對/賈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