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6月份的時候,賀敏學前往京城參加會議。毛澤東特地把賀敏學邀請到豐澤園進行交談。在交談的過程當中問到賀子珍的最近情況。毛澤東忽然掰著手指頭計算了一下:子珍到今年已經44歲了,應該成個家了。賀敏學搖著頭苦笑著說:她說了一句“曾經滄海難為水”,你是了解她的脾氣的。毛澤東聽了這句話之后沉默了一會兒,最后只是輕輕地嘆了一口氣。這句出自唐代詩人元稹的悼亡詩,在這個時候成為了賀子珍對于過往感情的最終注解。
這場對話的背后存在著三重無奈。當時賀子珍居住在上海哥哥的家中,她每月的工資是208元,拿出8元來繳納黨費,剩下的全部交給嫂子進行管理。她連自己的財務都沒有辦法很好地進行打理,就更不用說去開始新的生活了。而在毛澤東那一邊,江青已經生下了李訥,家庭的結構已經趨于穩固了。最為關鍵的是賀子珍自己的心結,在1947年從蘇聯回國之后,她試探著問女兒李敏找一個新爸爸好不好,結果孩子當場大哭表示拒絕。母女倆抱頭痛哭的場景,讓再婚徹底沒有了可能性。
我認為賀子珍的執拗早有跡象可以察覺。在1928年的井岡山,年僅18歲的她為毛澤東擦拭潰爛的雙腳,從那時起就展現出一旦認定便不會輕易放開的性格特點。之后在長征途中懷孕并分娩,剛剛生下孩子被迫將嬰兒送走,這種撕裂般的經歷使得她對僅存的情感聯系格外重視。所以在1954年,當偶然從收音機中聽到毛澤東的講話錄音時,她竟然僵直地坐著一整晚直至陷入昏迷,連收音機的線圈都被燒壞了,這樣近乎生理性的反應,比任何誓言都更為真切。
但毛澤東勸婚并不完全是出于關懷。在1950年他給賀子珍回信時,著重強調了革命第一、身體第一、他人第一這三個方面。這三個第一如同無形的柵欄一般,它既起到了劃分界限的作用,又留存了體面。就連托李敏捎去的白手帕以及耳挖勺也是這樣的情況。手帕是用于擦淚的,耳挖勺關系到個人衛生。但是卻偏偏不送戒指項鏈這類具有曖昧性質的信物。這種經過精心設計的分寸感,是與政治家的身份相契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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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子珍運用古詩來拒絕再次結婚。元稹寫下“曾經滄海難為水”是為了悼念自己的亡妻,賀子珍則用這句詩來祭奠自己經歷生離的婚姻。之后在廬山兩人相見,她哭得無法說出話語。毛澤東所說的“以后見不到了又想說話”,這句話成為了一個預言。在1959年那次倉促的會面之后,兩人果真永遠地分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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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續的發展更值得去仔細思考和探究。毛澤東離世之后,賀子珍堅持要在紀念堂獻上桃形的花圈,緞帶上所署的名字是戰友賀子珍。這個稱呼比妻子的稱呼更為沉重,畢竟戰友是一同扛過槍的,他們之間的感情確實是在戰火之中經過淬煉而形成的。如同她常常跟侄女賀小平所說的那樣:主席在晚上處理公務的時候,我也跟著一起熬夜,身體的生物鐘早就已經改變得無法再恢復原狀了。這種滲透到生理節律當中的聯系,不是改嫁就能夠切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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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可以這樣來進行總結:在1953年有一聲嘆息。在這其中包含著對舊情的歉疚以及對現實的妥協。賀子珍選擇用古詩來守護自己的尊嚴。她實際上比任何人都更加清楚,有些感情如同井岡山的八角樓。八角樓已經不再有人居住了,但是一磚一瓦都鐫刻著歷史的紋路。毛澤東的嘆息,難道不也是對這種清醒的固執的無奈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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