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鄧小平調至南昌，臨走前特意聯系上汪東興：有個忙你要幫我

1978年初春，北京西長安街的風還帶著涼意。汪東興在人民大會堂的一次小范圍座談中說了句輕描淡寫的話：“那年的托付，我至今記得?！痹趫龅娜舜蠖鄾]聽懂，他沒有細說。實際上，他回想的是1969年那場并不輕松的送別。

將時間撥回到1969年10月25日凌晨兩點。西城區二里溝住宅樓的燈突然亮起，卓琳推開臥室門，只看見鄧小平把幾份紙張摞得整整齊齊。“飛機早上七點起飛，”他低聲說，“得趕在天亮前見到汪東興。”卓琳只是點頭，目光里既有擔憂也有篤定。對這對經歷過無數急轉彎的夫妻來說，未知并非第一次來敲門。

半小時后，八里莊的一間臨時辦公室里，汪東興穿著灰色呢子外套，眉頭鎖成一條線。他接到電話時剛散完值夜班，疲意還沒退。“老鄧，又怎么啦？”電話那頭傳來一句很平靜的請求：“有個忙你要幫我，我得帶走母親夏伯根?！蓖魱|興愣了兩秒，隨即答：“明白，我馬上去請示?！倍潭桃痪?，背后卻是極其繁瑣的手續——那段時期，任何人員流動都要經過層層批準，更何況是一位中央領導的家屬。

清晨六點，西郊機場的跑道冒著白霧。機艙門一開，夏伯根率先探頭，頭發已經花白，精神卻很硬朗。她生于1904年，與鄧小平只相差整整一歲，旁人初見都會誤以為是同輩。緊隨其后的是鄧小平與卓琳，兩口行李、一只藤編菜籃，就是全部家當。那只菜籃后來被南昌拖拉機廠的工人當作“革命文物”看了好幾眼——里面除了針線包，沒有任何“特別物資”。

飛機在中午十二點降落南昌青云譜機場。當地接待人員開來一輛解放牌卡車，車斗里鋪著草席。一行人上車時，司機小聲嘀咕，“真沒想到啊?！彼J得鄧小平的臉，卻不敢多問?？ㄜ囈宦否傁蛐陆h北郊的拖拉機修造廠，車輪揚起的塵土讓初來乍到的人睜不開眼。抵達廠區時，車間主任陶端縉正在調度工具，他看到老人們下車，以為是外地來參觀的技術員，便熱情指路。直到有人喊出“這是鄧副總理”，陶端縉的手才僵在半空。

廠房不寬，一排舊機床轟鳴著。鄧小平抬腕看表，“車不多，咱們給工人讓條路，先找宿舍?！焙唵我痪湓?，就像平時在國務院辦公廳里下達的指示。幾位干部被那種自然的語氣鎮住，忘了回應。有人后來回憶，那天他見到的不是一位“被下放干部”，而是一位隨時能拿起大局的老將。

當新環境漸漸安定，問題很快浮出水面：夏伯根怎么安頓？廠里宿舍單人床極少，且大多被年輕工人占用。鄧小平和卓琳決定把唯一的單間留給老人，兩口子自己睡通鋪。夜里十二點，卓琳摸著丈夫凍得發硬的手臂說：“媽習慣農村，她吃得了苦。”鄧小平搖頭：“她撫養我們那幾年，比現在苦得多，這回該讓她輕松點?！币痪漭p聲細語，道不盡深層愧疚。

追溯往事，1920年鄧小平赴法勤工儉學后，家鄉大竹縣的通信幾乎中斷。1926年，親生母親去世，父親鄧紹昌兩年后迎娶夏伯根。信件輾轉，鄧小平得知繼母存在時已是海外第八年。從那天起，“報家門”成了他每封家書里的第一句。1936年父親病逝，夏伯根撐起家庭，靠縫補與幫工養活弟妹。1949年春，西南局剛組建，百廢待興，鄧小平卻抽出時間把繼母接到重慶。久別重逢，老人只說一句：“你忙，我不耽誤你?！睋嚰业挠H戚回憶，彼時的鄧小平已經是三十多萬人部隊的政委，但在繼母面前仍是“家里的長子”。

1969年的南昌歲月，外界風高浪急，廠區卻顯得有些靜寂。白天，鄧小平去學習班；夜晚，他伏在油燈下讀《史記》。夏伯根習慣在門口磕玉米粒，她留神把殼收進小袋，怕弄臟走廊。隔壁女工偷偷說：“老太太一點架子都沒有。”偶爾油燈熄了，走廊只剩她低聲喚孫子的聲音：“小方，別動，奶奶來扶。”鄧樸方因工傷高位截癱無法站立，那段時間全靠夏伯根陪練輪椅。廠醫回憶，老人一天推著孫子在廠院來回二十趟，“像鬧鐘一樣準時”。

半年后，形勢出現變化。中央決定讓鄧小平轉赴江西省革委會“主持部分日常事務”。消息傳到廠里，工人們炸開了鍋：有人擔憂“領導一走，拖拉機廠的專案會升級”，也有人慶幸“或許能發到更多零件”。而夏伯根最關心的，是家里那只藤籃會不會丟。臨行前，她特意把針線包又系了兩層布，放進鄧小平的旅行袋里。老人笑著說：“針腳細，心里才穩?！蹦蔷錁闼氐脑?，讓在場的年輕人一瞬間紅了眼眶。

1973年初，鄧小平重返北京工作。一位送行的老工人問：“鄧副總理，還記得當年拖拉機廠的木門嗎？”鄧小平答得干脆：“門好不好不重要，人得好好干?！彼哪旰笸魱|興在人民大會堂提起這樁小事，他只用了“托付”一詞，卻沒再提自己當年奔波的細節——那是組織內部的默契，也是戰友情誼的注腳。多年以后，夏伯根在2001年病逝，享年九十七歲。江西、北京、四川三地的親屬都趕到，為她白發送終。人們提起她，總離不開那只藤籃和一句輕聲細語：“針腳細，心里才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