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永浩的“認罪式”坦白，真能免責嗎？

文/謝佳佳

羅永浩在2025年12月30日的“科技春晚”活動中遲到40多分鐘，現場宣布門票全退，隨后深夜發文自曝：因為ADHD（注意缺陷與多動障礙）的關系，發布會沒有一場是彩排過的，全是沒有彩排直接上去硬講。

如果ADHD換藥失敗，或是不能用鍛煉徹底改善體能問題，不會再舉辦這種大型活動了，會害人害己。這場“認罪式”坦白既讓人共情，也引出一個尖銳問題：當個人健康困境成為商業活動的常態，誰來為觀眾的時間、團隊的血汗和行業的信任買單？

羅永浩的深夜自白，的確顛覆了公眾人物完美無瑕的刻板形象。他坦白幻燈片臨開場還需大改，靠藥物和體力硬撐，甚至直言會害人害己。

這種不加掩飾的脆弱，在充斥著人設包裝的輿論場中，如同一股清流。

人們愿意為他的真誠點贊，因為他觸碰了現代人共有的軟肋——在壓力與身體極限間掙扎的疲憊感。然而，正是這種真誠，讓接下來的追問更顯必要：為何長達十幾年，明知狀況卻始終沒有建立一套應對機制？這不是對病人的苛責，而是對職業人的叩問。

ADHD不是突然來襲的意外，而是十幾年朝夕相伴的現實。發布會零彩排不是偶發失誤，而是系統性失范。羅永浩將個人困境描述得如此具體，恰恰反襯出其職業管理的粗糙。觀眾購票，買的不只是聽羅永浩說話，更是對一個商業活動基本品質的信任——準時、流暢、專業。

當這些基礎保障被“我靠硬講”一筆帶過，真誠就成了風險轉嫁的修辭。觀眾損失了時間，團隊承受了地獄級壓力，行業則收獲了一個危險的示范：只要夠真誠，失范似乎就可以被原諒。這種邏輯若被推廣，那么任何商業失約只需一份“認罪書”便可一筆勾銷，市場秩序將蕩然無存。

人情味在于理解，而非縱容。我們完全可以理解ADHD患者面對大型活動的艱難，也敬佩他硬撐十幾年的毅力。但正因如此，更需追問：為何沒請專業主持配合？為何不提前錄制備份方案？為何不對票務條款做特殊說明？

真正負責，不是事后的愧疚退款，而是事前的周全預案。蘋果發布會若因庫克身體欠佳臨時取消，人們會理解，但若庫克十幾年從不彩排、幻燈片臨開場才改，董事會恐怕早已問責。

羅永浩的困境值得同情，但將其困境轉化為消費者和團隊的實際損失，則是一種職業上的“躺平”。ADHD不該是免責金牌，反而應是更嚴格自我管理的提醒，正因為難，才更需要制度性兜底。

這場風波的本質，是以人設為基礎的責任錯位。當品牌與創始人深度綁定，創始人的個性、魅力甚至缺陷都被包裝成產品的一部分。粉絲為真性情買單，企業為人設讓路，職業規范便被悄然架空。

然而，商業世界的根基從來不該是看他多不容易，而是我們能得到什么。羅永浩的坦白是一面鏡子，照見的不僅是個人的掙扎，更是整個行業對“人性化”的誤讀。

羅永浩說會害人害己，說明他深知邊界所在。真正的問題在于，這個邊界本不該由一次尷尬的遲到和退款來劃定。當他說以后不辦了時，聽起來是壯士斷腕，實則仍是個人化的決絕。

更優解應是：建立標準化流程，培養專業主持梯隊，設置應急預案，必要時坦然請專業代講人出場。這不僅是對觀眾負責，更是對自己團隊的慈悲。

當硬講的堅韌遭遇規范的理性，我們終須明白：真誠是溝通的橋梁，但制度是責任的基石。真正的強大，不是帶病硬撐的悲壯，而是直面局限后的智慧選擇。

唯有讓真誠在制度中生長，讓個性在規范中舒展，公眾人物的價值才不會在“害人害己”的嘆息中黯然褪色。畢竟，世間所有的“認罪書”，都不該比“規劃書”更厚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