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管再升級！多部慈善組織新規2026年1月1日起施行

來源：法人雜志

辛紅 《法人》見習記者 王茜

近日，“全網最忙五人組”游走在全國多個公示名單的事件沖上熱搜，引發社會廣泛關注。其中，除了“做評委”“被處罰”，這些網絡“名人”也出現在涉及慈善公益項目的被資助名單中。12月6日，涉事單位杭州師范大學發布通報，確認杭州師范大學人文學院2022年申報的“多彩送教淳滋味”福彩公益金項目驗收時，工作人員弄虛作假，未實時統計線上授課實際學生，簡單采用“網絡人名”，導致公示名單不實。這起涉及公共利益的“人名造假事件”背后，暴露出公益項目在流程合規性以及程序合法性方面的管理漏洞。

2026年1月1日，多部涉及慈善行業的法規即將施行，包括新修訂的《慈善組織信息公開辦法》(以下簡稱“辦法”)、《慈善組織公開募捐方案備案指引（試行）》（以下簡稱“指引”），以及《民政部登記認定的慈善組織行政處罰裁量權基準》（以下簡稱“基準”），體現了慈善公益行業規范化管理和精細化監管進入新階段。

《法人》記者注意到，最近十年來，基金會發展已從增量時代邁向高質量發展時代。作為自2004年起實施、迄今已20余年的法規，《基金會管理條例》（以下簡稱“條例”）已被列入國務院年度立法工作計劃，目前修訂工作正在推進中，民政部也明確將其作為年度立法重點之一。在面臨公信力與透明度雙重挑戰的背景下，慈善組織如何在信任與監督之間，平衡好信息公開與隱私保護？又如何在合規框架下，實現持續健康的高質量發展？

從被監督者到監督者

慈善事業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慈善組織的生命就在于公信力，其健康發展離不開規范有序的監管環境。在新媒體時代，信息傳播速度快，公眾對慈善公益的關切度更高。

近年來，基金會管理面臨諸多挑戰：國內外對非營利組織的監管趨嚴，合規要求增多（如財務披露、項目透明度等）；稅收優惠政策與合規掛鉤，若操作不當可能面臨稅務處罰；涉及國際項目的基金會需應對多國法律沖突和跨境資金流動監管。

“在辦法出臺前，慈善組織主要扮演‘被監督者’的角色。如需依法向民政部門、捐贈人、社會公眾等披露信息，接受政府監管和社會監督?！贝蟪陕蓭熓聞账呒壓匣锶它S利軍對記者表示，雖然信息公開屬于法定義務，但監督主體主要來自外部，即政府部門、媒體、捐贈人，使得慈善組織處于“被審查”的地位。

與之前的信息公開制度相比，辦法增加了進一步提升慈善組織透明度的規定，明確了慈善組織信息公開的具體要求。而在辦法的眾多條款中，合作方評估與指導監督是業內最為關注的焦點。

黃利軍表示，辦法最大的亮點在于，明確了具有公開募捐資格的慈善組織應當在公開募捐活動結束后3個月內，公開對募捐合作方的評估和指導監督情況等信息，并具體規定了公開的渠道、時限和標準。在監管邏輯上，這意味著慈善組織將從“被監督者”轉變為“監督者”。

記者注意到，辦法第七條第一款規定了“慈善組織與其他組織或者個人合作開展公開募捐的，還應當公開合作方的有關信息”以及第八條第一款第四項規定了“具有公開募捐資格的慈善組織開展公開募捐活動，應當在公開募捐活動結束后三個月內在慈善信息公開平臺公開下列信息：（四）對公開募捐合作方的評估和指導監督情況。”黃利軍指出，該條款明確了具備公開募捐資格的慈善組織與非公募機構合作時，前者需評估后者在組織管理、信息公開、項目執行等方面的情況。

此外，辦法第十一條增加：不具有公開募捐資格的慈善組織，應當于每年5月31日前在慈善信息公開平臺向社會公開上年度重大慈善項目實施情況，包括項目名稱、項目內容、實施時間、實施地域、受益人群及其確定方式、項目收支情況和委托第三方執行慈善項目情況；第十五條增加：慈善組織應當于每年5月31日前，向辦理其登記的民政部門報送符合民間非營利組織會計制度有關規定的關聯方名單及關聯關系說明。

在慈善組織透明度方面，辦法第九條第一款修改為：慈善組織在設立慈善項目時，應當在慈善信息公開平臺公開該慈善項目的名稱和內容。慈善項目終止后捐贈財產有剩余的，慈善組織應當在慈善項目終止后三個月內公開剩余財產的處理情況。

辦法還對重大突發事件開展公開募捐時，規定“在應急處置與救援階段至少每五日在慈善信息公開平臺公開一次募得款物的接收情況，及時公開分配、使用情況”。

實踐中，接受監督的對象往往是具備公開募捐資格的主體機構，而非捐贈方或志愿者團隊。而慈善募捐鏈條雖包含募捐方、捐贈方、募捐對象等多個主體，但法律責任的歸屬受監督范圍影響較大。如某基金會專項基金或志愿者團隊出了問題，法律責任最終由基金會承擔，這也是辦法監督不具備公募資格合作方的重要原因。

“慈善組織由于人員及經營能力受限，大量的慈善活動只能通過與第三方的合作進行，但如何評估并監督這些合作方，給慈善組織的合規性帶來挑戰。”中國人民大學商事研究中心副主任姚歡慶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辦法要求將合作方評估與監督納入信息公開的硬性范疇，強調慈善組織不僅要關注自身運作合規，還必須對合作方的組織管理、項目執行、信息公開等多方面進行評估，且承擔起全程指導監督責任。

姚歡慶認為，《基金會管理條例（修訂草案征求意見稿）》要求基金會公開重大交換交易及資金往來等情況，同樣體現了對合作方的監管。

“公開”不等于“裸曬”

“杭州師范大學人文學院福彩公益金項目成為公益慈善活動負面案例的原因，在于信息公開流于形式，而且對工作人員弄虛作假的行為，也未能有效監督和及時糾正?！秉S利軍表示，因此辦法的修訂主要聚焦于慈善組織信息公開和透明度等核心內容。

記者注意到，辦法第二十九條規定：“鼓勵慈善組織主動向社會公開本辦法規定以外的信息，增強透明度，接受社會監督”。這引發慈善組織是否應當“裸曬”的爭論。有從業者認為，透明是公益的核心，但透明絕非無底線、無邊界。真正的透明，是既通過陽光運作打消公眾疑慮，又嚴守法律紅線與倫理底線，避免因過度公開引發新問題。而辦法的意義在于讓信任變為可驗證的事實。

實際上，很多項目信息不宜公開，如捐贈人、受益人不愿公開的內容；依法不得公開的涉密數據及商業機密；慈善組織內部管理流程、臨時工作溝通記錄、未確定的項目規劃等。“若與公眾監督和資金使用無關，無需公開?！币晃粯I內受訪者表示，“裸曬式透明”不必要，透明的核心在于“關鍵信息”的識別，而非“公開所有信息”。

如何在“公開必要信息”與“保護敏感權益”之間，既不“裸曬”，又不“失信”？

中國華夏文化遺產基金會副秘書長蘇潤對記者表示，辦法鼓勵公開更多信息，但實踐中又需保護各方合法權益。這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

“有一些捐贈人基于種種原因希望匿名，尊重其意愿是基本的法律要求和契約精神，強制公開反而會破壞信任根基。”蘇潤表示，真正的透明是高質量公開，而非無差別的“裸曬”。透明度的提升，絕不能以踐踏法律紅線與倫理底線為代價。因此，公開原則在于“公開與公眾利益相關的關鍵信息”。

蘇潤認為，公眾和捐贈人有權知道善款來于何方、用于何處、效果如何，也有權知道選擇的合作伙伴是誰、如何對其進行管理等。而對于項目執行中涉及的受益人具體個人困境、合作方的內部管理流程細節等，除非與公共利益直接相關，否則不應進入公共披露范疇?！拔覀円龅氖窃谛畔⑴稌r進行必要的脫敏處理，平衡好公眾知情權與個人隱私權、合作伙伴的正當權益?！?/p>

辦法第二十一條為此劃定了明確的法律邊界：涉及國家秘密、商業秘密、個人隱私的信息以及捐贈人、志愿者、受益人、慈善信托的委托人不同意公開的姓名、名稱、住所、通訊方式等信息，不得公開。

從被動應對轉向主動共建

民政部披露，截至今年10月，我國登記認定的慈善組織超過1.6萬家，較2020年增長了70%；年度慈善捐贈總額最高突破2000億元。其中，具有公開募捐資格的慈善組織3324家，累計備案慈善信托2470單，信托財產合同規模95億元。在合規要求下，高頻率的披露要求極大提升了透明度，但同時也讓慈善機構行政負擔和成本水漲船高。與頭部機構相比，中小機構的執行壓力更為突出。

據記者了解，大型基金會在信息匯總、上傳、審核環節，基本都設置法務、財務、外聯專員等專崗，同時具有可標準化的操作流程，但縣域機構只有三五人兼職運作。

深圳一家慈善機構負責人對記者透露：“為了保證合規性，需要花更多時間在表格上，信息上傳需時常加班才能完成。”由此可見，盡管制度的初衷在于補齊監管漏洞，但其執行過程往往顯露出慈善生態在資源、能力與邊界方面的新挑戰。

“合規建設與信息公開已日益成為行業健康發展的關鍵，機構亟須健全內控機制?！?蘇潤認為，特別是在辦法框架下，基金會不僅需注重自身信息依法披露，也要逐步加強對合作方的合規評估與動態監督。

姚歡慶表示，慈善組織的公信力是慈善組織獲取資源的“通行證”，其合規要求有助于消除捐贈人的 “信息差”，讓捐贈行為從 “感性善意” 轉化為 “理性放心” ，形成 “合規筑信任，信任促合規” 的良性閉環，凝聚 “人人向善” 的社會共識。

蘇潤指出，在條例修訂中，可進一步推動對合作項目的全流程合規指引，強化“事前評估、事中跟蹤、事后審計”的閉環管理機制，引導合作雙方共建合規文化。這要求慈善組織將合規管理前置并貫穿始終，從“被動應對”轉向“主動共建”。對此，他提出三點建議：

首先，評估是合作的前提，而非事后的附加項。在項目立項前，需依據辦法及相關法規，對潛在合作方的信用狀況、專業能力、內部治理水平進行全面評估，并形成書面報告。

其次，評估需要標準，行業應建立更清晰的指引。當前許多機構，特別是中小型組織，面臨“想評卻不知如何評”的困境。主管部門或行業組織應出臺更細致的評估指南或合作規范模板，讓評估工作“有章可循”，也減少因標準模糊可能引發的糾紛。

最后，評估與監督應融入合作全過程，并以“賦能”為導向。 簽署權責清晰的書面協議是基礎。在合作中，基金會不應只是資金的撥付方，更應通過培訓、督導、共同復盤等方式，將監督轉化為對合作方能力建設的支持。正如一些同行所言，公募基金會在此過程中扮演的是“信任過濾器”的角色，其責任是構建一個更安全、更可靠的公益協作網絡。

相關配套慈善法規的作用，對慈善公益行業的監管形成有效的補充。其中，指引進一步為慈善行為定下規矩，為公開募捐擰緊了“安全閥”。指引把資格要求細化為“一事一備案”，把“單獨備案”作為剛性要求，要求慈善組織開展的每項公開募捐活動應當“單獨備案”，不得合并備案，不得使用同一個備案編號開展多項公開募捐活動，有利于防止“一證多募”“套號募捐”，相當于為每一次募捐行為加裝“GPS”，用事前審查替代事后追責，從源頭上降低違法概率。與此同時，備案程序為執法者提供了清晰的時間節點與證據鏈條，將“結果懲罰”前移為“過程控制”，降低了制度性違法風險，做到把治理做在事前、把風險擋在門外。

在違法行為的認定方面，基準細化量化了30項違法行為行政處罰標準，不僅為認定慈善組織的行政處罰提供了精準標尺，更標志著我國慈善行業監管進入“精細化執法”的新階段，為慈善事業高質量發展注入強勁保障。

“需要推動形成行業性合規標準與自律公約，探索建立基金會與合作方之間的信用聯動機制。只有各方協同，才能構建規范有序、透明可信的公益生態，真正推動基金會行業在法治軌道上行穩致遠?！碧K潤呼吁，公開或許會給機構增加一定負擔，但在陽光下重建信任，更為重要。未來，慈善組織的治理能力、專業化水平、數字化能力都將成為“能否透明”的關鍵指標，也將倒逼行業自我升級。當信息公開成為自覺而非負擔，中國慈善才能真正實現高質量發展。

來源｜《法人》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