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士陳鶴琴】新中國一成立，他就被批判；但他臨終，還惦著入黨

陳鶴琴（1892年3月5日－1982年12月30日）是我國著名教育家。1949年9月，陳鶴琴以教育界代表身份出席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10月1日，陳鶴琴登上天安門城樓參加了開國大典。

后來他在日記中寫道：“毛主席在天安門上向全世界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起來了！’我站在毛主席的背后，看著他那高大的形象，聽著他那洪亮的聲音，不禁熱淚盈眶，心潮澎湃。”

10月19日，毛澤東簽署了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書，任命陳鶴琴為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文教委員會委員。1951年初，電影《武訓傳》遭到批判，不久陶行知及其教育思想又被當作所謂“新武訓”受到批判。受此影響，陳鶴琴“活教育”思想也遭到批判。

以下為如去注。

武訓。山東堂邑縣（今屬聊城冠縣）柳林鎮武家莊人，行乞三十八年，建起三處義學，教育了無數窮家子弟，是我國近代群眾辦學的先驅，是中國歷史上唯一以乞丐身份被載入正史的人，被譽為“千古奇丐”。

抗戰時期，中共曾將武訓故鄉堂邑縣更名為“武訓縣”，柳林鎮更名為“武訓鎮”以紀念武訓。1948年7月，當時的中國電影制片廠將他的事跡投拍成電影《武訓傳》，后因經費困難，拍了大約三分之一后停拍；1949年2月，昆侖影業公司繼續完成了此片，1950年12月《武訓傳》公映。

在當時，拍攝一部電影是件非常重大的事情，每部電影都能引爆一時的輿論，左右一段時期街頭巷尾的話題。毛主席看完這部影片后，對輿論一邊倒的歌頌武訓感到不滿，1951年5月20日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文章《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

毛主席在文章里說：“像武訓那樣的人，處在清朝末年中國人民反對外國侵略者和反對國內的反動封建統治者的偉大斗爭的時代，根本不去觸動封建經濟基礎及其上層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熱地宣傳封建文化……難道是我們所應當歌頌的嗎？”

1912年，陳鶴琴在北京清華學校學習

陳鶴琴

按照毛主席的意見，在武訓的年代，那些敢于與外國侵略者和國內反動封建統治者的斗爭者，才是真正的、最大的英雄；在解放初期，千頭萬緒、百廢待興，電影等宣傳手段極為有限、極為寶貴的條件下，應該用于歌頌時代英雄，不應該歌頌這些封建時代的所謂“好人”。

根據如去的理解，毛主席的這篇文章主要目的不是批判武訓，而是批評某些共產黨人，因為毛主席在文章說：“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號稱學得了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員。他們學得了社會發展史——歷史唯物論，但是一遇到具體的歷史事件，具體的歷史人物（如像武訓），具體的反歷史的思想（如像電影《武訓傳》及其他關于武訓的著作），就喪失了批判的能力……”

陶行知。自稱“新武訓”，曾被毛主席稱為“偉大的人民教育家”。在長達近三十年的教育生涯中，陶行知特別重視農村教育，認為在3億多農民中普及教育至關重要；并先后與蔡元培、晏陽初等人發起成立中華教育改進社、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總會，致力于平民教育運動。

1926年，陶行知發表了《中華教育改進社改造全國鄉村教育宣言》，提出“鄉村學校做改造鄉村生活的中心，鄉村教師做改造鄉村的靈魂”的思想。此后，他辭去官職到鄉村辦學校，發展平民教育。

上世紀五十年代對陶行知的批判主要是因為他對武訓的稱贊，他的教育思想被認為為“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或者“小資產階級”，而不是新民主主義、無產階級的教育思想。

對陳鶴琴“活教育”思想的批判，則是源于對實用主義教育思想的批判，這個批判貫穿20世紀50年代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過程。陳鶴琴的"活教育"理論被作為實用主義教育思想的代表之一，其理論上存在因襲杜威主義的局限、實踐上存在形式主義的缺點。

1914年赴美留學途中，陶行知（前排左一）與（后排右一）陳鶴琴等

初為人父的陳鶴琴和妻兒

陳鶴琴的“活教育”思想，把教育的目的分為“做人，做中國人，做現代中國人”三個層次。從“做人”開始，這是最為一般意義上的目的，即如何建立起完美的人際關系，借以參與生活，控制自然，改進社會，追求個人及人類的幸福；第二層次，“做中國人”，就是要培養每一個國民，使其熱愛祖國、熱愛人民，具有保衛祖國、建設祖國的愛國主義品質，這體現了教育目的民族性；最高的一個層次則是“做現代中國人”，這樣的人應具備以下五個條件：健全的身體，建設的能力，創造的能力，能夠合作，有服務精神。

陳鶴琴認為，傳統教育的課程內容是固定的，教材是呆板的，先生只是一節一節課地上，學生只是一節課一節課地學。這樣的讀書只能造就“書呆子”；而“活教育”則提倡到大自然、大社會中去尋找“活教材”，即取自大自然、大社會的直接的書，讓學生在與自然和社會的直接接觸中，在親身觀察中獲取經驗和知識。

但“活教育”并不是要摒棄書本，而是強調被忽視的活生生的自然和社會，使書本知識作為現實世界的寫照，在自然和社會中得到印證；他根據兒童的身心特點和生活特點，把“活教育”的內容具體化為“五指活動”，即：健康活動、社會活動、科學活動、藝術活動和文學活動。

陳鶴琴還指出，活教育方法論的基本原則，是“做中學，做中教，做中求進步”。他認為“做”是學生學習的基礎，因此也是“活教育”方法論的出發點。陳鶴琴在強調做的同時，還強調思維的作用。他把活教育的教學過程分為以下四個步驟：一是實驗與觀察；二是閱讀與參考；三是發表與創作；四是批評與研討。這四個步驟是教學過程的一般程序，不是機械的、割裂的，它們同樣體現了以“做”為基礎的學生主動學習。

今天看來，無論對于武訓，還是陶行知，擬或“活教育”思想的批判都有求全責備之嫌。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對于他們的批判也是可以理解的。

如去注畢。

同年10月，陳鶴琴參加全國政協一屆三次會議。22日下午在會議休息廳里，經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引見，毛澤東接見了陳鶴琴。

據陳鶴琴回憶，毛澤東與他握手時說：“你是教育家，搞兒童教育的，好！好！”他回答說：“是的，請指教?！泵珴蓶|說：“現在外邊對于你滿意嗎？”陳鶴琴說：“還得要深入檢討?！泵珴蓶|說：“不差了。”

1928年陳鶴琴與張宗麟(右)、鼓樓幼兒園園長屠哲梅(中)合影

陳鶴琴說：“經過這次檢討，要辦新民主主義的教育?！比缓?，毛主席又問他在哪里工作，陳鶴琴說在南京師范學院。毛澤東說：“潘菽不是在那里嗎？”陳鶴琴便說了學校演變的歷史。

受毛澤東接見的鼓舞，陳鶴琴在政協會上發言，表示要響應毛主席、周總理的號召，認真學習毛澤東思想，在革命實踐中鍛煉自己，改造自己，成為一名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人民教育工作者。

1956年2月2日，陳鶴琴在全國政協二屆二次會議上作了發言、決心為社會主義教育事業奮斗終身，爭取早日實現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心愿。3日下午、陳鶴琴收到參加晚上七時半在懷仁堂舉行的宴會的請柬，并被告之將與毛澤東、周恩來同席。當時同桌的有女天文學家鄒儀新、著名物理學家王淦昌、著名中醫王之璽等九人。

在吃飯的時候，毛澤東對陳鶴琴等說：“知識分子要多到工廠、農村去‘走馬看花’，或是‘下馬看花’?！边@時周恩來又說：“要學到老，改造到老?！标慂Q琴一邊聽，一邊點頭，這些話給他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甚至成為他以后的座右銘。

陳鶴琴后來描述了自己當時的心情：“今晚與毛主席、周總理同桌歡宴，感到無比光榮”，并記下了同桌人的姓名和座位位置。1976年9月，陳鶴琴得知毛澤東去世的消息，撰寫《毛澤東思想永遠是我繼續前進的指路明燈》一文，并在日記上寫道：“沒有毛主席，沒有毛澤東思想的指引，就沒有新中國的一切，也沒有我陳鶴琴的今天?！?/p>

1982年12月，陳鶴琴在彌留之際，眼角溢出淚花，唇角微微顫動，不時而又短促地呼喚道：“毛主席、毛主席，周總理、周總理……”，并哺哺地念著：“黃包，黃包……”。

這最后的遺言是叮囑子女，家中黃包里有他1980年5月所寫的入黨申請書底稿，表達了他對中國共產黨的熱愛和向往。

1977年，陳鶴琴在南京鼓樓幼稚園給小朋友講故事

1978年陳鶴琴(第二排中)和長子陳一鳴在鼓樓幼兒園和小朋友在一起

文后說明：

文中相關史實來自于《毛澤東與上海民主人士》（中央文獻出版社 尚同編著 2004年11月版）等，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