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滇軍起義將領楊朝綸叛變，被捕后陳賡急問潘朔端：該怎么辦

陳賡當即派人把潘朔端叫來。兩人面對面坐定，短短幾秒沉默后，陳賡壓低嗓子：“老潘，你說，該怎么辦？”這是全篇的關鍵節點，也是多年恩怨的匯總口。潘朔端微微蹙眉，一切往事如走馬燈般閃過。

往前推四年。1946年5月，海城的炮聲剛停，184師師部卻炸開了鍋。那天夜里，潘朔端收到北滿總前委的密電，希望184師舉義制止內戰。滇軍長期被排擠，官兵悶氣早積，潘朔端順水推舟，立即通電全國聲明起義。朱德發來賀電，東北戰場由此響起第一聲反內戰槍響。

海城城頭歡呼聲還未散去，大石橋方向卻傳來壞消息：550團團長楊朝綸拒絕接洽、拒絕換旗，甚至揚言“寧為玉碎”。6月2日，韓先楚調集火力猛攻大石橋，2、3營連同團部很快被殲。楊朝綸成了俘虜。按照慣例，他本該押往后方看管，但潘朔端出面擔保，“老楊跟我多年，不會再鬧”。組織同意留用，給了個副師長職銜，希望用政治工作慢慢轉化。

從供給制到官職制的反差卻戳痛了楊朝綸的心。東北冬天苦寒，津貼定額又低，他常掛在嘴邊一句話：“升官不發財，圖啥？”那股抱怨聲，在大部隊北撤時徹底爆發。1946年12月，南滿鐵路石人站濃霧彌漫，飛機轟鳴剛過，他命號手急集合，打著疏散的旗號裹走千余人，南逃國民黨陣線。潘朔端追悔不迭，東總隨即電示：今后凡經戰斗不繳槍而所謂“起義”者，一律視為作戰對象。

之后的劇情幾乎重復播放。1947—1948年，杜聿明兩度拼湊184師，梅河口、錦州、天津三戰三潰，楊朝綸卻屢敗屢升，終于在第三次整編里坐上師長寶座。1949年1月天津總攻前夜，他抓到我軍偵察員攜帶的進攻示意圖，急電陳長捷，仍無力挽救敗局。當城門被攻破，他束手就擒。按戰犯標準，這個名字本應列入第一批押赴關外看管的人，可由于他與盧漢、盧漢與中央之間那條脆弱的紐帶，上級決定暫予釋放，讓他返回云南配合勸進。

誰料這一招險些弄巧成拙。回到昆明后，楊朝綸不但沒低調，反而借“警備司令部指揮官”頭銜四處串聯，鼓動少壯派抵抗。他口無遮攔，動輒喊出“血戰到底”，弄得盧漢幾度失眠。盧漢見勢不妙，索性把他調到93軍任副軍長，表面是高配，實則軟禁。這一步，只能算暫時拆雷。

時間邁到1949年12月。盧漢在自家客廳宣布起義，20余名滇軍將領輪流在通電上簽字。楊朝綸也寫下名字，但筆跡僵硬，旁人都看得出他心里不情愿。起義后，93軍改為暫編13軍，他仍是副軍長。可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他又背地里同李彌、湯堯接頭，企圖策動大理、楚雄一線部隊再打“反撲仗”。情報部門迅速鎖定，1950年初，一紙逮捕令把他從官邸帶走，交由軍管會看押。

案卷放到陳賡桌上時，軍法、統戰、公安三方意見各不相同。有人說他畢竟在起義通電上簽了字，且手上并無屠殺平民記錄；有人提醒，他兩次叛變，若再輕縱，軍紀威信何在。陳賡左右為難，才有了文首那場夜談。

對話沒有持續太久。潘朔端講了兩件事：一是184師第一次整訓時，楊朝綸公開造謠“共軍打不過半年”；二是南撤叛逃時，他開槍威脅背包連、技術連的干部，導致多人失蹤。說到這兒，潘朔端聲音沙啞，“這樣的人若再留尾巴，會害更多弟兄”。陳賡點頭，向窗外吐了口濁氣，決心已定。

1950年4月7日，昆明體育場萬人公審會上，檢察員列數楊朝綸“叛變、通敵、策動武裝叛亂”三條大罪。宣判剎那，他抬頭四顧，看見昔日部下馬逸飛、魏瑛站在旁聽席，神情黯然。行刑車緩緩開出會場，圍觀人群沉默無聲。

楊朝綸的一生，從云南講武堂課堂到東北鞍海陣地，再到昆明看守所，只用了不到二十五年。一路升遷、三度易旗，看似精于鉆營，實際每步都把自己推向絕路。滇軍傳統的地方觀念、軍閥式升官哲學、對“發財”二字的病態執念，在他身上集中爆發，終究逃不過軍紀與民心的合力裁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