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拾玉璽上交獲20元，44年后專家上門尋訪

1968年的陜西，一個十三歲的少年撿到了一塊玉璽，他上交給博物館獲得了二十元的獎勵。

但是44年后，一群專家重新找到了他。

當年的那塊玉究竟是什么？又為何在44年后，專家一定要找到那個早已年過半百的農民？

孔忠良出生在陜西的一個普通農民家庭，他的父母都是老實本分的莊稼人。

他從少時起，就十分懂得體恤父母，所以也常省吃儉用減輕父母的負擔。

十三歲那年，他放學后像往常一樣徑直走向小水渠，準備撿些東西賣錢。

就在他彎腰在水渠里撿起一枚銅麻錢的時候，視線里忽然閃過一抹不一樣的白。

那白并不刺眼，卻和周圍灰褐色的石頭、暗黃的泥沙格格不入，像是被誰刻意放在那里。

孔忠良愣了一下，往前走了兩步，低頭仔細一看，那東西半埋在淤泥里，只露出一個角，卻在水光的映襯下，顯得異常干凈。

他伸手去撈，指尖剛一碰到，就感覺不對，那不是普通石頭該有的粗糙觸感，而是一種說不出的細膩與冰涼。

孔忠良用力把它從泥里摳出來，洗刷掉淤泥后他定睛一看。

那是一塊通體泛白的物件，四四方方，上面趴著一只模樣古怪的小獸，像老虎，又比老虎多了幾分蜷伏的姿態。

獸身線條流暢，哪怕沾著水，也能看出雕刻的用心。

物件的邊角并不鋒利，卻打磨得規整，底部摸起來凹凸分明，硌得掌心生疼。

孔忠良站在水里，愣了好一會兒，他下意識地覺得這東西大有來頭，他決定把它帶回家。

夜幕降臨，孔忠良的父親孔祥發從地里回來，孔忠良連忙把他撿到的東西拿給父親。

燈光下，白布被一層層掀開，那抹溫潤的白露了出來，孔祥發本來并沒在意，只當是孩子又撿了什么稀奇石頭。

可當他的目光真正落在那東西上時，手上的動作卻慢了下來，那一瞬間，他的眉頭輕輕皺起，又很快松開。

“這不是普通石頭。”他沒急著下結論，只是起身走到水缸旁，把那東西放進水里細細清洗。

孔祥發把它捧在手里，從上看到下，又翻過來細細端詳。

那只伏在上方的小獸線條清晰，刀工利落，絕不像隨手刻出來的玩意兒。

他沉默了很久，像是在回憶什么，又像是在心里反復掂量。

最后，他輕輕把那東西放在桌上，用手指在底部摩挲了一圈，低聲說道：“這是個印章。”

“爸，那值錢嗎？”孔忠良猶豫了一下，還是問出了口。

“那怎么辦？”孔忠良看著桌上的白色印章，聲音不自覺地放低了。

孔忠良點了點頭，試探著問：“那要不明天去西安？”

孔祥發看了他一眼，眼神里多了幾分欣慰，他伸手在兒子肩上拍了拍，說道：“明天一早，我帶你去博物館。”

第二天一早，天還沒完全亮，父子倆就出了門。

1968年的交通條件遠談不上便利，從咸陽到西安，沒有直達的車，更沒有人們后來熟悉的公路網絡。

他們先是步行到鎮上，又輾轉搭上了去西安方向的班車，到了西安以后，他們沒有歇腳直接去了陜西省博物館。

直到見到博物館館長，孔祥發才把隨身帶來的包裹放到桌上，小心翼翼地解開。

白布一層層展開，那塊白玉印章靜靜躺在桌面上，館長的目光在第一時間就被吸引過去了。

他沒有急著說話，而是戴上手套，把印章拿在手里輕輕掂量。

他先看材質，又看雕刻，手指在螭虎的背部緩緩移動，眉頭越皺越緊。

“這不是普通玉。”他低聲說道。

很快，幾位專家也被叫了過來，有人拿著放大鏡，有人翻閱資料，還有人低聲交流判斷。

當其中一位專家把印章翻轉過來時，空氣仿佛在一瞬間凝固了。

印章底部，“皇后之璽”四個篆體大字赫然映入眼簾，短暫的沉默之后，屋子里響起了一陣壓抑卻難掩激動的吸氣聲。

“這是皇后的玉璽。”館長的聲音不大，卻擲地有聲。

專家們迅速交換意見，從字體到形制，從螭虎鈕的樣式到玉質的溫潤程度，一條條線索被迅速串聯起來。

孔忠良父子上交玉璽之后，獲得二十塊錢獎勵，就離開了博物館。

而關于這塊玉璽的研究，卻還在繼續，隨著研究的深入，專家們把目光投向了史籍。

《漢宮舊儀》中關于皇后用璽的記載，與這枚玉璽的形制幾乎一一對應；而玉璽發現的地點，又恰好位于漢高祖劉邦長陵附近，與呂后陵寢區域相距不遠。

多重證據相互印證，一個結論逐漸清晰：這枚“皇后之璽”，極有可能正是西漢第一位皇后呂雉所用的印璽。

這一結論，在學術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動。

呂后不僅是中國歷史上有明確記載的第一位皇后，也是第一位以皇太后身份臨朝稱制的女性。

她的印璽，不只是個人權力的象征，更是漢代禮制、皇后制度的重要實物見證。

可以說，這枚玉璽的出現，填補了中國古代帝后用璽體系中的一塊關鍵拼圖。

不久之后，“皇后之璽”被正式列為館藏重器，妥善保存，精心研究。

隨著陜西歷史博物館的改建與擴充，它被安置在最重要的展廳之中，成為鎮館之寶之一。

而孔忠良回到韓家灣后，日子依舊按部就班地往前走。

他繼續上學、下地、干活，后來成家立業，像村里大多數男人一樣，與土地為伴。

父親孔祥發早早離世，那次上交國寶的經歷，也逐漸被時間壓進記憶深處，成了一件偶爾被提起、卻從不張揚的往事。

幾十年里，沒有人再因為那枚玉璽找過他，他也從未去過博物館，再看一眼當年親手送出的那件東西。

對他來說，那早已不是自己的故事，而是屬于國家、屬于歷史的部分。

直到2012年春天，幾位身穿志愿者背心的陌生人，出現在韓家灣，挨家挨戶打聽孔忠良。

一次偶然的交流中，他們得知鎮館之寶“皇后之璽”，竟然是四十多年前由一位十三歲的少年上交的。

這個被歷史輕輕帶過的名字，讓他們無法忽視。

那一天，當志愿者站在孔忠良面前，說出當年的往事時，這位已經年過半百的農民愣了許久，才緩緩回過神來：“你們，是為了那塊玉來的？”

站在臺上，他顯得有些拘謹，雙手不自覺地交握著，像當年站在博物館休息室里的那個少年。

掌聲響起時，他低著頭，眼眶微微發紅，輪到他發言時，他只說了幾句樸實的話。

他說，自己只是做了該做的事；說那枚玉璽本來就不屬于個人；也說，這么多年過去了，從來沒有后悔過當年的選擇。

臺下的人聽得很安靜，因為誰都明白，這份平靜背后，是一種無需修飾的篤定。

四十多年的時間，足以改變一個人的容貌，卻沒能改變這個普通農民的選擇。

那枚“皇后之璽”靜靜躺在博物館里，接受世人的仰望；而那個當年把它從水渠里撿起的少年，也在歲月深處，收獲了一份遲到卻厚重的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