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林：“三位一體”合作經濟改革實踐者｜我們的四分之一世紀

經濟觀察報 記者 田國寶

2025年4月的一天，在北京新華書店總店的新書發布會上，陳林向人們介紹了他修訂出版的新書《“三位一體”服務“三農”：新型合作經濟與普惠金融》。這部書的初稿多年前已經完成，這次系統修訂后正式出版。

在互動環節，來自浙江瑞安農村合作協會的常務理事張升漢舉手發言，回憶了20年前他家鄉參與農村合作改革試點的經歷，也談及近年來瑞安農協資金互助社在現實監管環境中遭遇的困境。

張升漢將陳林的思緒拉回到20年前。2005年4月，在清華大學從事博士后研究的的陳林，通過浙江省委組織部引進，赴浙江瑞安掛職副市長，并兼任市金融工委主任，主持開展了生產、供銷、信用“三位一體”的農村合作經濟改革試點。

對于20年前的那場改革，陳林有自豪的一面，也有遺憾的一面。自豪的是，20年后，這一制度探索仍在不同地區以不同形式延續；遺憾的是，“三位一體”在推進過程中仍面臨諸多不確定。

陳林說，他想要解決的是一個長期存在卻始終未被解決的問題，即農村的融資問題。一直以來，正規的金融機構無法有效覆蓋和滿足農村的融資需求，他試圖在小農經濟和大金融之間構建一座橋梁。

瑞安改革

2005年4月12日，瑞安農村合作銀行掛牌開業。典禮結束后，陳林與銀行管理層及股東交流改革問題。銀行由信用社改制而來，歷史遺留問題集中體現為老社員股金產權界定不清，既影響治理結構，也制約增資擴股。

陳林提出，將合作制部分從銀行體系中剝離，組建農村合作協會，統一托管小額股金；銀行則依托協會發展信用評級和互助聯保機制，以此降低交易成本、控制風險。這一設想，直指當時農村金融“正規機構收縮、農民融資渠道有限”的現實。

改革并未貿然推進。陳林先向當時的市委主要負責人提交專題材料，在獲得支持后，于2005年6月推動銀行董事會和股東大會通過相關決議。隨后，瑞安市政府成立籌備委員會，由陳林擔任主任，成員涵蓋農業、金融、流通、科技等部門，并吸納農民代表參與。

供銷系統、農業部門和金融系統對改革路徑各有考量。陳林選擇從基層試點入手，在馬嶼鎮推動基層合作社綜合試點，并探索信用互助機制。

2006年，浙江省農村工作會議正式提出“三位一體”合作經濟構想。陳林順勢推動將相關內容寫入瑞安市政府工作報告。2006年3月17日，瑞安市《政府工作報告》明確部署建立健全農村金融、流通和科技推廣體系，引導成立“三位一體”的農村合作協會。

2006年3月25日，瑞安農村合作協會正式成立，是全國首家縣市級綜合性農村合作組織，集農民專業合作、供銷合作、信用合作“三位一體”，并明確“三位一體服務三農、條塊交融統籌城鄉”的宗旨。

隨后，瑞安農協與多家銀行建立合作機制，設立信用評級委員會，評級對象逐步覆蓋農戶、合作社和中小企業。改革成效開始顯現，相關實踐先后被省內外媒體報道，并在全國供銷系統會議上交流。

2006年12月，浙江省委在瑞安召開全省發展農村新型合作經濟工作現場會，總結推廣“三位一體”經驗，強調“統分結合”、“三重合作功能一體化、三類合作組織一體化、三級合作體系一體化”，并要求條件成熟地區加快推進。會后，信合聯盟和資金互助社在瑞安起步運行。

2007年以后，改革范圍進一步擴展，同時，部分金融監管部門和系統內機構對改革前景持謹慎態度。陳林在與對方協調時反復強調，合作機制有助于降低金融機構成本，并非替代銀行，而是形成互補。

2008年，陳林主導的瑞安“三位一體”農協模式入選“中國改革開放30年30創新案例”。

2009年，陳林掛職期滿時，協會會員數量突破萬人，資金互助社覆蓋多個鄉鎮。陳林在總結報告中寫道，農村金融改革本質上是一種動態平衡過程，既需要制度創新，也亟須法律層面的穩定預期。

推向全國

掛職期滿后，陳林離開瑞安，調回北京工作。此后數年，他先后在中央研究機構以及省級黨委金融辦任職，工作重心由一線改革轉向政策研究與制度總結，但并未與基層實踐脫鉤。

離開瑞安前，陳林曾反復叮囑當地團隊：“改革尚未完成，要持續跟進。”陳林并非杞人憂天，雖然瑞安模式獲得肯定，但“三位一體”并未立即形成穩定的制度安排，2007年以后，隨著地方人事變動和宏觀政策環境變化，部分地區改革推進節奏放緩，個別地方出現回撤跡象。

2010年起，陳林牽頭組織編纂《新型合作化道路（資料匯編）》，系統梳理國內外合作經濟、合作金融的發展路徑，并結合中國農村實際進行分析。該匯編并非單一學術著作，而是面向政策制定者和基層干部的工作資料，多次修訂后在地方培訓與調研中被頻繁引用。

在理論層面，陳林持續強調合作經濟的“工具性”屬性。他在多篇論文和內部報告中指出，合作經濟并非對市場機制的否定，而是一種在小規模、弱主體環境下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組織能力的制度安排。這一判斷，構成其理解“三位一體”的基本邏輯。

2014年，瑞安模式入選國家治理創新成果。隨后，溫州“三位一體”改革被納入國家農村改革試驗區。2017年間，多部委在瑞安召開全國性現場會，對相關經驗進行總結。制度層面上，“三位一體”逐步獲得更高層級的認可。

與此同時，陳林課題組陸續調研了山東、河南、東北等省份，他在調研中注意到，隨著正規金融資源持續向城市集中，農村金融需求并未消退，反而在經濟周期波動中更加凸顯。一些地方依托互助社緩解融資難題，但其合法性和制度空間始終存在不確定性。

2017年，一號文件首次提出，加強農民合作社規范化建設，積極發展生產、供銷、信用“三位一體”綜合合作。2021年，一號文件進一步提出“開展生產、供銷、信用‘三位一體’綜合合作試點，健全服務農民生產生活綜合平臺”。相關探索開始從地方經驗進入政策文本。

2021年起，遼寧、河南、河北、安徽、重慶等多個省市開展“三位一體”試點。陳林對“三位一體”理論熟稔，也有過瑞安試點的經驗，因而受邀參與多個試點地區的相關工作。

陳林還參與多個相關課題研究，與學界人士共同推動概念界定和制度表述的統一。他認為，若缺乏清晰的制度邊界，“三位一體”容易在執行層面被簡化為部門項目或行政抓手。

堅持與困惑

2019年以后，陳林將更多精力投入基層調研與政策建言，關注重點重新回到資金互助社等合作金融組織的現實處境。在多地調研中，他發現，互助社在緩解農民融資難、穩定農業生產方面仍發揮著作用，但制度環境趨緊，生存空間不斷被壓縮。

2020年后，這一矛盾明顯。部分地區的互助社在資金周轉、互助支持中承擔了“緩沖器”角色，但與此同時，監管尺度趨嚴，部分地方開始要求互助社退出或轉型。陳林在多次研討中呼吁，合作金融既需要規范，也需要與其功能相匹配的制度空間。

2022年，溫州大學成立“三位一體”合作經濟研究院，陳林受聘擔任顧問，繼續參與相關研究與政策討論。

2025年，新書出版后，陳林重返瑞安調研。部分基層群眾反映，資金互助社被要求“市場化退出”，盡管這些組織長期保持較低不良率，但仍承受較大政策壓力。

陳林隨即展開調查，并向有關方面反映情況。“三位一體”合作經濟的另一位支持者原央行行長戴相龍與監管部門協調，相關問題暫時得到緩解。

在每次的調研和交流中，陳林都會強調，當前爭議的核心并非風險本身，而是農村合作金融的制度定位不清晰，部分監管政策采取“一刀切”方式，將資金互助社視為監管負擔甩掉。若合作金融長期處于“非正式”“過渡性”狀態，基層實踐難以形成穩定預期。

資金互助組織是近年農村自發形成的一類互助合作型金融機構的統稱，以吸收社員存款、向社員發放貸款為主要業務。但這一業務在制度和法律層面沒有嚴格的界限，已經有多地合作社的資金互助因涉嫌非法集資被查，至于瑞安農協推動的馬嶼資金互助社，擁有合法金融牌照，也被監管部門要求“市場化退出”。

陳林認為，“市場化退出”必須完全尊重農民的財產權利和合作意愿，縱使部分農民“自愿”退出，其他農民仍然有優先受讓、堅持自主經營的權利。

在陳林看來，“三位一體”并非階段性安排，而是一條需要制度化、法治化保障的長期路徑。信用是“三位一體”中必不可少的一個要素，合作社農民向他反映的資金互助面臨的壓力，不是單一項目的存廢問題，而是基層金融供給結構的現實壓力。

陳林認為，改革具有高度的動態脆弱性，缺乏法律保障的制度創新，隨時可能被邊緣化。“三位一體”改革想要持續下去，需要從制度層面給予保障，不僅是保護合作社的正常運行，也可以對城鄉金融亂象予以規范。監管部門面臨的工作負荷過重是實情，應借鑒國際成功經驗，通過合作經濟的聯合組織彌補行業管理的缺位，不可以“關”代“管”。

（作者 田國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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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國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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