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的終點有什么？吉莉安·阿德勒談中世紀時間的三重織錦

吉莉安·阿德勒

2025年的最后一天，數據與情感的關切都流向同一件事——時間。我們在堆疊的年終總結中打撈意義，試圖證明生命并不是一連串孤立的片刻。 在當代，哲人們批判時間淪為了商品，成為均質地流逝著的效益單位，由此失去了神圣性。作為過度貪戀精確的代價，時鐘的嘀嗒催生焦慮。

那么，在機械時間全面壟斷生活以前，人類如何感知、接納并安放時間？

在歐洲第一臺報時鐘當眾懸掛以前，中世紀人通過潮汐和星辰、天光與影子的變幻來感知時間，也根據教會的歷法安排祈禱和節慶。人們感受著內在與外在時間的平衡：遁入宗教永恒的狂喜，或在回憶中感受時空綿延。時間曾是內嵌于生命的節律。

在近期翻譯成中文出版的《萬物皆有時：中世紀的時間與生活》中，吉莉安·阿德勒（Gillian Adler）與保羅·斯特羅姆（Paul Strohm）探討了中世紀機械鐘普及前后的時間體驗與觀念變革。吉莉安是紐約莎拉·勞倫斯學院的人文講席教授，也是紐約中世紀協會主席。她深耕中世紀時間史多年，代表作《喬叟與時間倫理》（Chaucer and the Ethics of Time）2022年于英國出版。

《上海書評》于年末專訪了作者吉莉安·阿德勒，請她談談中世紀的三重時間感知：自然時間、儀式時間與機械時間。在數千年前的人類經驗中，也許存在著與時間洪流溫柔共處的密碼。

《萬物皆有時：中世紀的時間與生活》，[美]吉莉安·阿德勒、[美]保羅·斯特羅姆著，陳靜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25年11月出版，248頁，88.00元

時間的多重感知

中世紀人生活在比今天的我們更多元的時間系統中，他們對時間的感受比當代人豐富很多。您在書中探討了自然節律、宗教儀式與機械時鐘等多種并存的時間維度。這些不同維度、相互碰撞的時間機制，如何塑造中世紀人對時間的理解？從您研究的文學作品中看，他們對時間的理解與今天的我們有什么明顯不同？

吉莉安·阿德勒：中世紀的人們以有趣的方式平衡著內在和外在的各種時間形式：自然時間、儀式時間以及機械時間。這些看似紛繁復雜的時間體系和感知方式并沒有造成混亂，相反，時間就像一張“織物”，由多條線索和框架交織而成，沒有哪一條能夠完全主導人們的時間意識。

中世紀的人們在時間方面處于一種“同時感知”的狀態。大多數人依靠自然和天象來計時，如日出日落、季節更迭、潮汐和星辰。這種計時方式主要服務于中世紀農業生活的節奏。儀式時間則有所不同，它由一套規范的年度宗教儀式和每日祈禱歷法來確定，服務于人們的精神追求。而機械鐘的出現，又逐漸創造了一種標準化的時間，為民事和商業事務的統一性提供了可能。

如今，我們深受機械時間和財政日歷的支配，自視為時間效率的掌控者，致力于最大化利用“分鐘”這一單位。可量化的線性時間模式決定著我們的飲食、工作和睡眠。然而，在中世紀時期，時鐘的權威性遠不及今日。中世紀的人們將時間視為更流動的狀態，他們會通過平衡多套時間系統（自然的、儀式的、機械的）來衡量外部時間，同時，他們也更多地體驗著等待、回憶或期待等主觀時間活動。

中世紀的文學和宗教作品中有很多篇幅都致力于描繪“時間的內在體驗”：宗教狂喜如何將人從當下帶入永恒，或是因瘟疫而逝去的摯愛之人如何使主觀時間感綿延不絕。這些描寫提醒我們，將機械時間置于主觀時間之下，或讓感受定義時間的計量結構，而非將感受生硬地套入計量結構，這樣的時間感知方式是多么重要。

從奧古斯丁的《懺悔錄》到但丁的《神曲》，這些靈性著作揭示了世俗的人類活動與超越性的永恒價值之間的關系，也記錄了人們對時間的廣闊感知：既包含對最小單位時間的感知，也包含對上帝永恒性的感知。一些文學作品描繪了人物在不同時間體系間的轉換，展現了他們如何調和這些體系，從而構建出個人“真實”的時間觀。在《坎特伯雷故事集》中，喬叟試圖在朝圣之旅接近尾聲時確定時間，他運用了自然觀察（觀察影子的長度）、天文觀測和鐘表計時。中世紀人或許并不認為必須在不同的時間體系之間做出選擇，也不會被迫服從線性或循環的單一時間流逝模式，而我們卻常常屈服于壓力，將循環的、自然的、主觀的時間感知簡化為鐘表和日歷上的精確刻度。

書中用“變革的鐘聲”來描述機械時間的逐漸普及，機械鐘的精確齒輪節奏，為商業和社會活動提供了統一、精準、均質的計時機制，打破了過去由“不等時制度”帶來的混沌秩序。當機械鐘首次登場時，這場技術變革對中世紀的社會文化觀念帶來了哪些深遠影響？

吉莉安·阿德勒：隨著機械鐘表在精密性和效率上的不斷發展，它日益強調守時性，并催生出更統一、更精確的計時標準。擒縱器（escapement）是確保計時標準化的關鍵機制；機械的節奏改變了城市生活，促使人們規范市場并重新評估勞動時間，因為它使得設定精確的上下班時間成為可能。這種新的精密規律提升了生產力的文化價值，城市開始對遲到者處以罰款。

鐘表在世俗城市商業活動外的其他領域也發揮著核心作用，例如在宗教團體內部。事實上，最早對時間測量的研究就發生在修道院和教堂，且修道院比城鎮居民更快地擁有早期鐘表。像沃靈福德的理查德（Richard of Wallingford）這樣的神職人員建造的天文鐘，表明了教會對這項研究的大量投入。新技術的誕生必然源于僧侶們對規律作息的需求，他們需制定并遵循特定的時間表。

時鐘從修道院的墻壁移至城市塔樓，為更廣泛的人群創造了一種新的時間標準。當它被安裝在索爾茲伯里大教堂等高聳的公共建筑上時，它獲得了新的公共權威，標志著機械時間的脈搏如今已響徹世俗社會。

藝術和文學作品常常對時鐘表達震驚，而非將其視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精美的自動機械裝置，使時鐘成為一種壯觀而生動的公共展品。時鐘在當時的文化想象和歷史中都占據了重要地位，它經常被轉化為藝術品和寓言。像但丁和讓·弗魯瓦薩爾（Jean Froissart）這樣的詩人從熟悉的時鐘中汲取靈感，發展出一套描述人類經驗的新詞匯，涵蓋了精神永恒、人類愛情、宇宙現象等諸多主題。

（采訪者注：在《神曲》的天國篇中，但丁將時鐘齒輪的秩序感，與人對上帝的熾熱情感、對宇宙和諧的贊嘆聯系起來，突破了傳統宗教文本對 “永恒” 的抽象描述，創造出兼具機械感與神性的時間語言：“于是，那些喜悅的靈魂圍成圈子繞著固定的中心旋轉起來，一面像彗星一般閃耀著強烈的光芒。正如時鐘的裝置結構中的齒輪都各以互不相同的速度轉動，以致在觀察者看來，第一個齒輪似乎靜止不動，最后的一個像飛也似的旋轉；同樣，那一圈一圈的跳舞的靈魂也都各以互不相同的節奏舞蹈，有的快，有的慢，使我得以推斷他們的幸福程度。”）

在今天，時間也許是少有的絕對平等的事物，但您在書中談到，在中世紀，社會中不同階層的人各自有各自的生活節奏：在農民還在依賴自然時間安排農務時，城鎮居民已開始按鐘點組織經濟活動，他們的時間觀已呈現經濟屬性。在中世紀，時間似乎是一種有階級屬性的東西？

吉莉安·阿德勒：是的，可以說時間某種程度上具有“階級屬性”，中世紀生活中不同的時間體系反映了某種社會等級制度。鄉村勞動者的農業耕作通常依賴自然時間，因此關注日出、日落、潮汐等周期性因素；僧侶和神職人員的日常作息嚴格按照教會制定的時間規程，例如晨禱和晚禱，年度例行宗教儀式等；與此同時，中世紀晚期的城鎮居民和商人則尤其依賴公共鐘表所構成的等時制。

然而，這些不同的時間體系并非互斥的，它們不斷重疊，相互競爭，展現了中世紀人駕馭多重時間體驗的能力。時間并非嚴格意義上 “階級專屬” 的最明確證據是，鄉村勞動者將教會時間標記用于勞作安排，農民的一天不僅以黎明為界，也以教會規定的時辰為界。歷法（尤其是描繪每月農事活動的圖像化歷法）將天象與農事綁定，正式確立了農民日常的農耕活動與更廣闊的天體運行周期之間的聯系。通過將黃道十二宮與農民的季節性活動（例如耕作、播種和收割）類比，這些 “每月勞作” 的記憶性圖像，將勞動者的平凡生活與天體運轉，以及僧侶所處的永恒領域聯系了起來。

但丁手持《神曲》立于地獄入口旁，十五世紀濕壁畫。

時間的寓言：道德修辭與性別政治

您在書中展示了中世紀文化如何通過寓言化與擬人化來理解時間。這些圖像和寓言使得時間與很多美德產生了聯系，比如節制、審慎、遠見和智慧等等。直到今天，很多基本美德也與時間有關。時間為什么會成為道德修辭的工具？時間和品德之間的聯系又是如何逐步產生的？

吉莉安·阿德勒：中世紀文化將時間視為人類道德斗爭的根本舞臺，美德與時間的關聯便根源于此。這種關聯源于將抽象的道德沖突具象化的需要，以及計時學作為自律工具的普及。純粹中立、客觀的時間概念很大程度上是現代的發明，是機械鐘表最終占據主導地位的文化副產品。在中世紀人的思想中，時間從來都不是中立的，它是動蕩不安的世界，也是人類為獲得救贖而奮斗的有限期。因而，在精神層面，一個人如何利用時間直接反映了他的美德或罪孽。

將時間寓言化也是對抗關于“肉體有限性”的焦慮的一種手段。在《玫瑰傳奇》等作品中，時間有時被擬人化為老年，有時被描繪成對身體的破壞性影響。這種觀念與《創世記》中的教導，特別是關于伊甸園的教導密切相關，其中確立了辛勤勞動與懶惰之間的道德區別。因此，生產性勞動本身就是一種美德，而浪費時間則是一種罪過。我要補充的是，“高效”或“成功”的含義會因語境而異：它并非總是以勞動的產出來衡量，有時，勞動本身就蘊含著美德。

隨著這些時間概念在寓言中被賦予擬人化形態，抽象的概念被轉化為可以參與戲劇性道德斗爭的角色。在英國諷喻詩《農夫皮爾斯》中，懶惰被描繪成一個嗜睡癥患者，他把時間浪費在“閑聊”上，忽略了自己的精神職責。這種發展強化了“浪費在世上的時間，最令天上的人憎恨”的觀點。懶惰的擬人化使浪費時間的抽象威脅變得具體而可憎。

隨著機械鐘表的普及，節制的美德成為善用時間的最高體現。節制在十三世紀托馬斯·阿奎那的著作中重新成為一項重要的樞德，并很快與鐘表本身聯系起來。計時學的日益普及使人們更加關注節制和自律的倫理。在克里斯蒂娜·德·皮桑（Christine de Pizan）的寓言故事《奧西亞書信》（The Epistle of Othea）中，作者將時間的精確性作為自律的隱喻，節制的化身實際調整著機械鐘表的齒輪，寓意著正如鐘表必須精確校準一樣，有德之人也必須約束自己的身體和欲望。

在時間寓言中，您觀察到，“命運”常以女性形象出現，象征變動、不可控與反復。“時間”則多為男性形象，象征權威、判斷與秩序。您還提到，中世紀男性與女性對時間的體驗也有很大區別，中世紀的時間體驗在性別上是有結構性不平等的。請您再展開談談時間對不同性別角色而言有何不同。

吉莉安·阿德勒：羅馬神話中的命運女神福爾圖娜（Fortuna）和時間之神坦普斯（Tempus）等人物的性別化可能更多是源于拉丁語的語法規則，而非刻意傳達的某種哲學隱喻。然而，我在書里論證了時間體驗的確帶有結構性的性別不平等色彩。我們發現了一種主要的二元對立：一種是線性的、目的論的時間，通常用于描述男性的一生；另一種是基于角色的、循環的時間，則適用于女性；這些時間模式決定著一個人的法律地位、經濟自由和精神成熟度。

對于中世紀的男性，時間通常圍繞著“人生階段”構建，這是一個基于數字年齡的相對標準化的生命周期，反映了人類朝著固定終點（目的論）的線性進程。男性的生命周期通常分為三到七個階段，這些階段往往與宗教數字學相關，并對應于四種體液和四季，也體現著中世紀“自然與人體對應”的世界觀。這些時間階段是衡量個人在世俗生活中所獲成就的重要指標。

女性的時間體驗并非主要由年齡的增長構成，而是由一系列與身份定義、法律地位緊密相關的階段構成。經典模式是按照“處女-妻子-寡婦”的軌跡單向推進，每個階段不可逆、不重復，且節點完全與婚姻狀態 “綁定”。該模式依據女性與婚姻的關系及其法律權利，來定義其時間，而非依據確切的年齡。

婚前和婚后，女性的法律和經濟自由都受到限制。而寡居反而帶來時間和法律上的解放。丈夫的去世打破了線性模式，寡居賦予了女性前所未有的所有權、獨立性和旅行自由。“寡婦”這一階段實質上讓女性獲得了一種 “重獲貞潔” 的狀態，打破了人們對線性人生軌跡的預期。

在實踐中，中世紀女性積極抵制這種線性的、以角色為基礎的時間模式，這表明存在著一個獨特的“女性時間”，這個時間往往是循環往復，而非循序漸進的。喬叟筆下的巴斯婦（The Wife of Bath）前后嫁了五個丈夫，通過言語、身體和情感操縱，掌控了婚姻中的主權，她并非依次經歷妻子和寡婦的階段，而是通過多次婚姻循環往復。瑪格麗·肯普（Margery Kempe）打破了“處女-妻子”這一既定順序，她與丈夫協商婚后貞潔共處，顛覆了傳統的期望，并在某種程度上擺脫了婚姻的束縛。

節制女神正在調試一座時鐘

朝向末日的旅程

中世紀，不同的時間觀念和系統似乎在爭奪著對人們的支配權。中世紀中期城市化進程加快，商業全面興起，人們原本用來祈禱和冥思上帝的時間，也可以被用來追逐效益和財富。宗教時間和世俗時間之間是否存在競爭關系？教會權力和世俗權力各自又是如何通過具體的行為來控制人們的生活節奏的？

吉莉安·阿德勒：中世紀人們對“如何最佳利用時間”的看法各不相同，正如今天一樣。中世紀的精神生活強調時間是用于祈禱與冥想的資源。在教會中保持特定的生活節奏，有助于強化精神戒律。時間管理植根于禮儀日歷與教會時辰，其目的是確保公共祈禱的統一性與準時性。這些的最終目標都是更好地侍奉上帝。

對時間的日益重視加深了人們對“怠惰”（Acedia，即靈性上的懶惰）的恐懼，提醒人們世間萬物的轉瞬即逝。

這種觀念似乎與將時間視為經濟商品的觀念相悖。商人、城市官員和政府官員通過時鐘來控制生活節奏，并以此確立經濟效率的標準。隨著機械鐘被安裝在公共塔樓上，時間從個人或禮儀的節奏轉變為公共的、公民的標準。時鐘規范著商業活動，標示著工作日的精確開始和結束。遲到者會受到經濟而非宗教的懲罰。

盡管這些不同的時間觀念可能在教會和世俗權力之間形成競爭，但它們也相互依存。精神信仰與商業勞動的世界緊密交織：作為效率工具的時鐘，最初因修道院的需求而被發明，最終卻成為商業發展的核心驅動力。歸根結底，時鐘只是根據不同場景，對“人們如何支配時間”賦予了不同的側重點。而某一時刻究竟是用于勞作牟利，還是投身于祈禱救贖，其意義皆非同尋常。

在基督教的闡釋中，末日終會來臨，舊的天地和世俗時間將會終結，神將審判一切，并從此開啟另一種永恒時間。令人困惑的唯一問題并不是它是否會到來，而是它何時到來。因而，中世紀人普遍活在對“時間終點”的恐懼和焦慮之中。中世紀人如何應對這種末世感？ 他們如何既對終點保持敬畏，同時又保有投入當下的熱情？

吉莉安·阿德勒：中世紀的人們應對末世感的方式是，將“終結”與“末日審判”這些恐怖概念轉化為可辨識的符號，并將其轉化為一種約束自身生活方式的道德緊迫感。末日必將到來的確定性，與末日何時降臨的不確定性交織，加劇了人們的恐懼，也迫使他們重視倫理與精神抉擇。基督講述的“聰明童女與愚拙童女的比喻”便是核心告誡：“你們要警醒！因為你們不知道那日子，那時辰。”這讓信徒們始終保持警醒，因為未做好預備的人，將無法進入基督的國。

當時有一系列方式，能讓這一未知的未來變得真切可感、易于理解。中世紀早期的學者，如奧古斯丁和比德（Bede），將他們所處的世界置于一套宏大、結構化的體系——“世界時代”之中，這一體系常與上帝創世的七日相呼應。他們從智識層面給出確切信號：人類正站在時間終結的邊緣，身處基督再來之前的最后一個時代。

敵基督的降臨，成為世界即將終結的切實征兆。這一形象有時被描繪為惡魔，有時則是圓滑狡詐的凡人。它是一個強有力、具流動性的象征符號，使人們將注意力聚焦于當世暴君與道德敗壞之上，以此作為末日即將到來的證據。

為應對這種不確定性，《良心的刺痛》（The Prick of Conscience）等通俗文本廣泛傳播“審判的十五個征兆”。這些征兆對應末日來臨前的十五天，每一天各有表征，例如大海咆哮、巖石崩裂、人們從洞穴中爬出。它們通過夸大世間已存在的自然現象，獲得令人不安的威懾力。

對末日的敬畏得以維系，是因為它賦予了當下強烈的道德與精神意義。對永世詛咒的恐懼，轉化為對現世時間有意識的規劃，并形成積極投身現世的道德律令。唯有帶著屬靈意識去踐行，平凡的生活才具有德性。我們能從裝飾在教堂墻壁與圣壇拱門處的末日審判畫中，窺見這一觀念。這些視覺警示通過展現迫近當下的終極抉擇，迫使人們嚴肅對待現世光陰。

當代社會對“時間的終點”也有很多討論，如死亡所代表的生命終點，氣候變化引發的“生態終點”，人工智能帶來的“人類文明的終點”等。中世紀人應對“終點焦慮”的方式對當代社會有何啟示？

吉莉安·阿德勒：我們當代的許多焦慮都源于我們自身對時間的認知局限：最主要的是我們對機械鐘的過度依賴——它將時間強行塑造成標準化的經濟單位。現代人的倦怠感往往與效率損失或金錢成本相關。我們受困于孤立的、碎片化的數字日程，受困于“以個人效率衡量個人成功”的觀念，而這些往往是以犧牲社群聯結為代價的。

擁抱中世紀生活中時間的多樣性或許能讓我們更好地利用時間，學習一種非線性、更具集體性和道德意識的時間觀。我們可能會發現，專注的創造性工作這類活動，會催生更緩慢、更主觀的時間體驗，從而削弱時間的貨幣化屬性；同時也會提醒我們，精神與心智的荒蕪，實際上比金錢的損耗更值得重視。

此外，我們或許可以跳出孤立的個人日程，將社群聯結置于優先地位，重新定義成功，不再單純以個體效率為標尺定義成就。中世紀的教會時辰與公共鐘聲，曾為人們提供了一種共享的公共時間節律，讓每一天都圍繞集體性的更高目標展開。無論是精神層面的還是社會層面的，恢復共享的社群節奏，或許能使我們從當代孤立的節律中解放出來。

對衰老和個人時間線的恐懼也是源于我們線性時間模式的認知局限。我們的著作揭示了創造性突破與自我更新的可能性：那些被感知為“終點”的時刻，實則可以成為精神重新啟程的契機。

最后，我們可以回望中世紀世界對日月星辰與四季更迭的持續依賴，以此銘記人類與宇宙環境的永恒聯結。

1491/1492 年版《坎特伯雷故事集》木刻插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