陜甘之戰——漢人最偉大的一場巔峰戰役，帶領華夏重回世界之巔

1875年冬，北京的積雪沒到腳踝，養心殿內的爭論卻掀得人冒汗。“新疆孤懸塞外，每年耗銀數百萬，不如撤防保東南！”李鴻章的話剛落，朝堂上立刻響起一片附和。

戶部尚書寶鋆晃著算盤：“海防需購鐵甲艦，塞防要養十萬兵，國庫空得能跑馬。”就在這時，一份來自西北的奏折被遞上御案，落款處“左宗棠”三個字，力透紙背。

此時的左宗棠，剛從福建船政局的工地上趕來。63歲的他，眼角爬滿皺紋，左手還沾著造船的木屑。可當他在朝堂上站定時，聲音卻比年輕官員還洪亮：“新疆丟不得！丟新疆，就是丟蒙古；丟蒙古，京師的城門就守不住！”

這句話，像一把重錘砸在滿朝文武心上。沒人敢輕視這個湖南老頭的判斷——他從刀光劍影里走出，太平天國亂時守過長沙，洋務運動時造過軍艦，這輩子就沒打過硬仗。

可很少有人知道，左宗棠的西北情結，早在二十年前就扎了根。1855年，他在湖南巡撫駱秉章幕中，就曾力主加強陜甘軍備。那時他就斷言：“西北不安，華夏難寧。”

此刻的西北，早已不是“不安”，而是燃遍了戰火。從1862年開始，陜甘回亂就沒停過，先是漢族與回族的沖突，再是各路叛軍割據，最后連境外勢力都插了手。

1865年，浩罕汗國軍官阿古柏帶著五百騎兵闖入南疆。這個滿臉大胡子的中亞軍閥，靠著彎刀和詭計，短短三年就吞并了南疆七城，建立起“洪福汗國”。

阿古柏背后，站著英國人的影子。倫敦的商人給了他兩萬支新式步槍，外交官在加爾各答與他簽訂通商條約，甚至提議“承認洪福汗國為獨立國家”。英國的算盤很精：用阿古柏擋沙俄南下。

沙俄也不含糊。1871年，俄軍以“保護僑民”為名，一舉占領伊犁九城。沙皇亞歷山大二世在詔書中直言：“伊犁是俄國進入中亞的鑰匙，絕不能讓給英國人。”

兩個列強在中國西北掰手腕，清廷卻像個旁觀者。李鴻章的“海防論”越來越吃香，他在《籌議海防折》里寫：“新疆乃化外之地，赤地千里，徒增漏卮。”

醇親王奕譞舉著李鴻章的奏折，在朝堂上喊：“東南是錢袋子，丟了上海、福州，朝廷就斷了財源！西北那破地方，誰愛要誰要！”

左宗棠氣得拍了桌子。他連夜寫了《復陳海防塞防及關外剿撫糧運情形折》，里面算的不是銀錢賬，是生死賬：“新疆年產玉石、黃金，牧場可養百萬牛羊，怎是負資產？”

他更戳中要害：“俄國人占了伊犁，下一步就會吞蒙古；英國人扶著阿古柏，早晚會染指陜甘。到時候，他們一個從北打，一個從西攻，京師就是孤城！”

慈禧太后拿著左宗棠的奏折，翻來覆去看了三天。她不是不知道海防重要，但左宗棠的話里，藏著她最在意的“祖宗基業”。最終，她拍板：“命左宗棠以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要錢給錢，要兵給兵！”

可“要錢給錢”只是句空話。清廷國庫只擠出兩百萬兩白銀，連半年軍餉都不夠。左宗棠沒等沒靠，轉身找到了胡雪巖。

胡雪巖是當時的“紅頂商人”，手里握著江南的絲茶生意，還和英國匯豐銀行有往來。左宗棠開門見山：“我要借三千萬兩，用海關關稅做抵押。”

胡雪巖愣了：“海關關稅是海防的錢，李大人不會同意。”左宗棠笑了：“英國人不是幫阿古柏嗎？我借他們的錢打阿古柏，他們敢不借？”

果然，匯豐銀行一聽抵押是海關關稅，又聽說錢是用來打阿古柏，立刻松了口。《英國對華政策檔案》記載，英國擔心沙俄獨吞新疆，寧愿借錢給清廷，也要保住制衡沙俄的籌碼。

錢的問題解決了，左宗棠開始練兵。他把西征軍從十萬減到六萬，留下的都是身經百戰的老兵。他還在蘭州建了制造局，請來德國技師，仿制毛瑟步槍和克虜伯火炮。

1876年春，左宗棠帶著大軍從蘭州出發。隊伍最前面，抬著一口黑漆棺材。64歲的他，糖尿病已經很嚴重，走路都要扶著拐杖，卻當眾宣布：“我不進新疆，就躺進這口棺材里！”

戰爭的第一槍，打在寧夏金積堡。這里是回軍首領馬化龍的老巢，城墻高兩丈，城外挖了三層壕溝，還架著英國人送的洋炮。清軍主將劉松山率部強攻，卻被一顆流彈擊中胸口，當場犧牲。

消息傳到左宗棠大營，全軍震動。朝廷里又有人喊“撤兵”，可左宗棠力排眾議，提拔了劉松山的侄子劉錦棠。這個31歲的年輕人，比他叔叔更狠。

劉錦棠沒硬攻，而是派士兵挖地道，把金積堡的水源斷了。馬化龍的部眾渴了三天，終于撐不住開城投降。這場仗打了八個月，清軍打通了通往新疆的門戶。

1876年8月，西征軍兵臨烏魯木齊。左宗棠定下“緩進急戰、先北后南”的策略，劉錦棠又用上了聲東擊西的老辦法——表面在大路擺開攻城架勢，實則派精銳從小路奇襲古牧地。

古牧地是烏魯木齊的門戶，阿古柏派了五千精兵駐守。清軍摸到城下時，叛軍還在睡大覺。一陣炮火過后，城門被炸開，清軍像潮水般涌進去，不到兩個時辰就結束了戰斗。

烏魯木齊的叛軍嚇得連夜逃跑，劉錦棠率軍進城時，百姓們捧著馕和水來迎接。一位白胡子老人拉著清軍士兵的手說：“阿古柏的人搶我們的牛羊，你們來了，我們才有活路！”

北疆平定后，左宗棠把大營遷到吐魯番。接下來要翻越天山，攻打南疆。天山海拔四千米，冬天雪深過腰，士兵們穿著厚厚的棉襖，還是凍得直打哆嗦。

有個湖南籍士兵在日記里寫：“山路上全是冰，走一步滑三步。不少兄弟腳凍爛了，就用布裹著繼續走。將軍說，早一天打過去，南疆的百姓就少受一天苦。”

1877年4月，清軍發起總攻。達坂城的叛軍以為清軍翻山過來會疲憊，沒加防備，結果被劉錦棠的炮火轟得抬不起頭。城破后，清軍發現了英國人給阿古柏的新式步槍，足足有三千支。

阿古柏在托克遜得知達坂城失守，當場吐了血。這個稱霸南疆十二年的軍閥，一路逃到庫爾勒，最后被自己的侄子毒死。他建立的“洪福汗國”，沒撐過半年就土崩瓦解。

清軍一路向南，喀什噶爾、葉爾羌、和田相繼光復。到1878年初，除了被沙俄占領的伊犁，新疆全境都回到了中國手里。消息傳到北京，慈禧太后哭了：“祖宗的基業，總算保住了！”

可伊犁還在俄國人手里。沙俄駐華公使威脅清廷：“伊犁是我們流血占領的，想要回去，就得割地賠款。”

左宗棠沒跟俄國人廢話，他把大營設在哈密，命令士兵沿著伊犁河修堡壘、練騎兵。他還讓人把那口棺材又抬了出來，放出話：“俄國人不還伊犁，我就打到圣彼得堡去！”

沙俄慌了。當時他們正在和土耳其打仗，根本沒精力再和清廷開戰。1880年，曾紀澤出使俄國，談判桌上，他身后站著的，是左宗棠的十萬大軍。

曾紀澤是曾國藩的兒子，也是當時最懂國際法的中國人。他據理力爭，把沙俄提出的“割讓伊犁南部”改成“賠償九百萬盧布”，硬是把大部分伊犁土地給要了回來。

1881年2月，《中俄改訂條約》簽訂，伊犁九城回到中國版圖。消息傳到哈密，左宗棠正在地里看士兵種水稻。他摘下眼鏡擦了擦，笑著說：“這下，西北的百姓能吃上白米飯了。”

戰后的新疆，百廢待興。左宗棠上奏朝廷，請求在新疆設行省，派巡撫管轄。1884年，新疆省正式成立，劉錦棠成了第一任新疆巡撫。

劉錦棠接過的，是一個爛攤子。田地荒蕪，百姓流離，他跟著左宗棠學，搞屯田戍邊——讓士兵一邊打仗一邊種地，還從內地遷來幾萬農民，分給他們土地和種子。

左宗棠還讓人在從蘭州到烏魯木齊的路上種柳樹，這些樹后來被稱為“左公柳”。如今在甘肅、新疆，還能看到不少百年老柳，樹干上刻著的“左公植”，見證著那段歷史。

這場陜甘之戰，打了近十年，收復了160多萬平方公里的國土，相當于四個日本的面積。它不只是一場軍事勝利，更是晚清黑暗中的一道光。

在此之前，清廷在鴉片戰爭、甲午戰爭中屢戰屢敗，割地賠款成了常態。可陜甘之戰的勝利，讓列強知道，中國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

英國《泰晤士報》當時評論：“左宗棠的西征軍，裝備精良，戰術靈活，比歐洲軍隊毫不遜色。中國的復興，從西北開始了。”

這場勝利，也讓國內的民族自信心重新高漲。之前總有人說“華夏不如西洋”，可左宗棠用一場大勝證明，只要有決心、有辦法，中國人一樣能打勝仗。

1885年，左宗棠在福州病逝，享年73歲。臨終前，他還在喊：“新疆不能丟，西北不能亂！”

后來，王震將軍進軍新疆時，專門去拜謁了左宗棠的墓。他說：“我們走的，是左公的路。沒有左公，就沒有今天的新疆。”

陜甘之戰的意義，遠不止收復國土。它證明了華夏文明的韌性——就算到了最危險的時刻，總有像左宗棠、劉錦棠這樣的人站出來，用血肉之軀守護家國。

那些西征的士兵，有湖南人、湖北人、陜西人，也有維吾爾族、回族的百姓。他們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保衛中國，并肩作戰，用鮮血凝結成了民族的向心力。

如今的新疆，早已不是當年的“化外之地”。高鐵通到了喀什，油田開遍了戈壁，各族群眾和睦相處，日子越過越紅火。

站在新疆的土地上，看著漫山遍野的左公柳，就能明白：陜甘之戰不是一場普通的戰役，它是華夏文明在近代的一次“絕地反擊”，是中國人用決心和勇氣，為民族掙回的尊嚴。

這場勝利告訴我們，山河雖遠，寸土不讓；國家雖弱，骨氣不丟。正是因為有了左宗棠這樣的人，有了那場艱苦卓絕的陜甘之戰，華夏才能在黑暗中找到方向，一步步重回世界之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