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行政3級，對應的職務應該是副國級，在省部級正副職務反復

1952年，軍隊和地方進行級別評定，軍隊按照軍隊級別，如軍委委員級、正兵團級、副兵團級、正軍級、副軍級等；地方按照國家行政級別，如1級、2級、3級、4級、5級、6級等。

地方與軍隊雖然不一樣，但可以轉化。一般情況下，元帥是大軍區級，對應的行政3級；大將是軍委委員級，對應行政4級；正兵團級對應行政5級，副兵團級對應行政6級等。也就是說行政3級，屬于副國級領導之列，但實際任職中，有一位只是副部級職務，他就是劉格平。

劉格平是誰很多人不熟悉。

論資歷，在1922年入團，大革命失敗后一直在白區堅持斗爭，后被捕入獄多年，這段時間正好是土地革命后期和抗戰初中期，抗戰后期得到釋放，繼續留在白區工作。解放戰爭時，在華東局任職，擔任渤海區副書記，相當于后來的副省級職務。

新中國成立之前，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他作為少數民族代表參加，并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委員是由黨內和黨外人士組建而來，要治理國家少不了黨外民主人士，以及少數民族的力量，不然怎么能完整呢。這充分說明，中央對少數民族干部的照顧和重視。

1952年，地方和軍隊評級時，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中的黨內干部基本上都被評為行政3級及以上級別，劉格平也在其中。在華東局工作時，他與饒漱石、鄧子恢等職務差距不小，但此時都是行政3級。

行政3級的干部擔任的職務并不低，像李維漢擔任中央統戰部部長、政務院秘書長兼民委主任；像鄧子恢、薄一波等后來都是副國級。劉格平的級別很高，但職務不高，在成立的民委擔任副主任，負責少數民族工作，是李維漢的副手。

民委是正部級單位，他作為副主任是副部職，但行政是3級，顯得很特殊。

從1949年擔任民委副主任，一直到1958年寧夏自治區的成立，被調去擔任自治區主席，職務成為正省級。擔任寧夏自治區第一書記的汪鋒過去也是民委副主任，只是行政6級。從行政職務來說，汪鋒是一把手，劉格平是二把手，但從級別來說，倆人差距挺大。

在劉格平的回憶中，上級在成立自治區時擬定他擔任一把手，而他堅決要求派漢族干部擔任，自己可以協助工作。也提到汪鋒可能不太愿意來，人家雖然是一把手，可級別有差距，人家不好開展工作。但總之，還是實現這個配置。

1960年，因少數民族服飾問題，劉格平覺得其他民族的服飾統一整齊，回族的服飾不統一，決定將服飾改為統一，沒想到帶來很嚴重的后果，導致他被扣帽子，調離寧夏。此后幾年里賦閑為主，直到1965年重新被分配工作，只擔任山西省副省長。

在當時，省委設有第一、第二書記，還設有書記處，以及常委。他并不是書記處成員，只是常委，職權上來說并不算是核心領導班子成員。

誰也沒有想到，1966年的運動駛來，他積極投身運動，得到一派群眾組織的支持，奪權后，與張日清的一派群眾組織聯合，成立革委會，擔任革委會主任。開始負責山西的全面工作。只不過，劉、張各支持的群眾組織后來分歧加劇，導致武斗不止，雖然上級也有介入，但未能穩定下來。最終上級讓駐軍69軍介入地方。

上級認為山西大聯合搞不好的根子在革委會主要負責人，把山西很多干部調去石家莊陸軍步兵學院辦學習班，革委會主任、副主任們都被通知去學習。學習班是解決劉、張的矛盾，在學習班9個月后被解除黨政軍職務，此后沒有繼續分配工作。

到八十年代，隨著撥亂反正的進行，劉也給上級寫申訴信，回顧從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的一些問題，說到自己在運動中奪取事件自己做出支持的表態，但不認為奪權事件是自己一手策劃和指揮的，是歪曲事實，希望得到查實澄清。與張的矛盾是，對方將他們置于奪權的行動中匯報給上級，劉很生氣。也就是說，他認為自己被捆綁成為奪權的始作俑者，是誰呢？當省革委會成立后，他被任命北京軍區政委兼省革委會主任后，與張的隔閡也在加大，認為是外界的變化導致的。

在他申訴后的2年后，1983年上級給他的結論：沒有任何政治歷史問題！并在當年當選為政協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