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李維漢病重，仍記掛一件40年前的往事：王實味問題要搞清楚

1984年李維漢病重期間，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學位委員會委員的溫濟澤專程到醫院探望他。

根據溫濟澤的回憶，他在去醫院的時候，李維漢已經病重垂危，鼻孔里插著氧氣，但見他到了以后，吃力的拉著他的手囑咐：

“王實味……問題，……要搞清楚，……要對他……負責，……對他的……家屬……子女……負責。”

圖|王實味

也正因為如此，在李維漢去世以后，溫濟澤在隨后的幾年時間里，始終不忘收集證據，為王實味平反一事不遺余力的奔走。

至1991年2月7日，公安部做出了《關于對王實味同志托派問題的復查決定》：

“經復查，王實味同志1930年在滬期間與原北大同學王凡西、陳清晨(均系托派分子)的來往中，接受和同情他們的某些托派觀點，幫助翻譯過托派的文章。在現有王實味的交代材料中，王對參加托派組織一事反反復復。在復查中沒有查出王實味同志參加托派組織的材料。因此，1946年定為“反革命托派奸細分子”的結論予以糾正，王在戰爭環境中被錯誤處決給予平反昭雪。”

根據資料記載，王實味是在1942年延安整風期間受到錯誤批判，1947年7月，在戰爭環境中被錯誤地處決。

那么，為何一直到50年以后，才給王實味平反呢？

1

最早提出要給王實味平反是在1981年，是李維漢提出的，當時他已經85歲高齡

在這件事情上，李維漢是親歷者，所以他自然明白這其中發生了什么。

李維漢晚年病重期間，一直致力于寫回憶文章，記述了他從1918年到1964年46年的主要革命經歷，以寫集體的活動為主，適當地聯系自己，在寫到自己的缺點和錯誤時都作了誠懇的自我批評。

在李維漢去世后，這些回憶文章結集出版，這里面有一篇名為《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工作和整風運動》，這里面提到了王實味冤案的情況，其中最后一節“一個冤案”中，李維漢講了自己向中組部提出重新審查王實味案的原因：

一、王實味的問題主要是思想問題，不是敵我矛盾。
二、王實味同托派的關系是歷史問題，不是現實問題。
三、王實味的問題是個人的問題，而不是組織集團進行反黨活動。

以上三點，博得了昔年親歷過此案，并且還在世的部分老同志的肯定，客觀上構成了對王實味平反的根據。

圖|李維漢

了解王實味生平后，也不難看出，王實味不是一個政治家，也不是一個革命家，他的本質只是一個書生。

1906年，王實味出生于河北潢川縣，父親王耔渭（又名王元炳）曾于清同治九年中舉，后來一直在老家從事教育工作，盡管家庭貧窮，但王實味得益于父親的影響，幼年時便受到了很好的教育。

根據資料記載，他6歲上小學，13歲小學畢業（當時小學7年制），17歲中學畢業，整個幼年求學生涯時期均名列前茅，就連老師都夸贊他是“天上的玉麒麟下凡”。

1923年，王實味考上了河南省留學歐美預備學校，可因為家庭經濟緣故，被迫改考取郵務，不過即便如此，在1925年，王實味還是考入了北京大學文院預科。

也是在北大求學期間，王實味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不過很有意思的是，加入黨組織沒多久的王實味便選擇退出。

根據資料記載，王實味在北大加入黨組織后，很快便與負責學運工作的李芬熱戀，組織上質疑王實味不是因為革命加入黨組織，而是因為追求女人，一氣之下，王實味便退出了黨組織。

不久之后，因為經濟原因，王實味再次輟學，加之因為政治原因無處容身。

1930年，王實在上海跟李芬的戰友劉瑩結婚，那時的，王實味一方面對中國前途命運而憂心，另外因為不滿當局，并不見容于各方，整日里憂愁苦悶。

1937年7月抗戰全面爆發后，王實味意識到自己所學還是要報效國家，于是他奔赴了革命圣地延安。

從這個角度看，王實味確實是一個才華橫溢，并且對革命抱有熱情的知識青年。

可問題就是，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毛主席1927年《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光是對革命抱有熱情還不夠，你還必須要深入的、系統的去研究。

在這一點上，王實味做的就要差很多，客觀上來講，這也是他悲劇的根源所在。

2

我之前看了不少有關王實味的文章，其中多數都提到了王實味的性格。比如王實味性格太沖，容易得罪人。

不能否認，王實味是個特別浪漫的人，而這樣一個浪漫的人，在現實社會當中是格格不入的，無論是過去還是在現在。

王實味對世界的認知是非黑即白的，所以在多數時候，他所展現出來的形象就是嫉惡如仇的憤青。

1925年，王實味發表的書信體小說《休息》，就曾明確的展現出來這一點：

“我們青年的使命就是要用我們的力去搗毀一切黑暗的淵窟，用我們的熱血去澆滅一切罪惡的魔火，拯救砧危的祖國，改造齷齪的社會，乃是我們應有的唯一的目標與責任?！?br/>

王實味不僅是堅持這一觀點，同時在生活中也積極貫徹了這一觀點。

對革命，王實味是抱有美好的想象的，這與當時去延安的絕大部分知識青年都一樣，正如我們在生活中，對美好事物的期待，可真正我們接觸到的時候，才發現我們所期待的美好事物并不是真正的完美。

也正如魯迅先生所說的那樣：

“革命不是詩人想象的那么美好，也有污濁的東西?！?br/>

王實味初到延安，被安排在魯迅藝術學院任教，不久調入馬列學院編譯室，翻譯了《馬恩論叢》中的《價格、價值和利潤》與《德國的革命與反革命》，以及《列寧選集》的部分篇章。短短四年時間，他就個人（或同他人合作）翻譯了近200萬字的著作。

盡管在延安期間，王實味因為性格原因，與很多人關系都談不上好，但總的來看無傷大雅。

不過，隨著在延安生活日久，王實味漸漸發現，延安并不是那么“完美無缺”。

1941年7月，馬列學院改組為中央研究院，王實味被調至中國文藝研究室，因其文學與翻譯成就，被任命為特別研究員。

也幾乎就是在同時，延安以及各個抗日根據地開展了整風運動。

毛主席之所以要發起整風運動，主要是有兩點：

一、徹底杜絕王明“左”傾教條主義思想以及抗戰時期“右”傾錯誤對黨的工作的影響；
二、皖南事變的發生，毛澤東開始思考如何盡快改變與共產國際的關系，從思想根源上破除將共產國際指示神圣化和教條化的氛圍。

也是在這段時間里，王實味用他敏銳的筆觸和批判的精神，發表了一系列引發爭議的文章。

1942年4月17日，王實味在在《谷雨》雜志上發表了題為《政治家、藝術家》的雜文，提出藝術家應揭露社會陰暗面，與政治家的職責形成對立。

同年3月13日和23日，王實味又在《解放日報》副刊發表了總題為《野百合花》的四篇雜文，以犀利的語言批評延安的一些現象。

應該指出的是，王實味當時對延安一些現象的批評，并不是無的放矢，我們應允許批評，客觀分析。可問題就是，王實味對一些小范圍內的客觀現象，故意采取夸大事實的描述形容，這么一來也就使得事實失去了客觀性。

圖|溫濟澤

溫濟澤后來回憶這段往事時也稱：

延安不是沒有缺點，對缺點是可以而且應當批評的。但是王實味從極端民主、絕對平均主義的觀點出發，用夸大事實、冷嘲熱諷的語言把某些機關在節假日組織的文娛晚會，說成是延安“歌囀玉堂春，舞回金蓮步的升平氣象”，與“當前的現實”“不太和諧”。把干部待遇上的某些差別，夸大成“衣分三色，食分五等”，說成有個“干部服小廚房階層”；把在戰爭環境極端困難情況下偶爾發生的事情，說成“青年學生一天只得到兩餐稀粥”，“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湯”；把個別干部的某些官僚主義，說成“到處烏鴉一般黑”，“下對上感覺他們是異類”，在延安生活里缺少“人對人的同情心”；還把政治家和藝術家對立起來，說什么藝術家的主要任務是“揭露一切骯臟和黑暗”

嚴格意義上講，延安確實存在王實味文章里所說的情況，但都有不同程度的夸大。

王實味的文章猶如一枚重磅炸彈，在當時的延安引起了轟動，引起了一批來延安的知識分子的共鳴，這些人后來也陸續寫了一些文章，揭露了延安存在的種種情況。

像丁玲在1942年3月9日刊登在延安《解放日報》第4版的《“三八節”有感》，就談到了當時延安的兩起“陳世美”式的離婚案件，為丈夫做出了巨大犧牲的妻子被丈夫以“落后”為由將其離異，另結新歡。諷刺紅軍老干部找老婆，諷刺高級女性干部配有保姆，還去跳交際舞，諷刺男性對女性評頭論足。

客觀來講，《“三八節”有感》這篇文章本質上是立足現實，是講要對女性充滿人文關懷，然而因為文章中一些具體事例，指向性特別明確，在當時觸動了不少人的敏感神經。

圖|李維漢《回憶與研究》

1942年3月18日，中央研究院召開了全院整風動員大會，時任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李維漢（當時代管研究院）親自主持了會議。

李維漢在這次會議上重點強調了風與檢查工作的重要性，提出領導作風與個人思想并重、自我解剖等原則。

可在會議期間，王實味認為整風應重點針對領導人，提出“絕對民主”，甚至要求全體整風委員會成員由民主選舉產生。

王實味后來在研究院墻報《矢與的》上發表《我對羅邁同志在整風檢工動員大會上發言的批評》和《零感兩則》等文章。他的這些言論不僅引起了研究院的轟動，也引發了延安的轟動。

不僅如此，國民黨當局特務機關還利用王實味的文章作為攻擊中國共產黨和陜甘寧邊區的宣傳材料。

“中共……歌贊延安是革命的圣地……然而……在陜北，貪污，腐化，首長路線，派系交哄，‘歌囀玉堂春，舞回金蓮步’……的情形之下，使為了抗日號召跑向陜北的青年大失所望，更使許多老共產黨員感到前途沒落的悲愁?！?br/>

王實味的文章雖然針砭時弊，有振聾發聵的作用，但在當時卻是忽略實際的。

中國那時正處于內憂外患之際，在強調團結為基礎的環境下（毛主席發起整風運動，目的也是為了同統一思想，強調團結），王實味公然挑起了對立的情緒，引發各方面的爭執，是不利于團結的。

當時在延安，隨著王實味的文章發表，部分老干部與知識分子之間對立現象愈發嚴重，知識分子嫌老干部沒文化，作風不民主，對上卑躬屈膝，對下頤指氣使，老干部嫌知識分子嬌氣，吃不了苦。

據說毛主席提著馬燈，花了一個晚上的時間看了王實味發表在《失與的》的板報，意味深長的說了一句：

“思想斗爭有了目標了?！?br/>

毛主席后來還授意胡喬木給王實味寫信，指出他的《野百合花》的錯誤。

延安的《解放日報》為改版一事召開會議，當時從晉綏前線回來的賀老總也參加了會議，還在會上說了一句很重的話：

“我們軍人在外面浴血奮戰保衛延安，結果你們文人卻將延安批得一文不值，這也黑那也黑，那我們還保衛個什么勁？”

也是在這次會議上，賀老總、王震還專門批評了丁玲的《“三八節”有感》，據胡喬木回憶，賀老總對丁玲說：

“丁玲，你是我的老鄉呵，你怎么寫出這樣的文章？跳舞有什么妨礙？值得這樣挖苦？”

一時間，丁玲被推到風口浪尖上，后來不得不做出檢討：

“這篇文章是篇壞文章......主要不對的地方是立場和思想，我只站在一部分人身上說話，而沒有站在全黨的立場上說話。文章里說的一些，并不占主要的缺點，又是片面地看問題，直指出某些黑點，而忘記肯定光明的前途......我知道，這最多也是一個正確認識的開端，我應該牢牢拿住這鑰匙一步一步地腳踏實地地走，前邊還有九九八十一難在等著我呢！”

不過即便如此，因為《“三八節”有感》所造成的風波仍沒結束，甚至波及了丁玲的后半生，這也就都是后話了。

3

1942年5月27日，為了糾正王實味文章造成的不良影響，中央研究院召開座談會主題是“黨的民主與紀律”，目的是糾正極端民主化偏向，把整風引向正軌。座談會到6月11日結束，一共開了16天，其間開了14次大會。

根據溫濟澤文章稱：

“從會議開始，康生就插了手。更準確地說，是抓了領導權。”

康生原來在中共駐共產國際工作，1937年回國1939年起擔任中共中央社會部部長、中共中央情報部部長等職。

整風運動期間，康生任指導整風運動的中央總學習委員會副主任兼中央直屬機關總學習委員會主任。

一開始，給王實味的定性還只是思想上有問題，可隨著康生介入以后，事情便急轉直下了，說王實味“不單是思想的錯誤，還是政治上的嚴重錯誤”。

會議開到第六天，有部分同志揭發稱，王實味說過托派理論有些地方是正確的，“蘇聯對于季諾維埃夫叛國案的審判是可懷疑的”，“中國大革命的失敗，共產國際應負責”，“斯大林的人性不可愛”等等。還有人說王實味1930年在上海曾與托派分子王凡西、陳清晨（陳其昌）有過來往，幫助他們翻譯過托洛茨基《自傳》中的兩章等等（這是王實味自己向黨組織交代過的）。

會議開到第九天，王實味就被扣上了“托洛茨基分子”的帽子。

應該指出的是，當時主持會議的李維漢已經察覺到了不對勁兒，認為對王實味的定性有些過，于是在會議最后一天說了一些婉轉的話：

“王實味還有最后的機會從反革命的茅坑里爬出來?！?br/>

李維漢的話是響應毛主席對整風運動的主旨、方針——“懲前毖后，治病救人”。

可李維漢的話不管用，因為康生已經下定了決心，要“擴大戰果”，使“斗爭深入”。

1942年七八月間，康生采取迂回的辦法，要求中央研究室追查成全（陳傳綱）、王里（王汝淇）夫婦與王實味的關系。

本來幾人之間僅有普通的往來關系，被康生這么一攪和，就此變了味兒。

王實味、潘芳、宗錚、成全（陳傳綱）、王里（王汝淇）被打成了“反黨五人集團”。

1942年10月23日，中央研究院黨委會決定開除王實味的黨籍，并認定他是“隱藏在黨內的反革命分子”，從1929年開始就參加了托派活動，而且始終未停止。

對于這個結論，王實味表示強烈的反對。期間王實味曾失蹤，第二天被人發現在中組部，他跪在地上，哭訴自己沒有參加過托派。

三天后，即10月26日，王實味承認了自己的錯誤，并遞交了書面檢查，承認自己過去一直以來就“有濃厚虛無主義傾向”，“小資產階級病態的憂郁性”和“極端頑強的自以為是”。

王實味還在檢討中提出，希望能把開除黨籍的處分改為“停止黨籍半年”，“保證今后一定會改造自己成為一個較好的黨員”，也希望組織上幫助他“能夠早日恢復黨籍”。

不過，在康生影響下，王實味的這一想法沒能實現。

康生從1937年回國后，就一直以“反托洛茨基英雄”自居，按他的說法稱“托匪和敵特（日本特務）、國特（國民黨特務）是三位一體的奸細”。

1943年4月，康生下令將王實味逮捕，并查出王實味1927年在國民黨中央黨部當過3個月文書，于是王實味又被扣上了一頂“帽子”——“暗藏的國民黨特務”

此后，王實味被長期關押并繼續接受審問。

1947年2月，胡宗南大舉進攻延安，在這樣一個環境下，部分在延安的干部陸續撤離延安，當時王實味也跟隨中央社會部組成的一個大隊撤到了晉西北的興縣，被關在晉綏公安總局審訊科。

同年六七月間，國民黨軍兩次派飛機轟炸興縣，晉綏公安總局審訊科被炸塌，大部隊撤離之前，為了減輕負擔，晉綏公安總局經請示康生同意后，當天晚上將王實味處決。

4

對王實味被處決這一情況，毛主席是很不滿的，后來甚至還說過：

“你還我一個王實味。”

王實味被處決，也違背了毛主席“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則。

毛主席雖然認為，王實味的文章說了一些很過分的話，但充其量就是思想上有問題“個別比較嚴重的就是王實味這個同志，他的思想是比較成系統的，似乎壞的東西比較更深一些”，一開始毛主席在政治局開會期間，也只是把王實味稱為“落后分子”。

一直到后來，王實味“托派”的身份“被坐實”，毛主席才明確在中央會議上贊同意見：

“現在看來，王實味的有系統不是偶然的，這個人多半是有組織的進行托派活動，抓住時機，利用矛盾，進行托派活動，向黨的進攻?！?br/>

不過，在1950年7月，毛主席在給陳傳綱復信時，又明確指出：

“五人反黨集團問題并無具體證據，似應予以平反?！?br/>

很遺憾，當時毛主席的這個指示并未落實下來。

應該指出的是，當時在延安也有不少人認為，對王實味的定性太重。

圖|李維漢與毛主席

比如時任延安中央研究院黨委書記的李言，他始終認為王實味發表了一些有錯誤的文章，說了一些錯話，是思想問題。

也因為這個原因，李言后來參加中央社會部的一個會議時，還被康生狠狠批評：

“什么‘熱情’？是反革命的‘熱情’！你的無產階級立場哪里去了？”

溫濟澤在去延安之前，有過好幾年的地下黨工作經驗，在復旦大學任共青團支部書記時還曾被捕過，按他的說法，他怎么看王實味，都不像是一個壞人，但囿于組織上已經做出了決定，無奈只好按服從組織的原則相信了康生的話。

一直到后來，康生的真實面目被揭穿以后（1980年），才有人提出要為王實味平反。

李維漢當年在中央研究院是領導了反王實味斗爭，然而也因為說了一些客觀公正的話，引起了康生的不滿，后來他就沒有再介入其中。

對李維漢來說，王實味的問題一直是他的一塊心病。

1981年7月，在京的原延安中央研究院的老同志在北京召開延安中央研究院創建40周年的座談會，會上有人提出應該對王實味的問題進行復查，立刻得到了與會的李維漢響應。

事實上，在此之前，李維漢就寫了份建議遞交給中央組織部（就是開頭我們提到的那部分），提出了復查王實味問題。

1982年2月，中組部在接到李維漢的建議后，作出了《關于潘芳、宗錚、陳傳綱、王汝琪等四同志所謂“五人反黨集團”問題的平反決定》：

“毛主席1950年7月在陳傳綱同志的信上曾明確批示：“五人反黨集團問題并無具體證據，似應予以平反。”但未能具體落實?！拔幕蟾锩敝校麄儙讉€人受到沖擊和迫害。現決定對潘芳、宗錚、陳傳綱、王汝琪四位同志參加所謂“五人反黨集團”的問題，予以正式平反，推倒強加他們的一切不實之詞，撤銷對潘芳、宗錚兩同志的處分，恢復名譽?！?br/>

按說“五人反黨集團”的問題已經被否定，給王實味的平反也應該進入議事日程，可隨后的一個意外卻打亂了這個安排。

1980年，王凡西（中共托派老一輩兒領導人）在他的回憶錄《雙山回憶錄》中寫了這樣一句話：

“在中共統治區內，一些自動前去參加工作的托派（例如王實味等），遭到了無情的斗爭，并最后被殺害了。”

王凡西這句話，無疑坐實了王實味“托派分子”的帽子，導致了為王實味平反的工作陷于停滯。

一直到1985年，王凡西在香港《九十年代》月刊上發表了題為《談王實味的“王實味問題”》一文，對他和王實味的關系進行了說明，這其中也包括了對他的回憶錄中“參加工作的托派（例如王實味等）”做的注解：

“這句話說得不甚確切?！鯇嵨杜c陳其昌和我有過長期較密切的關系，雖然他思想上受過托洛茨基某些意見（特別是文學方面的見解）的影響，但他始終不曾參加過中國托派的組織。我們可以說王實味曾經是托派的一個同情者，卻不能說他是托派分子?！?br/>

王凡西的文章，客觀上消除了對王實味平反的障礙。

1986年8月，中共中央文獻研究會編輯出版了《毛澤東著作選讀》(上下兩冊)，書中《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的講話》中有個地方提到了“王實味”，當時編輯人員在廣泛調查后，還向溫濟澤征求建議，并最終做出如下注釋：

“王實味(1906～1947)，河南潢川人。翻譯家，還寫過一些文學評論和雜文。曾在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藝研究室任特別研究員。關于他是暗藏的國民黨探子、特務一事，據查，不能成立?！?br/>

1988年3月4日，溫濟澤再次給中央寫了報告，要求為王實味平反，當時中組部將這份報告批轉給了公安部，并與公安部配合密切調查了王實味生平，期間還同溫濟澤有過接觸，前后歷時數年。

1991年2月7日，公安部正式做出《關于對王實味同志托派問題的復查決定》，為王實味平反。

王實味獲得平反后，公安部還派了兩人將《復查決定》送到了他的夫人劉瑩手中，劉瑩那時已經是85歲高齡，在聽到消息后，激動地熱淚盈眶，還把公安部給予她的慰問金全部捐給了湖北省十堰市文聯。