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車凌晨抵達長沙。雨點從站臺頂棚縫隙飄落,他鉆進出租車,直奔岳麓山腳下的居民樓。門沒鎖,張德春靠在沙發里抽煙,煙霧打著旋兒升進昏黃的燈光。“戶口本被派出所拿走了。”她輕描淡寫地踢開煙灰缸。段夢豪心里的弦繃得更緊:王經理已被紀委“雙規”,那套移到張德春名下的房子,賬目不干凈,一旦對上口供,紙包不住火。
段夢豪并非一夜墮落。1945年寒冬,他在益陽郊外放牛時每天把字帖壓在草垛上練,一支鉛筆能削到剩一截短芯。1964年考進湖南師大后,他寫的《從湘西土產看山區經濟》讓省里領導拍案叫絕。1970年代,他跑鄉鎮、扛麻袋、查庫存,被稱“拼命三郎”。同志們曾開玩笑:“要是供銷社都像老段這樣干,虧空能少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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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他39歲,“副廳”頭銜如同金邊綬帶。外地新物資一到碼頭,他敢通宵清點、敢把過期庫存直接砸倉門口處理。靠著這股狠勁,省社扭虧轉盈,媒體叫了好幾年“改革急先鋒”。可惜,掌聲帶來的不只是榮譽,還有應酬、推杯換盞與遞過來的名片夾。
1993年夏日一頓酒局,改變了他的軌跡。陪酒的張德春眉眼明亮,邊敬酒邊念俏皮話,包廂里的人哄笑,他卻心里一沉;那種似曾相識的貧窮感突然鉆上來——對方的眼神里有他少年討飯時的影子。次日,他留下BP機號。此后舞廳、湖邊野餐、深圳招商會,二人以“兄妹”相稱,名義體面,距離卻越來越曖昧。
張德春染毒癮,被罰款兩千。段夢豪掏錢、安排戒毒、再掏錢,一次比一次大方。一來二去,他的家底開始穿孔,卻沉迷于“救贖感”。那種“只有我才能把她拉出泥潭”的錯覺,像鴉片一樣令他亢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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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初,省社旗下的湘潤公司手上有套職工福利房,王經理剛擬完分配方案就被段夢豪叫去。“借我用用。”段夢豪笑著說。王經理皺眉:“領導,大家都認識您。”段夢豪的笑意僵住,壓低嗓子:“那就干脆買一套,費用走公帳。”三個月后,12萬元公款變成長沙河西一處商品房,再過戶到張德春名下。
這一年年底,風聲瞬間收緊。紅包案曝光,紀委暗訪小組盯上省社。夜里十二點,段夢豪在辦公室接到提醒電話:“王經理開口了,你得小心那套房的事。”他放下話筒,腦子里嗡嗡作響。政壇名節與家族未來像兩堵墻逼近,中間只剩一條細縫。
3月15日清晨,他坐在張德春出租屋的矮凳上,手掌覆在臉上,悶聲說道:“一旦東窗事發,我頂不住。”張德春撲到他懷里:“那我陪你。”簡單六個字,將他最后的理智也割斷。
兩人跑遍藥店,買下整盒安眠藥。賓館登記用的假名寫成“段、張”,房卡放進口袋時,他卻突然想見妻子。傍晚,他回到自家單元。走廊燈壞了一半,墻上斑駁的水漬像一條條淚痕。妻子推門見他滿眼血絲,愣住。他脫口而出:“我錯了,全部錯了。”緊接著哽咽得說不出話。女兒站在門口,捏緊作業本。妻子只是擺手:“你別亂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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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7日11時,陋園賓館705房的電話打到前臺,女聲發顫:“快救人。”服務員沖進房內時,段夢豪已昏迷,床頭遺書潦草:“我們沒害過百姓。”張德春神智尚清,抓住服務員袖口,喃喃一句:“他求我別再打電話,可我怕。”
搶救室外,警方記錄顯示:段夢豪服藥量是張德春的兩倍。他活了下來,卻再無退路。當晚,省委緊急會議決定暫停其職務。一個月后,省檢察院立案,涉案金額折算十四萬余元,罪名明確:受賄。
提審筆錄中,他低聲復述那句多年前的信條——“供銷人要挺起脊梁”。可是脊梁早已被情欲和僥幸反復折斷,留下一堆冰冷文字。張德春因窩藏、吸毒再次被拘,后送強戒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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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后,熟悉案情的辦案人談到此事,仍惋惜:“要是他那天沒讓公款買房,也許還能全身而退。”可是“如果”從來不是檔案里的選項。一個省級改革典型,一處價值十二萬的房產,一段自以為轟轟烈烈的癡情,把早年那個放牛娃親手送進囹圄。
1995年夏天,法院終審,段夢豪獲刑十二年。一張判決書,蓋上鮮紅的鋼印,再無更改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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