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年朱輝照已離休，中央考慮到他的付出：授予中將和3枚一級勛章

1964年4月18日凌晨，北京阜外醫(yī)院樓道里一片寂靜。病房中，53歲的朱輝照躺在氧氣罩后，已經(jīng)無法說話。守在床邊的妻子輕聲問：“首長，還疼嗎？”朱輝照微微搖頭，目光卻落在床頭柜上那枚暗紅色的“八一”勛章。僅僅九年前，他還在病床上接到授銜通知；此刻，生命時鐘即將停擺。人們不禁好奇：這位籍籍無名的江西人，為何能讓中央在1955年專門破例，授予中將軍銜并同時頒發(fā)三枚一級功勛？

把時間撥回1955年8月，一個悶熱的午后，西山療養(yǎng)院里傳出電話鈴聲。工作人員推門進入，壓低嗓音：“朱政委，中央軍委請您九月到北京授銜。”朱輝照正靠在藤椅上，右手還殘留著針孔。他愣了幾秒，輕聲回應(yīng)：“我都離休了，還給我排什么座次？”可電話那頭的指示異常明確——軍委決定，朱輝照中將，三枚一級獎?wù)拢鰪碾x休之日起照發(fā)。短短幾十個字，凝結(jié)的卻是二十五年槍林彈雨、暗夜挑燈的積累。

事實上，朱輝照與“沖鋒陷陣”這樣的字眼并不常被放在一起，他的標簽是“政工骨干”。1930年夏，他在江西蓮花加入紅軍，當年就在戰(zhàn)壕里當了連指導員。王明“左”傾路線最盛的時候，許多連隊被搞得黨組織支離破碎，十二團甚至出現(xiàn)整建制“無支部”局面。朱輝照臨危受命，被任命為團政治干部。他挨個排、挨個班調(diào)查黨員底數(shù)，曾在雨夜里端著馬燈翻老名冊。有人勸他“別管”，他只回一句：“沒有支部，部隊就會散。”一個多月后，十二團的黨小組與支部恢復正常運轉(zhuǎn)，他也因此被推舉為團政委。

長征途中翻越夾金山時，十二團前衛(wèi)營被阻在山口。帶槍沖鋒的不是團長而是政委。朱輝照腳踝中彈，倒下之前揮手向后示意“繼續(xù)”。有人后來打趣：“那年冬天，他腳底還剩兩塊彈片，走起路來唰唰響。”政委的血肉之軀，為許多年輕戰(zhàn)士樹起“團結(jié)—勇敢—頑強”的立標。

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他來到晉西北，出任八路軍120師715團政委。北方士兵多，南方士兵也不少，氣候差異再加吃食問題，團里矛盾四起。朱輝照沒搞訓話，先讓炊事班一天里做三次不同口味的飯，接著把班務(wù)會全部換成“伙房會”，讓大家圍著大鍋邊吃邊談。“嘴里不別扭，心里就順”，這是他常掛嘴邊的一句話。小小調(diào)劑，讓715團從“窩里斗”變成“生力軍”。兩年后，這支部隊在雁門關(guān)狙擊戰(zhàn)里截斷日軍補給線，一戰(zhàn)成名。

解放戰(zhàn)爭時期，朱輝照在西北野戰(zhàn)軍第四軍政治部工作，先是副主任，后主持全面工作。西北戰(zhàn)場天高路遠，補給捉襟見肘，打仗靠的是極強的士氣。四軍吃不上整糧，他就想方設(shè)法收集西安報紙里關(guān)于解放區(qū)減租減息的報道，大量復印、發(fā)到排面；前沿戰(zhàn)士收到新鮮信息，知道家里有人分到地，打起仗來“腰桿直”。張宗遜將軍曾笑稱：“四軍槍響得多半是老朱給的底氣。”

1949年大局已定，朱輝照調(diào)任第三軍政委；1951年因腦溢血第一次發(fā)作，被安排到北京民航局工作并兼任黨組副書記。民航事業(yè)百廢待興，他領(lǐng)著一群當年飛行大隊的老兵“摸著石頭過河”。機務(wù)手冊、夜航規(guī)程、安全獎懲細則，一本本寫出來；到1954年年底，民航局在軍委系統(tǒng)的考評里上了“先進紅榜”，這讓彭德懷在表彰會上點名：“朱輝照沒飛過飛機，但保住了飛機。”

身體卻在暗中亮紅燈。1955年4月，他第二次腦溢血，醫(yī)生叮囑必須長期靜養(yǎng)。文件送到枕邊，他略掃一眼就簽字寫“離休”兩字。有人替他惋惜，一位老戰(zhàn)友半開玩笑說：“老朱，這一離休，可別把軍銜也‘休’掉。”朱輝照笑笑：“靠肩章吃飯的日子過去了。”誰也沒想到，幾個月后中央還是硬把肩章按到他胸口。

授銜典禮那天，朱輝照拄著手杖，在釘著紅毯的臺階上走得極慢。不少年輕干部不認識這位“黑瘦個子中將”，卻從彭老總鄭重其事的握手中看出分量。勛章發(fā)畢，朱輝照在休息室對警衛(wèi)員說：“這三塊是全團、全旅、全軍的，不是我的。”短短一句，被收入授銜儀式記錄檔案。

并非只有朱輝照離休后獲此殊榮。張仁初、肖新槐、梁從學等人也因傷病離崗，卻同樣被授予中將。這不是例外，而是制度對歷史貢獻的一次追認。1955年，軍銜評定原則里寫得清楚：“凡建國前在軍級以上職務(wù)，或有突出功勞者，可授中將。”對于政工骨干，這條尤為重要——沒有這些人，許多部隊難以凝聚、難以存續(xù)。

朱輝照的個人品行，在老部下眼里分量更重。1951年回鄉(xiāng)探親，他在縣城小館只要了一碗素面。親戚們問他要安排“糧食局”“工商所”的指標，他抬手止住，“我沒權(quán)力插手，也不想破壞規(guī)矩。”有人不依不饒，他就笑答：“既然打了幾十年仗為的是公平，那就別先給自己開小灶。”多年后，這段對話仍被當?shù)厝擞脕斫逃拥堋?/p>

1964年4月20日，八寶山禮堂擠進兩千余人。許光達大將主持悼詞，賀龍、張宗遜等老首長扶靈。悼詞沒有華麗辭藻，只有一句：朱輝照同志“言為士則、行為世范”。棺木離開禮堂那刻，不少老兵嗚咽著喊：“政委，路好走。”他們知道，這位政委一生沒當過集團軍司令，也沒指揮過什么大會戰(zhàn)，卻在無數(shù)“看不見的戰(zhàn)線”上把一支支部隊攥得更緊、更硬。

1955年那三枚一級勛章，如今靜靜陳列在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講解員對參觀者說：“它們屬于一位離休時還在病榻上的政工干部。”或許，正因為身居幕后、甘當綠葉，朱輝照更顯珍貴。命運在他生命最后階段給了最高禮遇，也提示后人：功勞不分顯赫與平凡，軍功章里同樣閃耀著那些并不在聚光燈下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