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推崇賢人政治,連同戲臺上都在演這樣的政治模式,那么這樣的政治模式可靠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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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一聽這種政治模式是可靠的,實際上并不可靠。賢人一般都是道德品質比較高尚的人,要執掌政權,要推行以德治國,總是帶有理想主義的影子,或者說這種賢人政治模式太過于理想化,最終會歸于失敗。因為治國并不完全靠道德,還應該靠法律,沒有法律的道德,就是空中樓閣,甚至很多人嘴上都在講道德,暗地里都在謀求私利,甚至做事無底線,損人利己,侵吞國有資產,卻認為是正當的。只要沒在明面上表現出來,沒被別人發現,就算是正當的,別人無從干涉。提倡道德的賢人可以不貪污受賄,可以不拉幫結派,可以弄得官場風清氣正,但沒幾個官員愿意干下去,因為他們無利可圖,也不能成為特權階級的一員,那么做官只是受累,卻沒有什么好處,收入還低得可憐,甚至比農民的收入都低,那么他們為何要做官呢?他們的道德水平真的那么高嗎?當然沒有,他們嘴上說為天下蒼生著想,抱著整民濟世的理想,卻并不能救民于水火之中,不能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當然也就只能成為官場的祿蠹,和其他官員迎來送往。賢人并不提倡這個,而是要提倡道德水平。賢人要以身作則,認為自己的道德水平比較高,就要別人都來遵守道德,而不要別人背離道德。越是這樣,賢人越是自信,認為自己是天下的楷模,當然是自封的,而這種楷模卻靠不住。
在實際的政治運作之中,道德只是表面現象,而起內在作用的是法律。道德不具備強制執行力,只具備號召的能力,而法律才具備強制執行力。賢人有可能靠道德感召天下人,讓他們都來完善道德,卻不一定完善法律。倘若依法治國,當然也是可以的,卻在推行過程中出現很多問題,主要還是有法不依的問題。古代宗族控制農村的人,很多宗族成為政治系統的毛細血管,細枝末節。甚至有的宗族內的人鬧事,打死了人也可以私了,卻不會經官府。宗族內的長老一定是德高望重的,制定的一些懲罰規則,明明違法,卻照樣可以執行下去,因為宗族內的人都相信他,也都認為這樣的懲罰是恰當的。倘若有男女偷情,男人可能挨幾十大板,女人就有可能浸豬籠。倘若有小偷出現,那么小偷就有可能游街示眾。不管怎樣懲罰,都和法律不符。賢人似乎喜歡這樣的治理方式,喜歡省事,只要老百姓都遵守道德,就不會有違法犯罪的人產生。這樣的觀點當然是理想化的,一點都不現實。現實中的人個個為了私利而奮斗,卻不會只遵守道德。不僅如此,而且很多人主動作奸犯科,官員肆意搜刮民間財富,土匪搶劫老百姓的糧食和錢財。小偷偷盜之后,并不能被及時逮住,不能被及時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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賢人政治似乎忽略了這些社會陰暗面,看到的只是光明面,而且要倡導人們遵守道德,不要違背道德。漢代有舉秀才、舉孝廉的制度,就是靠推舉來讓書生做秀才,做孝廉。以至于發展開來,出現了“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的情況。賢人政治往往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并不會完全遵守法律,也不會利用整個龐大的文官系統來設計體制。皇帝只是遵從“祖宗之法不可變”的觀念,要在前朝制度基礎上修修補補,卻不會改變整個社會體制。皇帝自稱是賢人,要給天下百姓做出模范帶頭作用,卻偏偏有時候偷懶,不理朝政,沉迷后宮,沉迷酒色,耽于玩樂,當然也就做不成楷模了,可是對外宣傳,仍然說自己是楷模。老百姓并不能進入皇宮查看皇帝的生活狀況,只能根據宣傳來了解皇帝的生活,了解官員的生活。皇帝和官員都會裝扮自己,扮演成賢人的角色,要以德服人,以理服人,實際上仍然要以法服人,而法律就是他們說出口的話,卻不是明文規定的法律。不管是收稅,還是征發徭役,官員都可以把征收的官職賣出去,賣給那些地痞流氓。地痞流氓買了這樣的官職,就等于有了官府背書,可以搞很多無底線操作,哪怕逼得農民家破人亡,也仍然要交稅,仍然讓他們服徭役。這些地痞流氓在所謂工作的過程中,仍然會層層加碼,最終賺得盆滿缽滿。
賢人似乎不愿意看到社會陰暗面,不愿意看到民不聊生的狀況,而只愿意聽手下官員的匯報,或者看一看歌功頌德的詩,就覺得天下太平,沒有什么比太平穩定更重要的了。因為只有天下太平和穩定,才可以保證現有的制度不變,其實就是保證現有的剝削關系不變,那么官員和皇帝的地位也不會變。賢人政治不改變,社會狀況就不會改變,社會體制就更不會改變了。其實,無論是皇帝還是官員,都不是所謂的賢人,只不過他們善于裝扮,把自己裝扮成賢人罷了,而那些被稱為賢人的民間哲學家、學問家也不是真正的賢人,只能在某些方面有所建樹,卻并不一定懂得治理天下之道。他們總是自視甚高,覺得自己可以提筆安天下,卻分明沒有那么大的能耐。連同皇帝都不能提筆安天下,就更別提民間的哲學家或學問家了。倘若民間的哲學家或學問家進入官場,也一樣會把自己染黑,會拼命搜刮民間財富,用于官場運作,而不會主張修齊治平的理念,也不會主張以德治國了。賢人總是看重道德,看重人們思想水平的提升,卻往往忽略了物質條件,忽略了人的私心。以前“一大二公”的時候,很多人都很興奮,以為趕上了好時代,實際上忽略了經濟規律,最終破產。還是聯產承包責任制比較好,各人種個人的地,當然也就激發了個人的主觀能動性,發揮了應有的生產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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賢人政治并不可靠,即便皇帝和滿朝文武聲稱是賢人,也仍然不是賢人,而是自詡為賢人罷了。倘若他們真的是賢人,那就要禮賢下士,經常到民間訪求有學問的人,而且要主動降低俸祿水平,掙的比農民都少,而且一心為民。試想有幾個官員能這樣做的?即便聲稱代表無產階級的官員也不能這樣做,就更別提古代的官員了。如此來看,賢人政治只是表面文章。真正起內在作用的,還是強硬的手段,是強權政治,而不是民主,也不是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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