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江騰蛟接受審判，其子江新德坦言：咎由自取！次年判處18年

回想起來，江騰蛟的人生像兩段截然不同的電影。第一段，底色耀眼。1920年，他出生在湖南瀏陽。11歲就當兒童團團長，18歲入黨，隨隊伍輾轉南北。抗日烽煙里，他在平型關附近腹部中彈，血流如注，卻死死抱著機槍堅持到增援部隊趕來。解放戰爭期間，他任38軍某師政工主官，門牙在炮火中被震裂，仍帶傷沖鋒。1955年授銜，胸前掛滿四枚勛表，部隊弟兄暗地里稱他“拼命蛟”。

然而電影突然換了片名。1966年的夏天，江騰蛟調任南京軍區空軍政委。那正是風雨欲來之時，許多人分不清風向，他卻一頭扎進派性旋渦。有人勸他“別伸手太長”，他卻笑言“兵要搶占制高點”。很快，他的注意力從訓練轉向人事，凡是能左右話語權的，他都以“戰友情”穩住。吳法憲到軍區視察，他擺下滿桌山珍；聶鳳智當面批評，他背后豎起暗箭。1967年深夜，他竟帶人突查許世友住處，翻箱倒柜。許世友沉著臉，只留下一句“記著今天！”

1968年秋，毛澤東在一次軍委碰頭會上親點其名，說“此人暫不可用”。一句“不可用”，妥妥把他推到懸崖邊。職務撤銷，隔離審查，昔日簇擁瞬間散盡。江騰蛟自忖仍能翻盤，于是把賭注押到林彪身上，寫下洋洋兩千字“效忠信”。他未料，自己的“后路”不過三年就變成陷阱。1971年“九一三”事件震動華夏，凡與林彪沾邊者悉數過堂，他自然難逃。

隔離之初，調查組僅用十來天就列出厚厚罪證。江騰蛟反復咀嚼只剩一句：“我那點機靈，算不得聰明。”隨后，他在筆錄上連寫“無可辯解”四字。1973年，黨籍、軍籍雙雙被取消，軍裝、勛章統統封存。他被送往北郊看守所，開始漫長的反省。也就是在那里，他首次提到想“再披一次55式軍裝”，但那時誰都認為無從談起。

鏡頭轉向江新德。這位1960年入伍的雷達工程師，在父親出事后自動遞交退伍申請，先到江蘇一家機械廠當技術員，后調回地方高校當教師。組織上找他談話，問及對父親審判的看法，他只說一句，“他得為自己當年的選擇付賬。”這番話并無刻薄，只是帶著一個從小被教育“跟黨走”的干部子弟，對原則的執拗。

判決書下達后，李燕平幾近虛脫，又慶幸判決不是極刑。她見過丈夫最勇猛的時代，也陪他走到被隔離的暗夜。她對兒子低聲說：“法辦，也好，總算有個名分。”此話旁人或覺薄情，熟知她的人卻懂得，那是苦難之海里壓到嗓尖的最后一點坦然。

同年秋天，考慮到江騰蛟身患冠心病、糖尿病并重，司法機關批準其保外就醫。太原空軍干休所給他和家人各分了一套舊宿舍。搬家那天，沒有鑼鼓，也無人圍觀，只有幾件發白的舊棉被和一本發黃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鄰居們只道來了一位“老兵”，不知他曾經的高位與跌落。

余生的江騰蛟極少出門，日常是種花、寫字、讀報。一有電視重播抗戰片，他就搬個小板凳挨得很近看。片中年輕戰士端著“三八大蓋”沖鋒的背影，會讓他沉默很久，偶爾眼角有光閃過。李燕平見狀，輕聲說：“過去了。”他則淡淡回一句：“忘不掉，也得記著。”讀到昔日戰友再度授勛的報道，他會把報紙折好，放在枕頭邊，似在提醒自己：錯了就是錯了，功勞不能抵消罪責。

歲月把人的鋒芒磨平。2009年4月，90歲的江騰蛟病重住進北京某醫院。臨終前，他牽著妻子的手，聲音沙啞：“能不能……讓我最后一次穿上那套55式軍裝？”李燕平點頭，卻沒把握中央是否同意。她鼓起勇氣寫信說明情況：一紙申請沒替丈夫求功勞，只提及他早年的拼命和后來的悔罪。審查部門綜合考慮，最終批復“予以照辦”。批復只寥寥數語，卻讓這個垂危的老人安靜地合上了眼。

5月8日清晨，病房外梔子花微開，護士為他整理好軍裝扣子。那身墨綠見證過他最輝煌的瞬間，也陪他走向最終的告別。家屬遵囑簡單辦喪，無花圈、無嗩吶，遺體火化后骨灰葬于太原郊區烈士陵園旁的家屬區。半月后，他昔日戰友才從《解放軍報》的訃告角落里得知消息，提筆寫悼詞者寥寥。

江騰蛟一生功過并存。抗戰、解放戰爭期間，他是沖鋒陷陣的勇將；特殊年代，他在派系斗爭里滑向深淵。1980年的法庭給了結論，也給世人一把尺子：勛章可以熠熠生輝，錯誤同樣會被記錄在案，無人能夠憑過往就免于審判。江新德那句“咎由自取”像冷水，潑在熱鬧的歷史畫面上，卻顯露最樸素的道理——選擇走哪條路，從來只在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