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起來,江騰蛟的人生像兩段截然不同的電影。第一段,底色耀眼。1920年,他出生在湖南瀏陽。11歲就當兒童團團長,18歲入黨,隨隊伍輾轉南北。抗日烽煙里,他在平型關附近腹部中彈,血流如注,卻死死抱著機槍堅持到增援部隊趕來。解放戰爭期間,他任38軍某師政工主官,門牙在炮火中被震裂,仍帶傷沖鋒。1955年授銜,胸前掛滿四枚勛表,部隊弟兄暗地里稱他“拼命蛟”。
然而電影突然換了片名。1966年的夏天,江騰蛟調任南京軍區空軍政委。那正是風雨欲來之時,許多人分不清風向,他卻一頭扎進派性旋渦。有人勸他“別伸手太長”,他卻笑言“兵要搶占制高點”。很快,他的注意力從訓練轉向人事,凡是能左右話語權的,他都以“戰友情”穩住。吳法憲到軍區視察,他擺下滿桌山珍;聶鳳智當面批評,他背后豎起暗箭。1967年深夜,他竟帶人突查許世友住處,翻箱倒柜。許世友沉著臉,只留下一句“記著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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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秋,毛澤東在一次軍委碰頭會上親點其名,說“此人暫不可用”。一句“不可用”,妥妥把他推到懸崖邊。職務撤銷,隔離審查,昔日簇擁瞬間散盡。江騰蛟自忖仍能翻盤,于是把賭注押到林彪身上,寫下洋洋兩千字“效忠信”。他未料,自己的“后路”不過三年就變成陷阱。1971年“九一三”事件震動華夏,凡與林彪沾邊者悉數過堂,他自然難逃。
隔離之初,調查組僅用十來天就列出厚厚罪證。江騰蛟反復咀嚼只剩一句:“我那點機靈,算不得聰明。”隨后,他在筆錄上連寫“無可辯解”四字。1973年,黨籍、軍籍雙雙被取消,軍裝、勛章統統封存。他被送往北郊看守所,開始漫長的反省。也就是在那里,他首次提到想“再披一次55式軍裝”,但那時誰都認為無從談起。
鏡頭轉向江新德。這位1960年入伍的雷達工程師,在父親出事后自動遞交退伍申請,先到江蘇一家機械廠當技術員,后調回地方高校當教師。組織上找他談話,問及對父親審判的看法,他只說一句,“他得為自己當年的選擇付賬。”這番話并無刻薄,只是帶著一個從小被教育“跟黨走”的干部子弟,對原則的執拗。
判決書下達后,李燕平幾近虛脫,又慶幸判決不是極刑。她見過丈夫最勇猛的時代,也陪他走到被隔離的暗夜。她對兒子低聲說:“法辦,也好,總算有個名分。”此話旁人或覺薄情,熟知她的人卻懂得,那是苦難之海里壓到嗓尖的最后一點坦然。
同年秋天,考慮到江騰蛟身患冠心病、糖尿病并重,司法機關批準其保外就醫。太原空軍干休所給他和家人各分了一套舊宿舍。搬家那天,沒有鑼鼓,也無人圍觀,只有幾件發白的舊棉被和一本發黃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鄰居們只道來了一位“老兵”,不知他曾經的高位與跌落。
余生的江騰蛟極少出門,日常是種花、寫字、讀報。一有電視重播抗戰片,他就搬個小板凳挨得很近看。片中年輕戰士端著“三八大蓋”沖鋒的背影,會讓他沉默很久,偶爾眼角有光閃過。李燕平見狀,輕聲說:“過去了。”他則淡淡回一句:“忘不掉,也得記著。”讀到昔日戰友再度授勛的報道,他會把報紙折好,放在枕頭邊,似在提醒自己:錯了就是錯了,功勞不能抵消罪責。
歲月把人的鋒芒磨平。2009年4月,90歲的江騰蛟病重住進北京某醫院。臨終前,他牽著妻子的手,聲音沙啞:“能不能……讓我最后一次穿上那套55式軍裝?”李燕平點頭,卻沒把握中央是否同意。她鼓起勇氣寫信說明情況:一紙申請沒替丈夫求功勞,只提及他早年的拼命和后來的悔罪。審查部門綜合考慮,最終批復“予以照辦”。批復只寥寥數語,卻讓這個垂危的老人安靜地合上了眼。
5月8日清晨,病房外梔子花微開,護士為他整理好軍裝扣子。那身墨綠見證過他最輝煌的瞬間,也陪他走向最終的告別。家屬遵囑簡單辦喪,無花圈、無嗩吶,遺體火化后骨灰葬于太原郊區烈士陵園旁的家屬區。半月后,他昔日戰友才從《解放軍報》的訃告角落里得知消息,提筆寫悼詞者寥寥。
江騰蛟一生功過并存。抗戰、解放戰爭期間,他是沖鋒陷陣的勇將;特殊年代,他在派系斗爭里滑向深淵。1980年的法庭給了結論,也給世人一把尺子:勛章可以熠熠生輝,錯誤同樣會被記錄在案,無人能夠憑過往就免于審判。江新德那句“咎由自取”像冷水,潑在熱鬧的歷史畫面上,卻顯露最樸素的道理——選擇走哪條路,從來只在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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